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動機
第一項 無罪推定在我國艱辛之發展歷程
無罪推定，一個普世皆知、法律人朗朗上口的原則。在現代法治國家，無罪 推定已如帝王條款般，拘束著立法者、司法者，甚至一般人民。無罪推定原則最 基本的定義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決有罪前，皆應被推定為無罪，這個基本公式 衍生出諸多下位原則，包括不自證己罪、國家對於被告犯罪之舉證責任、防止媒 體預斷以及有罪心證之毫無合理懷疑門檻等。這些原則及理論，皆是在防止刑事 被告，在未受有罪判決前，受到將其等同於有罪的任何不當侵害，不論侵害之源 是來自國家、媒體或個人。
雖然無罪推定原則是如此為人所廣泛熟知，並且被幾乎所有民主法治國家所 採用，但對於其內涵的詮釋跟實踐，卻因各國刑事訴訟發展歷程及學說見解的不 同而有異。在英國法系國家，無罪推定原則並非絕對原則，包括像是舉證責任轉 換或精神障礙抗辯，一般咸認可以突破無罪推定原則之封鎖，例外將舉證責任轉 換予被告承擔；歐陸諸多國家亦肯認，為了追訴犯罪目的，得對舉證困難之犯罪 類型，將證明自己無罪的舉證責任轉嫁予被告；亦有許多學者認為，其實刑事訴 訟程序中，檢察官所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本質上就是有罪推定，故此亦為無罪推 定之例外。
在我國，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及白色恐怖歲月，為我國刑事訴訟暨無罪推定 的發展歷程，蒙上一層闃黑殘酷的可怖陰霾。在那個時代，憲法的基本權利章節 淪為一張廢紙，人民無時無刻處於可能遭逮捕的狀態，遑遑不可終日；被逮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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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既沒有無罪推定，亦無公平審判，在國家機器的宰制下，被告輕易遭法院宣 布為叛亂分子，進而被處以極刑。在那個時代，打著國家安全的大旗，所有被告 刑事權利的保障，不是付之闕如、就是束之高閣，司法只為了政府和政黨服務，
三權分立窄化為行政權獨大。在那個時代，刑事訴訟及無罪推定的發展，毋寧可 說是停滯的。
解嚴以後，隨著人民法治觀念的進步，以及國內諸多法律人前輩的努力，我 國的刑事訴訟法制，才從零開始，一點一滴的朝向人權保障的方向進行建構。然 而，這並不代表著我國刑事訴訟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自解嚴至今所發生的種種 冤獄爭議，突顯出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制的外觀已經邁向正常民主法治國家，惟 隱藏於人權面紗之下，是我國刑事實務仍保有威權色彩的殘酷真相。不斷發生的 違法訊問、檢察官的濫行聲押起訴、法官在卷證併送下難以遏止的有罪預斷，以 及媒體毫無克制的不當報導，為我國無罪推定的發展平添了諸多阻礙。顯見我國 無論是刑事訴訟法具體條文的細緻化和人權化，抑或是實質上對於無罪推定原則 的尊重，皆仍有頗大的進步空間。
由於無罪推定原則在各國的實踐皆不一致，在上開脈絡下，本文將考量我國 特殊之國情及歷史，試圖描摹及重新確立我國無罪推定原則在舉證責任領域應有 之內涵及架構，並釐清檢察官舉證責任之範圍。此部分的論述亦將成為本文的核 心支柱，並將以此檢驗後續的刑事立法推定概念及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
第二項 追訴犯罪之利器—刑事立法推定
採行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的多數法治國家，常碰到一個難題是：在對於 被告的定罪必須仰賴證據，而在有罪判決前皆須推定被告無罪的前提下，於特定 舉證困難之犯罪，常會發生因國家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而被告又受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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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保障，最終只能無罪釋放被告的情況。這種情形可能導致的最嚴重結果就是 犯罪追訴受到打擊，進而影響所謂公平正義之實現。此時，諸多國家發展出了一 個取巧的方法，即仍在證據裁判原則下，突破無罪推定之限制，對特定犯罪以「刑 事立法推定」（statutory criminal presumptions）的方式，減輕或轉換檢方之舉證責 任，以達到犯罪追訴之目的。
刑事立法推定是美國法的用語，主要包含三種規範方式：終局推定（conclusive presumption）、強制推定（mandatory presumption）及任意推定（permissive
presumption）。終局推定係終局性的強制陪審團以基礎事實「擬制」最終推定事實，
不容許被告舉反證推翻；強制推定雖亦強制陪審團以基礎事實推定最終事實，卻 容許被告有反證推翻的空間；而任意推定僅僅只是容許、並非強迫陪審團以基礎 事實推論最終事實，且本身並不涉及舉證責任轉換，被告之犯罪事實仍須被證明 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
這三種推定模式，提供給了諸多歐美國家追訴犯罪的利器，若碰到現實上的 舉證難題，且此難題並非單一個案時，立法者即會出動，以立法方式替偵查機關 搭蓋一條定罪的捷徑。然而，由於刑事立法推定本身與無罪推定及檢察官舉證責 任之潛在衝突性，歐美國家的司法者仍試圖對於刑事立法推定，以各種標準予以 限縮，避免刑事立法推定徹底侵蝕並撼動無罪推定的基石。是以，無罪推定及舉 證責任，與刑事立法推定兩者間之關係為何？是否衝突？歐美國家對於刑事立法 推定之界限為何？是否妥適？凡此亦皆為本文欲討論之重點。
第三項 我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
在無罪推定之相關內涵及下位原則皆尚未發展完全的情況下，我國卻預先碰 到了上述舉證困難的窘境，尤其是在貪污犯罪，由於條文本身要求對價性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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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價性卻常屬隱匿之事實，造成貪污犯罪追訴不利。在民眾壓力下，我國立法 者借鏡了英國、香港、新加坡等立法例，於 2009 年在貪污治罪條例增訂第 6 條之 1「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將涉嫌貪污犯罪之公務員，無論是其自身或是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下來源不明之財產，皆推定為係貪污所得，除非公務員能合理交 代來源，否則皆將論以本罪。
本罪於增訂之前，即遭來學者的普遍抨擊，認為本罪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檢 察官應盡之舉證責任，不當將舉證責任轉嫁予刑事被告承擔；惟立法者無視這些 批評，認為既然英國、香港等現代法治國家或地區存有此法例，我國目前亦有相 關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顯見無罪推定本非絕對原則，仍執意通過本罪。通過之 後，學界反而改持肯定態度，有贊同立法者見解認為無罪推定並非絕對者、有認 為本罪根本不涉及舉證責任移轉者。之後由於實務上完全沒有被告遭本罪起訴或 定罪，立法者復於 2011 年修正本罪，以擴張本罪之適用範圍。
就本文立場而言，本罪具有典型的「刑事立法推定」性質，無疑是我國無罪 推定及舉證責任發展的試金石。是以，本文亦將簡介本罪之相關概念，包括保護 法益、構成要件，以及學說、實務上對於本罪性質的探討，尤其係是否涉及舉證 責任轉換或違反無罪推定；進而，本文將重新釐清本罪之保護法益，並以此法益 檢視本罪是否構成舉證責任的移轉，最後再以無罪推定檢驗本罪，並同時檢討目 前學說及實務之見解，以及其他解釋途徑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