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的士人自覺運動
第一節 政治改革與士人自覺的關聯性：名教觀念的重振
前數章已討論了士大夫階層在傳統中國的文治政策下所扮演的骨幹地位，並 交代了唐代士族是如何的在中晚唐以下自物質及精神逐漸沒落而無法承擔四民 之首的領導角色。而此情勢在宋初獎勵文教培養士人的政策下，雖於物質面獲得 了明顯的改善，以致於真宗皇帝有本錢東封西禪與群臣高歌太平、分享爵祿，但 在精神面上，卻不見得有明顯成就。本欲彰顯宋廷功德治績的種種工程典禮，徒 然熱鬧一時，最後卻只留下陪葬真宗的天書、經歷天火而被擱置於一旁的玉清昭 應宮，和大筆的財政赤字，反而將舖張儀式背後的空洞凸顯出來。廷臣自號稱賢 相的王旦以下，在既成框架中處理事務的能力或者不缺，但對於已「太平」的朝 廷該如何決定新目標卻顯得少見展望。如此作風於宋初可說是與民休息、清靜無 為，但到了北宋中葉卻開始顯得不合時宜。
在沒有重大危機而又欠缺方向感的情況下，改革是困難的。但宋的立國形勢 及功德威望又遠不如先代漢唐。384即在被後世認為統治最為安定的仁宗朝，385內 政外交上大小問題也從沒有少過。是以此時的士人自覺運動所關係的，不僅是個 人道德或社會風氣的問題，更是政府統治能力的問題。既然士人要同時承擔政治 社會的雙重領導責任，士風之振作自然一面是士人內部精神自覺重新反省士人的 使命與責任，一面則是士人與政府關係之重新調整。要提出對政治的看法，而不 僅滿足於做聽命行事的官僚。是以仁宗時的有志士人在以行道勸勉同志的同時，
對時政也作出抨擊，甚至憂心奸雄的窺伺。如范仲淹早年便曾上書時相，極論當
384 建國形勢，論者已多。至於王室乏功德可稱，參《宋論》的分析（頁 1-3）。
385 神宗時人陳師錫便已說：「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而不是太宗或真宗。見
《宋史．陳師錫傳》，頁10972。
時濳伏的各種危機：朝廷所任之官如由戚近之人推舉「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 法」，乃是如易經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而蔭補入仕之途大 開，乃
先王名器私假於人…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也…又遠惡之官，
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 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非獨招縉紳之 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弊已久，何可極乎！
若不改善，則姦雄伺過而起，朝廷威信未著，五代之禍「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 耳目之可接也」！386這說法雖然激烈而有些出乎今人的想像之外，但並不是無病 呻吟。又如陸游的先祖陸軫也曾「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告仁宗曰「天 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387這更是直接指斥皇帝了。
其措詞若只以一般君尊臣卑的關係視之，固或有過於激烈乃至放肆之嫌，但即以 傳統觀念而言，也不能說只是不識尊卑的危言聳聽。本來儒者「憂治世而危明主」
的先例，至少可以上溯到賈誼，並非罕見。388就傳統學者當「無所不思，無所不 言」而不應只滿足於做「思不出其位」的官僚之士人政治理念389而論，並不為過。
除了直接上言，史書中的議論也值得注意。新唐書中針對唐人論玄宗治亂之分不 在安史起兵而在罷張九齡相李林甫之說，除了引用其言之外，又自作一段議論：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
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 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 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
「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390
386 〈上時相書〉，《范仲淹全集》，頁 224-226。
387 陸游，《家世舊聞》卷上，頁 177。
388 〈田表聖奏議敍〉，《蘇軾文集》，頁 317，。
389 《宋元學案》載胡瑗門人徐積語，頁 38。
390 《新唐書》史臣贊，頁 5082。
此事在五代時所編成的舊書中亦有記載，但史臣並未就此再發議論。宋人重修新 書時，則對此特加致意，自有時代背景。這其實可以看作是將前引范仲淹的說法 借歷史故實做鏡鑒，較委婉而深切的再提一遍。391
