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參與相關理論及其研究現況

國內許多研究將 ― citizen participation ‖ 翻譯為公民參與或民眾參與，其他 相近名詞還包括公眾參與、公眾涉入、民間參與及公民涉入( citizen involvement ) 等，名稱雖不同、探究之學術領域及議題不同，但其所指涉的參與行動與意義是 相近的（陳金貴，1992）。根據文獻資料，學者較多採用政治哲學上具規範意涵 的「公民」一詞，以下進一步探討公民參與的意義、內涵，以及公民團體促進公 民參與之策略與途徑。

壹、公民參與之意義

Arnstein（1969）認為公民參與是一種公民權力的運用，是權力的再分配，

使目前在政治、經濟等過程中無法掌握權力的民眾，其意見在未來能有計畫地被 列入決策中。

學者 Putnam (1993)曾言:「一些批評者以為我的研究成果是在證明：沒有良 好的公民傳統就不可能有民主。事實上，這不是我的觀點。相反的，我相信這項 研究的主要教訓是強調民主的改革者必須以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遍公民之間的 公民參與」。Putnam所指涉的 ― civic engagement ‖ 正好可以充分表達出透過這

種社會上無形的關係，將有助於集體行為產生。一般來說，可透過公民性相關社 團的參與來具體測量（陳孝庭，2004）。

傅麗英（2000）則指出，公民參與著重公民主觀性對公民意識的覺醒與重視，

因而產生參與公共事務的主動性興趣和行動。公民參與包含個人與公民團體，基 於對自主權、公共性與公民資格的體認，以及對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重視，主 動投入其意志、情感、知識與勞力與公共事務之決策與執行等活動中，所採取積 極而直接的參與活動。

公民參與的目的在於使人民充分表達意見、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而公民依 其能力、所需付出成本、公共議題的範圍，以及可能發揮影響力的因素考量，會 選擇最有效的參與方式進行（許文傑，2000）。雖然學者們提出很多方式，但最 重要的是促進人們觀念、意見、態度、溝通與共識感的發展及相互信任，進而形 成政策或計畫（陳金貴，1992）。

松敏麗（2006）進一步將公民參與的主體分為兩類：「集體參與」以及「個 別參與」的型態，前者強調民眾是藉由實際參與民間團體、非營利組織或者利益 團體等方式，再由組織的方式進入公共參與的領域當中，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主要 的目的，在於藉由直接涉入政策制定過程以影響決策的結果，大多數民眾會透過 參與利益團體，運用集體的方式整合歸納民眾之意見，並設法喚起相關單位對於 利益團體與偏好組織的重視，更進一步接納團體之意見。採取此類參與方式較為 普遍也較容易受到關注。「個別參與」則是指民眾不尋求組織、集體的力量，各 自運用投票、寫信、電話、行政的訴訟等方式表達個人之意見與觀點，但她也認 為此方式影響力較微弱，因此多數依然採取集體的意見表達居多。

研究者認為公民團體中的組織決策者固然較能瞭解專業知能、政策與立法之 途徑，然而公民團體如何透過社會行銷以促進社會中個別的公民參與行動？以及 公民團體如何透過社會行銷以連結「個別參與」，甚至形構「集體參與」的可能？

這是公民團體永續發展不可忽略的關鍵。

貳、公民參與程度與公民團體角色

一、Sherry R. Arnstein 公民參與階梯

美國學者 Sherry R. Arnstein (1969)認為，公民參與就是公民力量的展現，並 根據參與影響力的程度，建立了公民參與階梯，成為公民參與的參考架構(見表 2-2)。階梯最下層表示沒有接觸權力，隨著階梯往上，權力也逐漸由公民掌控，

最上層則為公民自行控制權力。

表 2- 2 Arnstein 公民參與階梯

類別 參與階梯 例證

公民力量 8 公民控制 公民治理、社區或公民團體控制

7 代議權力 優勢決策方案、與官方權力對等公民團體 6 合夥（雙向） 地方社區組織、公民團體

象徵式涉入 5 安撫 公民顧問會議

4 諮詢 意見調查、地方會議、公聽會

3 告知（單向） 以媒體、文宣、藉地方會議公開宣傳 非參與 2 治療 假裝教育群眾的團體集會

1 操縱 公民諮詢會議 資料來源：Arnstein,1969 : 217 ; 陳金貴，1992：106。

最低的是第一階操縱與第二階治療，這兩階描述的實為「非參與」，公民並 非實質參與，而是多由官方的領導人物、掌權者操縱團體，或假借教育民眾之名，

達成觀念的灌輸。第三階至第五階是讓民眾有接收訊息也有發聲機會的「象徵式 涉入」，但因缺乏權力，以致意見提出後，仍由掌權者決定，公民僅能公開公平 地「接近」決策過程。至第六階時，民眾開始進入合夥關係，可與傳統掌權者協 商，並獲得部份涉入。到第七階的代議權力與第八階的公民控制，公民則獲得多 數的決定席次或完整掌控的權力。

