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初秩序的復興及其瓶頸
第二節 政府能力的局限性與改弦易轍的徴兆
但依此就說宋治已趕上了唐，則未免失於表象。修書建館或造就個別人物，
相對來說是較為容易的。可是支撐唐治的士族及公論並非政府所能培育，而是歷 數百年萌芽成長以至衰亡，自具生命的。唐代的政教準則所以於中唐以前能夠較 為順利的運作，前章已分析過是因為政權與士人共享此一準則。在士族已不存 在，公論之是非標準有待重新建立的情況下而要沿襲唐代政策鼓吹文治，造成新 的士人階層其困難可想。299政權固可自設一定標準來獎誘社會追求，這即是所謂
295 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北京：中華，1986），頁 724。
296 宋仁宗時執政多任子入館閣。時以正直聞名的參知政事魯宗道便反對說「館閣育天下英才，
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 ？」《宋史．魯宗道傳》，頁9628。同時人謝絳論宋初設館之意甚詳「唐 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 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
遞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見《宋史》，頁 9844-9845。又學士在唐制中乃君主的「親近儒生」五代雖不尚文但仍保存此職 而為宋所承，參《資治通鑑》卷282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胡注（頁 9218）。故失去學士地位便不得 入直禁中，與君主關係便疏。見《通鑑》卷280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胡注（頁 9140）。又《宋史》
史臣論亦對其功能有概括：「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
不專為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頁9251）
297 《涑水記聞》卷七，頁 141。
298 《咸平集》卷三〈答何士宗書〉，頁 390。
299 在講求文治而公論未定又缺少制度制約的情況下，文人「奔競務進、多忌好名」者手法很多，
比如陶穀「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見《宋史．陶 穀傳》，頁9238。故史臣在總括宋初幾位翰苑之臣的表現時，雖同意其有文采，但對其德行下了
的朝廷功令。但卻不能保證此一標準具有足夠號召力來使人心服口服，是以張詠 制」。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1983）頁 62-63。反過來看如張詠這樣人物，自也 不會對這些循默畏慎安享富貴的風氣有好感。他聽到作風與范質相近的王旦為相時之反應，正表
可以想見其期望與耐心是在長期不得施展的情況下，最終消耗殆盡了。以當時的 風氣與條件而論，如果想繼續待在官場上，過了退休年齡仍賴著位置不放是很常 見的現象，否則朝廷及記事者也不會嘉美此事，說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
了。而「朝廷嘉之」所給出的獎賞竟是許其再任，則「召不起」的結果是很易想 見了。
又更進而言之，即使把這類士人算作例外，也不能保障社會有足夠數量符合 其意的人可供其挑選。故太宗雖大量增加科第名額，卻連拔十得五也不敢指望。
304試想人的才學德行豈是易成？尤其方經亂世宋初所繼承的五代舊臣，固多未合 理想，即真有品格才學的草野逸民，其志行名望已因高蹈不仕而建立，隱局已就，
也未必肯出而入皇家彀中。305而能夠取代世家大族育成人材的機制，又尚無頭 緒。然而還是必須找人來填補位置。故太宗朝以下大量增加科舉錄取名額，實有 此背景因素。宋人自吹自擂說這是祖宗高明策略，其實恐怕更是無奈之舉。306可 以補充的是，太宗時的謝泌在做考官解國學舉人的時候，也有黜落甚眾引起士子 不滿，因此得到太宗欣賞的記錄。太宗聽說此事後並不懷疑謝泌處事不當，而是 直接將不平者貶為「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307可見國學雖乃是唐時品官子 弟出身之一門徑，而經歷中唐以下衰亂，在宋初顯然不能發揮取才作用。本來在 士族政治之下，科第並非唯一進取之路。門蔭的存在是另一重要因素。這建立在 父兄對子弟的教導訓誨可以信賴的假設上。其實唐宋兩代以蔭得官者比例均不 小，只是唐中後期以後能做到高官者多需由進士出身，而在宋代此一趨勢更加明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內篇卷上，頁 8。
304《宋史．選舉志》，頁3607。又，人才不足已可能是問題，而員額的急速增長更可能帶來其他 問題。即令有知人之明者亦難免有過猶不及的情況發生。名利所關，分寸是不容易拿捏的，舉《宋 史．趙昌言陳恕等傳》史臣論此處提到了二個例子（頁 9218）：「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 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 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
305 《宋論》，頁 67-69 對此有精闢分析，可參看《宋論》，頁 67-69。
306 《燕翼詒謀錄》卷一，頁 1-2 引蘇東坡語。又《澠水燕談錄》便記了太宗為了鼓勵學者，錄 取成績不佳之人。見《澠水燕談錄》卷六，頁59。又見《宋史．選舉志》，頁 3607 載：「有趙昌 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篇，篇八句，日旰，僅成數十首，
