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的士人自覺運動
第三節 士人清議與黨爭
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 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552
這些描寫或者有些美化的成分,但將政治給道德化,成為人生志業的生活方式,
其感染力無疑是極強烈而可取代佛道成為士人精神寄託的。553錢穆謂之「秀才 教」,確是貼切形容。
第三節 士人清議與黨爭
本節首先仍請以范仲淹作分析的起點。之前提過范仲淹振作士風的主要作為 之一,便是其以身作則,以疏遠小官立朝而昌言天下之事,致三度貶斥:一是為 了仁宗與太后間的禮儀問題。二是為了仁宗廢后問題。三是為了指斥宰相呂夷簡 之施政。其「前後三光」的經過,引時人之筆記記述如下: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踐 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
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
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
550 《范仲淹全集》,頁 180-181。又據年代,本文所提及官歷及孫子之名,可知這位謝公就是謝 濤,謝絳的父親。《宋史.謝絳傳》有其事跡,頁9842-9843。
551 又可參《澠水燕談錄》卷二,頁 20。
552〈尚書度支郞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歐陽修全集》,頁339。
553 歐陽修有美化士人行為動機及結果的傾向。舉一例子:晏殊病重,仁宗欲往視,而晏家人以 皇帝探大臣病,例攜奠禮,忌之不願受。而歐陽作晏殊神道碑,乃解釋為晏殊不願「以疾病憂吾 君」。《默記》卷上,頁13。
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
「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 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554
其中後面二次都和呂夷簡直接間接有關。范呂之爭,乃是宋代史上一段著名公 案。史家已指為「自是朋黨之論興矣」。555而後來慶曆新政掀起的朋黨爭議,更 是巨大。不避朋名,積極鼓吹君主應「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被視為 可代表北宋黨爭特色的歐陽修朋黨論,便是為此而作。這是已廣為學者所知的。
然而這裡我們可以指出一件或者不太受人矚目的事來:即在范仲淹第一次進言被 貶時,我們已可看見他已對日後的黨爭有了預期。他在寫給舉薦者晏殊的信中提 出「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一是危言危行,相信「王道正直,何用曲為」者;
一是苟安取容,認為「人生安樂,何用憂為」者。「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
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危言危行看似非遠害全身之道,但若「使搢紳 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此處沒有明 白的使用君子小人字眼,然而他所謂的二黨,明顯的與後來歐陽修所說的君子之 朋與小人之朋有可以對應的關係。556
值得注意的是,由今天的眼光看來,在此時他似乎並沒有像後來論呂夷簡時 的明確「交戰」對象。當然,我們可以作一些揣測。比如說,可能是附和或坐視 太后踰越禮制的士大夫。不過這無關宏旨。在此,大概可以籠統的說是宋朝還想 不到辦法加以改變的晚唐五代以來隨著唐朝政教之衰頹委靡而形成的對己身社 會地位和隨附而來的責任懵懂不甚為意,專以保身固位為事的士人風氣吧。557受 此種風氣薰染的士人,雖未必是大奸大惡足當小人之稱者,然而事情很難走中間
554 《續湘山野錄》,頁 77。
555 關於范呂黨爭的簡要介紹,可參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香港:新亞,1963),頁 142-153。
556 〈上資政晏侍郎書〉,《范仲淹全集》,頁 235。
557 此所以歐陽修《新五代史》要痛斥貶絕馮道。蓋馮道雖未必有如此惡劣,且其作為與既成的 時局關係密切,不能盡要他負責。就此點而論,是比王衍可恕多了。但他不但不如顏之推般表示 處亂世不得已之意,反而表現出不以為意,甚至理直氣壯的態度。他或者自有其一套負責任的方 式,但其成為隨波逐流者欣慕藉口,亦無可否認。
路線,要一新士論,建立明確是非標準,往往不得不鮮明立場而提出高要求。如 此一來意見不同者的對立勢不可免,說范仲淹早已預見黨爭的爆發,當非穿鑿附 會。
這裡有需再加說明的。前節已經提到了老成持重清靜無為的態度在宋初條件 下的合理性,而范歐諸人能夠比較容易的進入中央受矚目的位置,發言能夠受注 意也和宋初以來效法唐治所培育出的先輩士人之識鑒雅量,關係不淺。范仲淹居 喪而上書執政,便得到了王曾的欣賞而令晏殊舉為館職。558歐陽修為尹洙作墓誌 也提到了:「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559本來慶曆時興起的 一輩新人對於宋初政治社會風氣雖致不滿,但並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對其前 人毫無肯定的。與他們所敬仰的前輩人物比較,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因應 時局變化而在政治意見上與可能是賞識他們甚或推薦他們的前輩產生剛柔不同 的對立。這可能是手段上的,而不一定是本質上的問題。即以用人方式而言,雖 不尚名而能公正運用人事不結黨派之私的前輩,是范歐等人不吝表示敬意的。據 宋史所載,王曾和范仲淹有過如下的對話: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
