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初秩序的復興及其瓶頸
第一節 對唐治的模仿與朝廷權威的重建
在討論宋代文化特色時，學者通常會以仁宗朝作為起始，這也是本文的觀 點。本論文以真仁之際，特別是仁宗慶曆時期以下，作為宋代儒學開始展露其自 由探索道理所在之特色，士人政治運作表現出政教關係之趨近徵象的上限。關於 這一斷限的依據，論者已甚多，但仍請略費篇幅，先舉古今二個例子來作證佐。
較早的例子是宋元學案中所引全祖望之言：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 雎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 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 道以立。
而今人錢穆論宋學真源時，更是明暢其言曰：
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為宋 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摶，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254
直以范仲淹和胡瑗並列。又說：
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績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 豈相遠？255
將學說建構與政治實踐等列齊觀，這如自士人政治的理念出發很容易理解。前節 已引過了蕭公權對孔子政治理想的看法「政治與教育同功，君長與師傅共職」。
256依此標準衡量，唐人的好尚不可否認的是將實用性看得高了，而對學術上的講
25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1997），頁 4。
25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又同書（頁 7）則簡要的論述明經義興學校革政令三事在 宋學精神中的一體相貫：「既以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於漢唐而復明於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 者，有待於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於書院之講學。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荊 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為務，此固非偶然而為矣。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 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
25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二章，頁 66-67。
求較為忽視，以致政治力量的衰退與文化成就的低潮是接踵而至的。當然晚唐五 代文風自有獨特的情調，但其格局很難突破專以詩人自命，所謂「區區於風雲草 木之類」的程度，而於思想少有建樹。257是以承接其後的宋人汲取教訓，在政治 上建立起局面之後，下一步就是探索不同於唐代的路線，這也可說是很自然的。
不過，這樣的歷史判斷在時過境遷之後容易作出，而在當時而言，宋代人真 正擺脫唐末以來亂局陰影而發展到能夠開始思考這些問題，至少也是建國超過半 世紀以後的事了。今日學者會認為慶曆以下，乃是宋代文化開始發展出其時代特 色的肇端。或者唐宋變革的學說則有將此一變化之始源遠推至唐代中葉者。本文 不能也無意在此詳論此問題，但有一點希望讀者注意的是：在宋初人的心目中，
光輝燦爛而又在時間上距離最近的參考對象，毫無疑問是唐朝。唐代中葉以後的 種種變化並未造成宋人與唐之前歷史的隔絕感。在今人看來，或許覺得唐代以前 與宋以下有著決定性的不同，但當時人是不可能有此自覺的。仿效唐朝，可謂是 宋初最自然的選擇。真宗時楊億上疏，論當時制度改革之道：
國家慮銓擬之不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 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
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 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 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 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如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嚴，品流益清，端 拱而天下治者，由茲道也。又以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秦、漢益繁。施及有唐，六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著於 令文，皆有員數。傳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 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灶下」、「羊頭」，形於嘲詠，「斗量車 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竊睹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
257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頁 1955。
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 人，率為常參，皆著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欲乞按 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凡預品官，各設資考，課其殿最，歸于 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覃慶而稍遷官，考功之 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深鑒其弊，始務惟新。昨有事於明禋，
但篇加於階爵；雖矯前失，未振舊規。並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 考功修舉其職，每歲置使考校，以表盡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 典故，以振滯淹。258
可看出「振舊規」、「遵典故」在這時期是很有力量的說法。而所謂舊規典故，
大半都是唐制。又太宗朝的王化基「嘗慕范滂為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 要略也是復尚書省，廢以三司為首的種種紛雜，並精選慎舉官員，用名幹有清望 者。259此亦可以仿唐制概括其意。是以必須先回顧一下宋初的局面，與唐代略作 比較，以說明對唐代的仿效之成效如何，又何以感到不足而須另謀出路。
宋朝懲於唐代後期以來武人橫行戰亂不休的局面，呼應民間久亂望治之心理 而自建國之初便已採取優遇士人力獎文治的政策，並對民間生產力的恢復盡量少 作干預。然而對士人實無教育養成之能力，只任其自行成長。政治上風氣是以養 尊處重，無動為大，260猶有唐代世族之殘光餘影，但清靜無為的態度更可說是順 應時勢。文化上也仍不脫對唐代的模仿，261文學辭賦地位之高及佛道與儒學的並 立之外，便在儒學內部，朝廷所欣賞的也仍是五經正義為代表的注疏之學為主，
對成為後來宋學特徵的自出心裁自由議論的學者很不友善。如真宗朝名相王旦以 下的一段故事很有代表性：
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
為「眾」，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
258 《宋史．職官志》，頁 4003-4007。
259 《宋史．王化基傳》，頁 9184-9186。
260 錢穆，《國史大綱》，頁 557。
261《道学の形成》，頁31－32。
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
遂收迪而黜邊。
馬端臨說這代表了當時朝廷上的一般意見。學術風氣與政治作風兩相呼應。更正 確的說，是以強化領導權威不使人有以窺廟堂深淺為最高原則，其他的追求自應 服從之，即令天下未必已能說是有道之世，在上者仍然希望庶人不議，則朝廷取 士自不能鼓勵處士橫議之萌芽。太祖朝的張去華，可說就是雖有文學詞華，立志 表現卻不能得志的例證。《玉壺清話》說他「喜激昂，急進取，越職上言」欲與 當時臺閣詞臣一較高下，雖一時獲成功，但也為「士論短之，後十六年不遷，反 不逮平進者」。262略引宋史記錄如下：
周世宗平淮南，去華時年十八，慨然歎曰：「兵戰未息，民事不修，非 馭國持久之術。」因著南征賦、治民論，獻于行在。召試，授御史臺主 簿。屬三院議事，不得預坐，謂所親曰：「簿領之職，非壯夫所為。」
即棄官歸鄭州，杜門不出者三載。建隆初，始攜文遊京師，大為李昉所 稱。明年，舉進士甲科，即拜秘書郎、直史館。歲滿不遷，上章自訴，
因言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文學膚淺，願得校其優劣…朝議 薄其躁進，以是不遷秩者十六年。263
後來還被太宗批評：
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
高錫黨張去華以阻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264
太宗時有一位賈黃中，便是以「思不出位」、「謹厚」得到其賞識，而提拔到相 位。265進一步的說太宗朝名相多是「不校」、「不辨」、「不言」而將順君主德 美的。266史稱：
262 《玉壺清話》卷三，頁 31
263 《宋史．張去華傳》，頁 10108-10109。
264 《宋史．張澹傳》，頁 9249。
265 《宋史．賈黃中傳》，頁 9162。
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 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 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267
這和後來歐陽修所謂「賢者必好辯」明顯是不同的風格。同時又有一名謝泌者，
宋史載其建言：
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如成、康刑 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宋。
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走塵之吏，可當其任也。
謝泌據說是謝安後人，真偽不論，但其政治意見顯以精練國政的老成之人自居，
對缺乏經驗背景者不屑一顧。268他如此說法是有頗高程度言行合一的，《東軒筆 錄》載：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其所 薦雖少，而無不顯者。269
又他在做考官的時候也是嚴格把關不妄取的。這會在後文提及。總之他確有資格 以老成人自居，也很受太宗欣賞。270類似於此的尚有真宗時名相如王旦等的用人 態度亦往往喜重厚恭謹，而不取自作聰明者：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
楊億以眾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
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
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
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