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
307 《玉壺清話》卷四，頁 36。
顯，蔭補者多只能做到中下級官僚。又以門蔭漸不足信後產生補充及取代作用的 科舉而言，在唐代政教尚未衰頹以前，公論仍能相當程度維持其作用，故即使不 糊名甚至先定名次乃至倩人定榜，取士的公道仍然受重視，或者說受信任。這二 點皆可用前節所引盛唐時韋陟等人的例子一併舉證。這都是唐末漸趨頹廢而宋代 有心士人雖欲重建，卻終不可挽的背景條件。308
例如歐陽修的岳父胥偃就是因「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而受 處分的。從宋史及歐陽修對胥偃的敘述，我們可以推知胥偃雖與改革派合不來，
並不意味著他在人格上有問題。相反的，其擇有名者居上的行為，乃出於純粹愛 才喜士之意，而非有什麼不可告人。309胥偃甚至還做過更加露骨的行為：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為擅場。時大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 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深惜之，密與自改…埒之於第一。310 蘇軾也記其伯父於仁宗天聖中應試的際遇：
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
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
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 三。311
又陸游曾以記載美談的口氣提及其先祖這類事跡：
景祐間，猶兼文行取士，不專糊名。太傅守越，解試畢，入院放榜。既 盡拆試卷，乃曰：「何為不見項堂長乎？」即求項程文。得之，拔置榜 首，而黜最後一名。項蓋有文行，為鄉先生。當時多如此，不以為異也。
312
308 如取用王曾為首，自喜「不愧於知人矣」的陳恕，便「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
這可說是一種矯枉過正。這例子前已引及。見《宋史．陳恕傳》，頁9202。
309 《宋史．胥偃傳》，頁 9817。同時尚有一位學古文於柳開「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 子，喜言仁義」的高弁，亦因「私發糊名，奪二官」。其理由大概也與胥偃相類。見宋史．高弁 傳》，頁12832。
310 《湘山野錄》卷上，頁 15-16。
311 〈題伯父謝啟後〉，《蘇軾文集》卷六十六，頁 2065。
312 陸游，《家世舊聞》（北京：中華，1993）卷上，頁 175-176。
下一章我們可以看到范仲淹等在取士的態度上與此相近而欲發揚推廣之，是以有 慶曆興學，欲使有彈性的文行取士能夠發揮更大作用。而歐陽修延譽後進，更是 有名。313這一方面固可以視作宋代文治理念實行的成效，如若宋制能夠發展到允 許將取士權限委諸少數人的獨立判斷而不去講求各種防限，則可說其真正與唐制 共軌一轍。但此在唐中後期已不勝其弊，宋自不能坐承其成制。光從陸游緬懷舊 事的口氣，我們便可感受到其所謂「當時多如此」的時期並不長。就制度面來看 則更明顯。封彌、謄錄實行了，公卷制度雖支撐較久，也失去了單獨存在的意義，
終究要一起消失。宋史載：
初，貢士踵唐制，猶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傭人書之。景德中，
嘗限舉人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公卷及後所試書體不同，並駁放；其假 手文字，辨之得實，即斥去，永不得赴舉。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 部采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法，一切考諸試篇，
則公卷可罷」自是不復有公卷。314
這正與唐代理想的取士方式相反。舉子對先達不須再行唐人的「請見」、「謝見」、
「溫卷」等禮儀，上官為後進延譽也不再是一種社會風氣。這是相對的。315更何 況大量科舉取士的決定已下，不可能再收回名額。則此後具有士人資格者的膨脹 已成定局，雖在全體社會中仍是絕對少數，但比之於唐無疑是大量成長，且難以 控制。316局勢既成之後，朝廷反過來要再增加名額以安撫人心。如仁宗景祐初年，
便下詔「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憫之」
317而施恩。這或者是維持政局穩定之法，又就士人政治理念來說，獎勵學者入仕
313 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固為世人所知，即章惇也曾蒙歐陽薦試館職，共論文章。《默記》
卷下，頁48。
314 《宋史．選舉志》，頁 3612。
315 《澠水燕談錄》卷九，頁 100。
316 如宋初太宗淳化三年（992）合格進士 353 人、諸科 964 人，但諸州貢舉人數則達到萬七千三 百人，距宋完成統一不過十餘年。《燕翼詒謀錄》記曰：「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 數又幾倍也」？《燕翼詒謀錄》卷二，頁16。
316 如宋初太宗淳化三年（992）合格進士 353 人、諸科 964 人，但諸州貢舉人數則達到萬七千三 百人，距宋完成統一不過十餘年。《燕翼詒謀錄》記曰：「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 數又幾倍也」？《燕翼詒謀錄》卷二，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