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仲淹服其言。560
與此例有些相類而手段更為圓滑者,則有李昉。宋史載:
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
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
558 此事見樓鑰所編年譜天聖六年。又據年譜所引,他在二十出頭時,便已受姜遵的賞識。而薛 奎在范仲淹名位尚微時,便以公卿許之(見《宋史.薛奎傳》),後來又欲以女妻歐陽修。見嚴杰
《歐陽修年譜》(江蘇:南京出版社,1993),頁 53。歐陽修與王曙之間則有如下一段佳話,《宋 史.王曙傳》載:「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 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 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頁9633)。
559 〈尹師魯墓誌銘〉,《歐陽修全集》卷二十八,頁 432。此事可參前註。王曙「為樞密使,首 薦修等,置之館閣」。其中便有尹洙。
560 《宋史.王曾傳》,頁 10185。
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
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561
又歐陽修為王旦作神道碑銘,亦對其政治作風極口稱美說: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公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其後公薨,史官 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562
又,能夠臨事持正忠於職守者,自亦有人。並非只有范仲淹才敢冒犯太后。請略 引史文以證之:
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 色孤立,無所回撓。563
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李)迪、(王)曾正色危言,
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 社稷臣,於斯見之。564
范仲淹的推薦者之一晏殊,也曾因得罪太后而貶官。既然如此,范仲淹有何特出 之處呢?首先,這些人都至少是參知政事或副樞密使,也即所謂兩府大臣的層 級。在身分上與仲淹等人明顯是不相侔的。而稍早的官位與范相近的田錫王禹偁 等,則沒有或無法聚合大量支持者,造成如范被貶時所謂前後三光的聲勢。565故 欲論范仲淹之直言諫諍之特點,不可忽略其未居樞要士人自相結合,是非朝政之 性質。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試圖重建清議的力量以影響政治的方向。
此處或使讀史者萌生疑念:如果其時宰相稱職,能依公道為政,則范仲淹等
561 《宋史.李昉傳》,頁 9138。
562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歐陽修全集》卷二十二,頁 346。當然此碑銘乃奉詔而作,有 美辭是意料中事。但歐陽本就不主張一味妄改,而會欣賞執要而寬簡的治術,這也是事實。可見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又,本文收入其自選的《居士集》中,可見並非違心之言。又 改革派領導者並非只為改而改,即王安石也不主張在未有更好方案前,為一時小利而興作。且歐 陽愛才薦士,也並不是好出鋒頭,施恩望報。晚年蘇東坡見他提到所舉人意見不合時,他也只自 責並不怪人可知若人才能出頭,他也不會去計較方式為何。
563 《宋史》史臣論,頁 9640。
564 《宋史》史臣論,頁 10192。
565 在他最後一次被貶時,蔡君謨所作的〈四賢一不肖詩〉據說是「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 者市之,頗獲厚利」的,其聲勢可想。見《澠水燕談錄》卷二,頁21。
人似也不必出來多事?應之曰:不然。其理有二:第一是仲淹所要傳布的秀才教 至少是以所有以讀書學道自命者為可能感化對象,乃與全體士人皆有關係者,而 非僅屬少數最上層的精英獨享。事實上宋代也很難說有這樣的精英階層的存在。
莫說改革派其時資歷未足,便是已得兩府大臣之位,如果要像前輩一樣以厚重鎮 物,便很難直接施加影響於一般士人。566 且莫說呂夷簡執政不甚合人意,即能 力用心沒有問題,若對自身地位有所醒覺,意圖有為的士人數量不隨著士階層人 數的成長及地位的提高而相應的增加,少數居上位者畢竟難有作為。蘇洵曾言:
莫說改革派其時資歷未足,便是已得兩府大臣之位,如果要像前輩一樣以厚重鎮 物,便很難直接施加影響於一般士人。566 且莫說呂夷簡執政不甚合人意,即能 力用心沒有問題,若對自身地位有所醒覺,意圖有為的士人數量不隨著士階層人 數的成長及地位的提高而相應的增加,少數居上位者畢竟難有作為。蘇洵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