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科學與人文的斷裂處－ 從風險溝通認識論，談核能科技官僚之公眾溝通困境
第二節 溝通型式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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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溝通型式及管道
我們核管處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依法行政，法令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HGZ1）
原能會和台電在溝通上所採取溝通型式，因為權責職掌不同而產生區別；
原能會身為行政院所屬的二級機關，所使用的溝通型式是受到法律所管制，
在溝通內容，也是出於對自身機關權責的認識。在原能會擔任過要職的受訪 者（aecX）明確地界定了原能會在核能安全的溝通範圍：「原能會的溝通範 圍，是在緊急應變這一塊，也就是說，是跟演習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原 能會所負責的業務，是核能安全，特別是核電廠周邊居民的核災緊急應變這 一塊，多半採取逐村逐里的方式向核電廠的民眾說明，在緊急應變這部份的 溝通，原能會已經行之有年。而台電亦有逐村里說明的溝通行動，但多半與 原能會進行切割，主要是為了避免產生「官商勾結」的形象，只有需要配合 時才會出現在同一溝通場合。
而對非核電廠周邊住戶的民眾的溝通，以福島核災事件為基準點來看，
福島事件發生的前後，有很大的不同。由官方主導、對外公開的大型溝通場 域，如公聽會、聽證會等，依照法律規定，在核發設施之前，像用過核子燃 料乾式貯存設施，必須開預備聽證會、以及聽證會（aecS）；除此之外，法 律並未特別要求原能會或台電進行其他對外公開的溝通型式。因此，在 311 之前，核能公眾溝通在政府職責的位置上，可以說是落在一個三不管的曖昧 地帶：每個相關單位都知道核能風險溝通很重要，但沒有任何單位有推動的 打算。
此種情況一直到近兩年才有所改變。最主要的改變爭點，是民國一百年 3 月 11 日爆發的日本福島的第一核電廠核災事件，此事件撼動了身為鄰近 國的台灣，舉國嘩然。在立法院砲火隆隆的要求下，原能會在同年五月，舉 辦了我國使用核能三十餘年來的第一場核能安全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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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一方面深感民間在核能風險溝通的需求，同時也因為民國一百○
二年初，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投下了核四去留公投這枚閃光彈，無論是原能會 還是台電，皆因外部社會局勢的劇烈轉變，開始厲行核能議題的公眾溝通。
台電方面，在 311 之後，為了能夠進行全面的溝通，台電公司在民國一
○一年十月，成立核能溝通小組（tpcZ）這樣一個專門為核能溝通而生的任 務編組部門。從此處，不難看出台電在做好核能溝通這方面的決心。而他們 的手法，相較於之前，也變得相當的多元而柔軟，如全台各地的校園巡迴講 座，接受團體邀約舉辦的講座、以及廣迎民眾參訪核電廠等，都是台電兢兢 業業的努力方向。而原能會也沒有讓台電專美於前，任何人任何地方，只要 一通電話就派人來做說明的輻射你我他，以及請退休人員到學校團體去做演 講（aecX），受訪者（aecX）認為：「整個來講，原能會很有心說要讓民 眾知道，核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除了靜態的說明和演講外，原能會及所屬機關物管局，在地方溝通上也 下了很多的用心；受訪者（aecX）表示，在開完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後，他
「都會把地方人士留下來，看他們到底關心什麼，再進一步的說明。」而受 訪者（aecS）也提到，核一廠正在興建乾式貯存設施，為了充份和地方溝通，
物管局除了邀請石門區地方代表外，亦邀請在地的發展協會一同參觀興建過 程：「我們會跟這些地方人士說明，我們這段期間檢查發現了什麼事情，然 後，另外我們會請他們帶著輻射偵測儀器，當場量。」
然而，僅管台電和原能會下了如此的用心和精力，來推動所謂的「核能 溝通」，但是，所得到的整體社會信任和回應，卻無法和這些核能科技官僚 付出的努力成正比。受訪者（aecX）感慨地表示：
我們曾經委託過外面做民意調查，到底你對核能方面安全不 安全、你認為核廢料安全不安全、緊急應變是不是政府有做 好準備、宣導夠不夠，然後你對原能會信任不信任，答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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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得分都很低呀！
民眾對於原能會信任低落的可能原因相當之多，然而，上述所提溝通進 行的方式，筆者發現，多半是如同演講般的說明政府的所作所為，或是類似 Q&A 的問答型式；其內容則多為核能知識的簡介、以及相關單位的政策宣 導。像筆者在進行訪談時，便有了許多深刻的親身體會：不少受訪的核能科 技官僚，惟恐社會科學出身的筆者，在知識上「有所混淆」，在訪談過程中 殷勤地為筆者上了一堂「基本輻射入門」，也花了不少時間協助筆者「釐清」
網路上那些非官方資訊裡面的偏誤；更甚者，一位受訪者順手利用身邊的白 板，讓筆者上了一堂出乎意外的「核分裂原理初級課程」，讓筆者有了論文 以外的知識收穫。
