第二章 唐代士族社會的統治理念及其失效
第二節 士人政治衰退與中唐國勢的陵替
不過即令是此種對公論的現實期許，隨著中唐乃至唐末士人因國勢之漸削而 日益有苟安姑息之意，又因不治事而使事益不治的惡性循環，導致最終在事實上 也落了空。當自覺在政治上可作為處不多時，便難有成就感，保持責任感乃更不 易。如此便很難期待士人能不顧眼前利害而銳意於論事取才經營世務。這是歷代 偏安政權常見現象。又唐代士人的精英性質強烈，國家本已不重制度性的培育教 導人才，而偏於令有高度自由裁定權力的君相主司參照時論以選拔既有人物。一 旦國家政治力量衰退，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渠道便易阻塞，在中央的士人代表性 下降，此又更易使之帶上封閉色彩而限制其眼界。則其漸置度外的地方社會亦會 自有其新生領袖，其風尚好異皆將不與舊士族同。所謂教化當自貴者始，少數貴 者能導致風行草偃，鎮伏氓庶的理想，乃愈成空言甚至笑譚。此一趨勢若要追溯 其源，乃可至於玄宗朝。太平極盛的局面下，內益重而外益輕，士族放棄其鄉里 而遷葬定居中央兩京的現象，今人可由察考墓誌而知。時人謂「自天寶以還，山
163 如果這是唐中後期士人對政治的普遍看法，則難怪禪僧要說「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了。見《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徑山論出家條，頁 40。又錢穆論此局，則上推至漢 末說「遠從東漢以下，朝廷博士制陵替，社會又無自由講學之風，學術限於門第，於是轉由佛家 起來擔當社會人文教化之職責。唐代更是如此。聰明有智慧的人，多有志出家做和尚，尋求究竟 人生，看不起政治事業，認為談政治只是第二義。」〈王荊公的哲學思想〉，收於《錢賓四先生全 集》第20 冊，頁 63。
164〈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樊川文集》卷九，頁144-145。
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165另一方面，則將國家武力的重心置於邊境之 上：
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
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
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
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 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
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
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 積，罄為祿秩。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 勢強既如此，朝庭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 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
事理不得不然也。166
故而軍權落入專在行伍間的武人之手，乃玄宗開元後期以至安史之亂爆發之間勤 於遠略的開邊政策所致。舊唐書李林甫傳：
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 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
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 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 族即無黨援。」帝以為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 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為亂階，由專 得大將之任故也。167
165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附註所引唐人墓誌，收入《中國中古社會史 論》，頁336。
166 《通典》卷一四八，頁 3780。
167 《舊唐書．李林甫傳》，頁 3239-3240。
其說專歸罪林甫固未盡允，今人黃永年亦提異議，認為是「高門貴族到中央有更 好的出路，不願在邊境長期擔任節度使，而要鞏固邊防，節度使又非久任不可，
這只能用寒族、蕃人」。168但無論如何，此一國策確實造成了士人開始脫離政治 實務之肇端，169而自安史之亂天下兵起，更使士人發言權力縮減。170本來「安平 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171 也是正常，而唐皇室傾向信任宦官為其 最直接的代理人掌理禁軍的體制似也是可適應現實局面的，畢竟宦官寄生於皇 權，較之職業武人多少可信。故禁軍武力與江淮財賦的結合，也令唐室又支持了 上百年。但唐中後期黃巢之亂以前的局面雖似小康，其常與藩鎮妥協，即已很高 程度規定了政治的格局，少有令經術之士施其經略之餘地。朝廷與河北為首的拒 命藩鎮間的關係始終不穩定，故傳統史家常以「姑息」指稱中唐以後政局，而這 一語彙往往是負面意味居多，也不僅止於對待強藩的態度。舉一例以明之：
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 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 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172
此人在憲宗初，為李吉甫彈治而去。其後文宗朝初政時韋處厚上位整頓吏治，猶 以為口實：
堂史湯鉥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173 可見其影響。若小吏亦須姑息不敢治，則宰相尚有多少權威可言？
168 黃永年，《唐史十二講》（北京：中華，2007），頁 87-88。
169 或有人以文武分途乃專業化為說，則請注意本來出將入相者也並非以個人武勇而為將，而往 往將戰鬥本身交與純粹武人。所以推崇儒將不僅是因其韜略，更因文人往往有儒家教養，受忠君 愛國的教導。如一定要用近代觀念來比附士人的出將入相，這與其說是文武不分，不如說是確保 軍隊之國家化。在士人政治理念佔據優勢之後，傳統時代的武人如專以武事為業，則往往意味著 沒有教養自成氣類而易與士人隔閡。
170 又或者學者可以分析唐初的種種政制，如府兵均田等皆已到廢壞衰朽，當改弦更張的時候。
但在中唐以下的變化中，唐國家顯然處於被動地位，遠大於開創新局。本文意不在主張唐初各種 具體制度可以永續不應破壞，但制度的改變不一定意味原有統治階級必定失其地位。就此而言，
不能說士人無責任。
171 《通典．選舉典》卷十七，頁 415。
172 《舊唐書．鄭餘慶傳》，頁 4164。
173 《舊唐書．韋處厚傳》，頁 4675。
概觀中唐以下政局，代德兩朝的姑息混亂，在憲宗時得到了一時的緩解。穆 宗朝時雖河朔復亂，朝議猶在主用兵的裴度身上，他彈劾以元稹為首的反對者，
便要求朝廷公議：
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 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 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 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噎日月。
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
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 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結果是「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先略示妥協之後：
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 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
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 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
蓋欲罷度兵柄故也。174
最後河朔終於得而復失，決不只是唐中央的兵力不足，也不只是河北武人兵驕卒 悍無以制之。憲宗平淮西，不也連年用兵，鍥而不捨，終於制服了此一悍藩？而 兵戎方息，唐之君臣為治之意便衰。憲宗已被史臣稱為「及其晚節，信用非人，
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175穆宗更是遊宴無節，且樂聞臣下與之同風。通 鑒載穆宗初政與給事中丁公著的對答：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
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
174 《舊唐書．裴度傳》，頁 4423-4424。
175 《新唐書．憲宗紀》贊，頁 219。
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
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176
如可謂在玄宗時的遊宴是居安忘危的話，安史亂後公卿大夫的此類行為恐只能說 是逃避現實了。可見此時雖猶有胸富經綸，能集時望於一身的人物如裴度，如無 君主信任給予強力之領導地位，則影響作用仍甚有限。
這時如借用前引劉禹錫的話來形容，或可說是「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 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
的時期。穆敬二帝非求治之主。而到文宗時正是黨爭最烈的時候。文宗於太和六 年時問宰相牛僧孺以何時致太平，僧孺則以低標準回應之：
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 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 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177
前一年范陽發生副兵馬使楊志誠逐其節度李載義的事件，牛僧孺的建議是：
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 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 必計其逆順。178
問題是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無故被逐，竟以「不必計其逆順」
而輕輕抹煞了。不喜無故用兵，在有爭議的維州問題上袒牛貶李的司馬光對此種
而輕輕抹煞了。不喜無故用兵，在有爭議的維州問題上袒牛貶李的司馬光對此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