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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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

筆者出生時，正與車諾比事件同年；研究所就讀的期間，發生了 311 福島核 災事件，因而開啟與核能發電政策的不解之緣。在關切核能政策之時，看到了民 眾對於「複製福島」的恐懼，也感受到了他門對於核能安全的不放心；然而，儘 管民眾提出了諸多負面影響和證據，以明確的態度反對現行的核能政策，要求有 關單位能夠加強安全措施，但由於科技官僚習慣於用科學證據與專業術語的論述 方式作回應，使民眾難以理解，也讓民眾有政府在溝通上是敷衍的、沒誠意的負 面感受。

在一個民主體制中，公共政策當以民主的方式進行，此點無庸置疑。但是，

如同 Richard Sclove（2000）所指出的，「科技決策儼然是此一原則的最大例外」

（轉引自 雷祥麟，2002）。也就是說，在科技政策的專家治理脈絡下，專家主 導的政策制定過程已在體制中深深紮根，形成所謂的「隱藏的統治階層」（hidden hierarchies）（Fischer，1990）。

從以上情節，筆者觀察到了兩個現象，分述如下：

其一：這些民眾針對環境破壞和科技風險之政策，如本研究所聚焦的核能政 策，而發動的抗爭或動員，常被官方視為是鄰避現象（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而被反對的高科技開發案常被專家或科技官僚認定為「並無問題」，

意即民眾所感受到的風險並不存在；而對開發案或高科技政策感到有所疑慮或感 到恐懼的常民，往往被指稱為無知、自私、不理性的，只要對常民進行「教育」，

便能降低他們不理性的恐慌（范玫芳，2007；Slovic，1987）。之所以會有這樣 的情形，肇因於科技政策與其相關開發案，因為當前決策的主流知識為實證理性 取向的科學知識，這樣的專業科學於決策圈內形成的獨大治理模式，誠如先前所 述，成為了一個「有參與門檻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 with restricted access）。

其二：Putman（1977，轉引自 Parkin，1994）認為，科技官僚的思考模式自 有一套信仰系統，傾向於使用可量化的數據和實證資料、非技術性的知識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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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且沒效率的，不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同時對於政治及相關文化抱有反感 的態度，認為其與追求真理的科學活動相互排斥（雷祥麟，2002：142）。許多 科學家或自詡為科學家之人士，思想仍停留在科學啟蒙時代，深信自己手中運作 的科學活動是追求真理，而忽略了科技與社會之間實然存在的深切關聯性。

筆者認為，上所述的現象，正是造成我國核能政策長期處於民主缺位的重要 因素之一。一方面是核能本身因專業知識而限縮了民眾參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則是科技專家和科技官僚的專業知識在政策中獨大，進而排擠民主的可能性。

欲解決這樣的窘局，筆者認為，首先需從認識論的角度，釐清科技官僚在公 民參與和公眾溝通的認知與態度，以分析科技官僚的認知與態度，對於他們在回 應公眾核能政策爭議造成如何的影響。在了解科技官僚的態度與認知之後，筆者 更希望從當前核能政策脈絡，找到實踐科技民主化的策略與方法，創造出科技專 家與社會大眾攜手合作的可能性。

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 了解核能政策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科技官僚（下簡稱核能科技官僚），對於 公民參與＼公眾溝通的認識論，並解構其認識論以了解核能科技官僚對於 公民參與的回應策略。

二、 在現今的核能政策脈絡下，能夠透過怎樣的策略以落實＼型塑科技民主，

並將其制度化。

貳、 研究問題

一、 目前核能政策中，官方對於公民參與所採取的策略＼官方和民眾之間溝通 型式為何？

二、 受過專業科學教育的核能科技官僚，對於公民參與＼公眾溝通的認知與態 度為何？而這些態度與認知是如何影響官方對於公眾核能態度的回應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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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科技民主的角度觀之，現行的核能風險溝通應如何改善，以促進 核能科技政策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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