不難發現，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內容中，相當重視「知識傳播」和「矯 正視聽」這個部份，也就是讓民眾能得到「正確的知識和消息（aecP）」。
受訪者（tpcZ）如此表示：
因為現在報紙都是被反核的東西淹沒，那網路雖然也有正面 的聲音，但和反面的比起來還是比較少，你去 google 的時候，
它幾乎都在最下面，都看不到。那我們只是希望說，能夠有 個場子，可以把正面的、官方的東西全部講出來。
而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的內容上有如此傾向，其實也並非意外，在上一 段，本研究已剖析了他們在核能公眾溝通的目的性；而溝通內容的取向，實 然是目的性上的回聲。然而，這樣的溝通模式，仍存在著胡湘玲在 1995 年 所觀察到的傾向：核能科技官僚們與其說是「溝通者」，更像是一個「教育 者」或「知識傳播者」，由此觀之，核能科技官僚所主導的風險溝通，仍有 著強勢灌輸與告知的味道在。
綜上所述，現行的核能風險溝通，與 311 福島事件前相比，已經有了大 幅度的進步，不論是溝通管道或機會，都比過去更為多元充份；然而，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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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有所斬獲，但實質內容上，卻仍停滯在知識傳播和政令宣導的層面上。
一些研究已指出，要增進對政府信賴的風險溝通，應致力於將決策權擴散至 利害相關人，倘若溝通只是專注於以專業知識教育民眾、以及宣傳政府績效，
似乎只會適得其反、帶來更多的不信任（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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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選擇對象
我覺得政府資源非常有限，那你一直重複在對這些人，其實 根本我們現在講連要對話的焦點都沒有了，對話的基礎都沒 有了，那我還需不需要跟他再做溝通？（WGC2）
核能安全的標的對象定義，概括至台灣上下、全體國民，已是普遍共識；
因此，全台灣人民皆可視為是核能風險溝通的利害關係人，此點應無異議。
然而，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的對象選擇上，仍有所 區別。
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對象上，傾向於選擇「容易溝通者」與「有必要溝 通者」；所謂的「容易溝通者」，核能科技官僚的定義是「態度中立的人」，
因為態度中立的人傾聽意願較高、沒有既定的成見（aecP）。
核能科技官僚心目中，最符合「容易溝通」的族群，是學生族群，因為
「單純的學生，比較沒有利害關係（FFH3）」，受訪者（aecP）認為，中 等教育的國高中學習能力很快，可以很快的吸收溝通內容和知識；而同樣是 在原能會服務的受訪者（FFH3）也認為，中小學生比較會和講者進行互動。
而受訪者（aecX）和（tpcZ）則傾向於大專院校以上、知識水準程度比較高 的學生，因為最積極踴躍參與公共事務的族群，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這 些公共事務參與的主要人力，會有較多求知的渴望、比較願意認真聽核能科 技官僚的論述內容，也比較喜歡以理性平和的態度，進行討論和提問。
而被排除在「容易溝通」族群之外的，則是那些咸信是意識型態已經很 明確的人（aec），用另一種更為生動的方法來形容，就是把反核當成信仰、
純為反對而反對（aecL）的人；這些人被認為已經有了既定的想法，所以溝 通的成效很有限。受訪者（aecL）認為，要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就跟「像是 要信佛教的人要說服基督教的來信佛教、或是要基督教改信佛教，這樣並沒 有太多實質的意義」；另一位受訪者（thuW）則認為「跟他們其實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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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傳播出去，另一方面則是期待能夠影響到關鍵人物，透過關鍵人物的傳播 能力，形成漣漪效應、持續向外擴散；而這個過程中，那些無法撼動的反對 份子，則是他們避免去花太多心力去溝通的（但環保團體中身居要位者不限）。
誠如本段落的開頭引言：「政府的資源有限」，核能科技官僚因為時間壓力、
物力人力等方面的侷限，而形成了這樣一個追求「效能」的核能安全溝通想 像。
這樣一個追求效能、重視資源分配的的溝通取向，也突顯了核能科技官 僚溝通的意圖：其進行溝通的目的，不在傾聽民意、也不在促進多元意見交 流，而是要貫徹核能科技官僚知識傳輸的意圖，以期待能夠在花用最少的資 源與時間、讓最多的人相信科技官僚的言論。這樣的期待後面，隱藏著濃厚 的科技官僚本位的菁英政治思維，將於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別討論之。然而，
Otway 和 Wynne（1989）已經做出提醒：風險溝通若欲發揮成效，端賴於建 立起溝通雙方的互相信任；而信任的建立，有於賴溝通雙方的長期互動與理
Otway 和 Wynne（1989）已經做出提醒：風險溝通若欲發揮成效，端賴於建 立起溝通雙方的互相信任；而信任的建立，有於賴溝通雙方的長期互動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