其中較高階層的公民參與方式，多是透過公民團體而達成，就我國情形言，

傅麗英（2000）指出，民間公益團體的公民參與類型，可視為一種組織性的參與 模式，公民可透過民間公益團體而能獲得對公共事物的參與機會與能力，公民甚 至享有權力去要求組織結構和程序的改變，以對於政府產生影響力，為達到展現

公民權的最高參與。本研究期望探究司改會參與者之涉入程度，並透過其公民力 量的實踐情形，進一步分析其公民參與程度為何。

二、公民團體於促進公民參與中扮演之角色

在價值多元變遷急速的社會，公民團體之所以存在並展現獨特的功能，實因 為其扮演各種積極的社會角色所致( Kramer, 1981)，包括下列五種：

（一）先驅者：非營利組織能敏感的體驗社會需求，以組織多樣與彈性的特質發 展具有創新的構想，適時地傳遞給政府。

（二）改革與倡導者：非營利組織深入社會，實際瞭解政府政策的偏失，運用輿 論或遊說等具體行動，促成社會變遷並尋求政府的改善措施。

（三）價值維護者：以倡導、參與改革精神改善社會並主動關懷弱勢團體。

（四）服務提供者：發揮彌補( gap–filling )的角色，經常選擇政府未做、不想做 或較不願意直接去做、卻符合大眾需要之服務。

（五）社會教育者：利用刊物、舉辦活動透過媒體的宣傳等方式，負起傳遞特定 人群需求的資訊，藉此嘗試提供新的觀念改變社會大眾與決策者對社會的刻板印 象或漠視態度，並補充正規學校教育體系之不足。

第四節 公民團體社會行銷與公民參與之相關研究

針對我國公民團體社會行銷與公民參與之研究進行探究，可分三部份，分述 如下。

壹、公民團體社會行銷之相關研究

社會行銷日漸受到政府、業界以及公民團體的重視，其中針對非營利組織性 質之公民團體的社會行銷相關研究更是日漸增加，以環保型、宗教型、文教型的 公民團體為多；此外，探討影響政策之倡議型公民團體也蓬勃發展，如推動「限 制使用購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政策（周鴻騰，2001）、兒童用藥安全政策（畢 兆偉，2012）等。然而，對於司法改革公民團體的相關研究仍相當缺乏。

以「社會行銷」為關鍵詞輸入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倡議型公民團體透

過社會行銷理念推動立法之相關研究有以「民間監督健保聯盟」遊說《全民健康 保險法》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遊說行為對於政策發展產生之影響，並從我國的 立法制度與國會生態作深入探究（呂佩珊，2000）。以及針對董氏基金會，此一 國內最早推動菸害防制宣導的非營利組織，歷經十年進行的菸害防制工作規劃、

教育宣導、促成的相關政策法案制訂及監督執法等進行策略分析，於 1997 年推 動《菸害防制法》立法後仍執行一系列菸害防制之社會行銷策略（姚慕蘭，2007）。

透過既有研究發現，公民團體為推廣理念，除利用社會行銷之 4P 指標外，

實際也運用多種促進公民參與之推廣策略，如團體間的聯盟策略、教育宣導時設 計資訊策略等。故本研究將 Berry (1977)提出公民團體為促進公民參與之推廣策 略，合併與社會行銷第 4 個 P 推廣內容共同討論，以期發現公民團體社會行銷中 推廣之重要內容。

貳、公民團體與公民參與之相關研究

江金山（1985）以 Berry (1997)的分類架構，探討個案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影 響公共政策策略，並進而探討其影響政策時的活動技巧，最後歸納與分析公共利 益團體的角色與功能，及其活動的限制。

傅麗英（2000）也參考美國學者 Berry (1977)的策略，探討教育改革的參與 者：家長、教育工作者與社會人士，各選定一個代表性團體，以主婦聯盟教育委 員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及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了解本土公民團體的公民參與情 形。並分析民間公益團體之公民參與的實踐過程。最後，對民間公益團體與政府 方面，提供能促進我國公民參與發展及實踐的十項建議，並展望未來後續的研究，

能朝向更本土性、深入面的探究。

參、公民團體社會行銷與公民參與關聯之研究

根據 Andreasen (1994)的定義與研究結果，社會行銷策略是以影響志願行動 改變為規準。然而國內外的研究，多著眼於社會行銷的動機、情形與影響結果，

並未深入探討對個人公民參與的實際影響。各國對於公民團體的設置有法規制度 上限制，再加上組織本身的內在限制，倡議型公民團體在促進公民參與的策略上

也有相當差異，因此社會行銷影響公民參與的實徵研究，可以說相當有限，卻又 廣泛的被討論（Berry,1977; 江金山，1985；傅麗英，2000）。

綜論之，公民團體社會行銷已為頗受矚目之發展，公民團體對於我國公民參

綜論之，公民團體社會行銷已為頗受矚目之發展，公民團體對於我國公民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