本章準備以范仲淹及歐陽修兩位領導人物為主要討論對象，並旁及唐代至北 宋中葉的士風之分析，嘗試對仁宗朝的士人自覺運動作一番較為全面的探討，注 意學術與政治社會的交光互影處，以作為下章討論神宗朝變法運動之得失時的基 礎。首先要提及的，就是雖然慶曆變法沒有在政治實務上造成太多影響，但范歐 諸人的大聲疾呼確實起到一新士人耳目、轉變一世風氣的效果。在神宗朝風雲一 時的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等人，都是在仁宗朝相對活潑的學術政治風氣下成長 的。奉此諸人為領袖的一般士人自也如是。就此而言，也可以說若沒有仁宗朝的 蘊釀，則神宗朝改革的土壤便不會成熟。蘇軾便說過，英神哲三朝的重臣多出仁 宗朝栽培：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392 學者早已指出，改革首先是神宗的意願。清人趙翼便遍舉宋史各傳以證「人皆咎 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393在神宗與安石君臣相契之始，
站在主動地位的是神宗而非安石。394神宗所以信任安石，是因為安石最能契合神 宗的意志，所以才有「上與安石如一人」的說法。反對者則會說神宗是好大喜功，
王安石呂惠卿才有與之遇合的機會。395可是即令神宗再有雄心壯志，如果朝臣的 心態見解都如國初的情況，則變法很可能連開端都沒有。這一點反對變法的王夫 之，便以帶有惋惜與責備口氣說過了：
391 仁宗亦曾主動以此段史實與其御史作過討論。見《宋史．吳中復傳》，頁 10441。又《石林燕 語》載夏竦宋綬為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見《石林燕語》卷二，頁 23。
宋綬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可見於此 職相當認真。此時當仁宗早年，《新唐書》猶未修，然已可見以唐史資治之意。見《宋史．宋綬 傳》，頁9733。
392 〈祭范蜀公文〉，《蘇軾文集》卷六十三，頁 1950。
393 《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六王安石之得君條，頁 348-349。
394 葉坦，《大變法》（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 41-51。
395 《朱熹的歷史世界》，頁 314-315。
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 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者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乃召下之煩言，
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 已然矣。396
他又進一步的解釋其意說：
跡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 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 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皆仁宗啟之也。397
其負面觀感之是非姑不置論，但就現象本身來說，則不得不說這是個敏銳的觀 察。只是其說側重政府「造士」的推動力，而對士人的自我陶鑄少發揮，這就是 本章要著墨的了。本節準備先處理的便是士人自覺運動推展的大前提，即對合理 秩序之追求意圖。對於理念及實踐上的進一步討論，都必須在確認了果有值得且 應當追求的理想之後，才能展開。換個說法，便是名教觀念的重振。
讓我們先簡單的回頭重新歸納一下前章已提及的宋代中葉之政治改革運 動，同時也必須是士人自覺運動的理路所在。自宋初以崇文抑武政策成功的收拾 中國亂局，恢復一統帝國格局以來，宋朝廷獎勵文教雖有成效，但伴隨此一政策 而來的必然後果，即士人及官員的不斷膨脹。398這也是唐代已有現象，而至宋更 變本加厲，而宋又少能充當官吏骨幹，佐其為治的世族力量，故造成宋廷面臨內 外的壓力更重。一則進入體制內者，未必符合期望，往往漠然於人生之目標，故 更缺乏奉公之熱忱，而圖富貴之享受。二則有才華器識者，未必願進入體制，即 進入體制之內，也可能自有其各自的人生價值觀，未見得把官位爵祿或政治權威 放在心上，對政府的向心力不高。399即以從政為志業者，也可能如馮道般，只把 忠君當成是一種方便。又或者雖願在崗位上盡其職分，但卻少遠見氣魄而不能從
396 《宋論》，頁 77。
397 《宋論》，頁 79。
398 《國史大綱》，頁 540-549。
399 此當後論。
更高觀點考慮國家的走向。缺乏理想目標的朝廷，也無從去干涉這些人的思想狀 態。即可不予美官或下旨斥責，也未必有辦法壓住他們不受人注目而形成風氣，
行政監督的效果又有限。這是劉子健論南宋韓侂冑禁理學為偽學而失敗的原因之 時，便已指出的。400
北宋朝廷自亦不具備統制思想的威力。即在仁宗晚期，蘇軾仍說當時的局勢 是：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
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歛之臣，則以貨財為急。401 誇張一點說，甚至普通江湖術士都有成為問題的潛在可能。如仁宗初年，前節已 經提過的士人謝絳曾經上言請求對此類人加以取締：
近歲不逞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
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
追還之。402
招搖撞騙的江湖郎中的存在，固然是歷代皆有，無從根絕的。因而引起的大小變
招搖撞騙的江湖郎中的存在，固然是歷代皆有，無從根絕的。因而引起的大小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