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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人政治的特色:流品與名教

第二章 唐代士族社會的統治理念及其失效

第一節 唐代士人政治的特色:流品與名教

前節已對士人政治之理念作了簡單說明。但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還須要作 一些回顧,以明確重心所在及歷史背景。是以在真正開始進入宋代之前,本章先 請對唐代的政教作一概觀。唐與宋雖在時間上有著先後相承的關係,但卻常常被 拿來做為中國史上兩種不同發展方向的典型對照。表現在政治上,唐人的現實 性、貴族氣息與宋人的理想性、平民風格的對比是早經學者指出的。64如余英時 對唐代士人門第與寒士意態之不同及此種階級差距造成唐宋士風不同,已有很好 討論。65但本文試圖將討論的範圍再放寬一些。首先要指出的是唐士族門第階級 觀念很重,如唐初修氏族志的情形:

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

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 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 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 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 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 甄敘,皆號此書為「勳格」。66

憲宗朝士人韋貫之的表現:

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

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 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又其為相時:

64 參錢穆《國史大綱》,頁 794-796。

65 參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台北:允晨,2003),頁 290-298。

66 《舊唐書.李義府傳》,頁 2769。

貫之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67 到了晚唐,時相曹確諫懿宗不當官伶人,仍說:

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 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 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

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 之官。」68

相對來說其後如明代人的流品觀念就寬鬆多了,清人筆記有:

明木工蒯祥,吳縣人。父福,能大營繕,永樂中為木工首,以老告退。祥 代之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建三殿。天順末,作裕陵。成化間,委任 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遷左侍郎,食一品俸,贈祖父母,蔭二子:一 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又有陸祥,以石工官至工部侍郎。徐興祖、

井杲,竝以廚役官至光祿卿。杜安道、洪觀,竝以櫛工官至太常卿、禮部 左侍郎。蔡春、王興宗,竝以皁隸官至布政使。顧羾以巫師官至太常卿。

其餘以醫卜相術官顯位者甚多。69 可為對比。

而以世族為宰相,又曾編纂《通典》,意見頗具代表性的杜佑論梁武帝用刑 優假朝士而急於庶人事時,更是一副理所當然的口氣說:

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 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冤,如摧茂林薙翹秀,或覩其瘳瘁,則

67 《舊唐書.韋貫之傳》,頁 4173-4175。又其類似表現尚有同傳:「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 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

其事遂寢」。這類事跡固不可全以階級觀念解釋,然若謂之與社會地位無關亦恐未是。

68 《舊唐書.曹確傳》,頁 4607-4608。

69 吳翌鳳,《遜志堂雜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癸集,頁 143。

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 蹂荒蕪,未覺其彫殘,乃鮮嗟嘆之議。

大陸學者評為「這種階級偏見已經到達荒謬的地步了」。70且不說這是否為荒謬 的階級偏見,但可以想像的是,持如此見解者對現存社會等級制度的安排狀況不 太可能有什麼質疑。故朱子說杜佑另一部著作,可說是通典節要的理道要訣是一 部非古是今的書,誠是一針見血之論。71

再以中唐以關心社會聞名的詩人元白二人為例,他們對於流品較不嚴密而復 古熱情強烈的漢儒教化理念也未必認真。元稹便曾對憲宗上言主張教育皇室之意 義遠重於啟蒙一般百姓:

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 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72

而白居易在其為揣摩時務而作的策林中,雖也有一篇是主張看重教化的,但卻未 見推展教育的具體意見,恐怕也是與元稹觀點類似的。其實以中唐以前社會條件 而言,便是開設了學校,其對象恐也以衣冠子弟為主。而世族大姓,理論上代表 了各地方的精英:

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 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

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73

首節曾提到,安史亂後楊綰建議廢進士,而復鄉舉里選,贊同者則指出了:

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

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

70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點校前言頁 6。事實上這不只是階級偏見,而更是對 既成社會秩序的擁護。此可合杜佑對被秦始皇所坑之儒的看法而觀之。據說「杜佑以為:儒者不 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錮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為戒」而為朱子所譏。朱熹,

《朱子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卷七十一,頁 3539〈記旌儒廟碑陰〉語。

我們看到用心於理道的杜佑見解尚且如此,對於唐末士人看重上下關係與既得利益遠甚於自身統 治能力之講求,便也用不著太驚訝了。

7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6 歷代三,頁 3250。

72 《舊唐書.元稹傳》,頁 4329。

73 《新唐書》卷九十五史臣贊,頁 3843。

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

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74 可見其教化目標的限定是很明確的。取士雖未必僅限於衣冠,但教養造士之意顯 然並不強烈。而即是此議也未能實行。白居易作詩求「老嫗能解」並不意味著他 有意啟蒙大眾,這一點從他對文學作用的看法可見。策林中有兩篇關於這方面的 討論。一是議文章,一是採詩。對照一讀,可知他的通俗作品目的是要疏通上下 情感,補察時政:

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 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缺者補之,人之憂者 樂之,勞者逸之。75

而至於振興斯文,使皇家文章同風三代,那就是士人的工作了。76

唐代政府承繼前人而費大力氣編纂的禮典,也多半是為了施於朝廷廟堂乃至 鼎食之家定上下之分所用,和一般民間日用缺少關聯。77是以歐陽修要說: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 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 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 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 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 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 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

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

然而此種禮意自秦漢以下便喪失不傳:

74 《舊唐書.楊綰傳》,頁 3434。

75 《白居易集》(台北:漢京,1984)卷六十五策林四,頁 1370〈採詩〉。

76 《白居易集》卷六十五策林四,頁 1369〈議文章〉。

77 這種差異,比較通典禮典序文和漢書禮樂志便可有印象。又錢穆論通典所記喪禮制度,也說 過「到了宋朝以下,中國大門第沒有了,不需要這樣繁複細密的喪禮制度,所以連宋以後人,都 不來研究這一套」。可見其貴族性。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1974),頁 189。

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 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

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 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唐禮便是自漢以來歷代累積的大集結,故:

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 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78 當然這等看法是一般唐人所不會認可,乃至不會想像到此。前文提及杜佑是今非 古,這也是杜佑本人所自承: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樸質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

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79 他更直截的則說: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寧。陪臣制諸侯,諸侯陵天子。

人斃鋒鏑,歲耗月殲。自秦氏罷侯置守,兩漢及有隋、大唐,戶口皆多於 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人而樹君司牧。語治道者,固當以既庶且安為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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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更是直接否定了三代的美好想像。《宋史.道學傳》對三代盛時的描述,可以 借來形容唐人對其社會格局的自我感覺:

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

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

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