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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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已在先前的第四、五兩章，對核能科技官僚所主導的核能風險溝通進 行分析，了解核能科技官僚如何因為風險溝通認識論的特徵，而影響其在溝通策 略上的選擇；更進一步的，從認識論中剖析核能科技官僚背後隱含的結構興問題，
以說明核能風險溝通中的困境，實然與核能科技官僚之「科技」角色和「官僚」
角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本研究的第六章，筆者根據核能科技官僚對公民參 與的認知與態度，評析其現行核能科技官僚所了解的公民參與，是否具備了實質 民主的意涵，是否有回應到其官僚角色所應保護的民主價值。
在本章，筆者擬先扼要地整理整體研究的發現，對核能科技官僚在公眾溝通 及公民參與認知和態度上，做一個簡潔的爬梳；再針對其認知和態度所導致的困 境，進行討論且給予實務上的政策建議，期待能夠過本研究，給予核能科技官僚 一些微薄的協助，並在核能科技民主化這條任重道遠的路途上，為功成的那天，
向前推進小小的一步。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承續第四、五、六章的分析結果，發現核能科技官僚在風險溝通過 程中，有至少六項風險溝通和公民參與的認識論特質，會影響核能科技官僚 在溝通策略的使用上，呈現無效率的困境，更甚者，還加劇了官僚與民眾之 間的不一致。茲分述如下：
壹、 幅度較小的核能風險溝通想像
核能科技官僚在風險溝通的想像，從 Plough 和 Krimsky（1987）對風 險溝通幅度的定義觀之：在「目的」面向，核能科技官僚試圖將風險溝通 作為培育民眾信任的政策工具，希望在溝通場域中向民眾宣揚政府的能力，
以及科技官僚的專業可靠。在「型式與管道」面向，我們會發現，311 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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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災是核能風險溝通管道開放、型式相對多元化的關鍵里程碑，民眾的發 聲管道與機會也較過去來得充裕，然而在溝通內容上，卻是以知識傳播和 政策宣導為主軸，核能科技官僚的角色定位，在「溝通者」和「教育者」
之間游走，且定位更偏向後者。
而在「對象選擇」面向上，核能科技官僚傾向於選擇沒有既定立場的
「中立者」，如學生族群等，認為態度中立者比較願意吸取科技官僚欲散 佈的知識，同時也希望能夠盡量避開反對立場強烈的族群，以降低溝通成 本。在「資料來源」上，核能科技官僚重視有科學依據為基礎的資料，同 時也著重資訊來源管道是否出自於「術有專攻」的科技菁英，因此在資料 的擷取上，多半是來自於核能相關領域的機關單位，以及國際同業的研究 報告。最後，在「流動方向」面向上，承如先前所述，核能科技官僚將自 身在風險溝通中的角色，定位為「教育者」，因此在溝通過程中，常常是 知識灌輸為主要核心內容，因此多為單向流動，且方向固定為專家流向民 眾。
綜上所述，根據 Plough 和 Krimsky（1987）的研究顯示，這樣的風險 溝通形式，是將溝通限縮在表面的形式上，屬於幅度較小、趨於窄化的風 險溝通。而理想的風險溝通，溝通者必須了解風險資訊為何、、如何傳播、
以及風險形成的社會文化因素，這些了解的重要性，應該要優先於在技術 知識層面上的了解。
貳、 單向的「知識擴散型」溝通導向
從核能科技官僚主導的風險溝通模式，可以看見，核能科技官僚傾向 於以知識傳播和政府政策宣傳，作為溝通議題的主軸；是站在知識菁英的 高度上，來俯看這些被認定為缺乏基本知識、無知的民眾，而深感人民有 需要教育的必要。同時，核能科技官僚傾向於認定，人民對於核能科技的 恐懼，是肇因於對輻射等科學事實的陌生，如果能教導人民正確的知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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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溝通模式，一方面缺乏常民與專家之間的互動，雙方的認 知與態度無法在溝通場域中產生交流；再來，這樣企圖用單方面的知識傳 播，來強硬地消除常民的風險感知，是忽略了風險認知的產生有其文化性 和社會脈絡，誠如 Otway 和 Wynne（1989）的主張，進行風險溝通之前，
應該先著墨於文化和社會情境脈絡等因素，而非專注於要求民眾接受風險、
或說服民眾風險是可規避的。
單向的告知型溝通導向，並無助於紓緩民眾對核能的疑慮與風險感知，
反而是扼阻民眾與政府對話的機會，讓民眾在無處可發聲的情況下，轉向 成為抗爭性論述。缺乏對話與互動的風險溝通，失去了應有的雙向交流本 質，不但只能視為核能科技官僚佈道的舞台，更是適得其反地讓專家與常 民的風險認知隔閡加深、難以拉近。
參、 著重於核能技術問題，形成溝通和政策參與門檻
核能科技官僚對自身角色扮演的定義，是期待被定位在專業人士的形 象，同時，在溝通論述過程中，也同樣地重視論述內容背後的科學依據與 專業能力。因此，在議論核能科技政策時，核能科技官僚非常著重發言者
－－無論是專家還常民－－言論內容背後的科學事實證據，認為描述性、
情境觀察的論述方式是不可靠且沒有公信力的。換言之，核能科技官僚已 經把討論核能政策的語言，用科學技術、專業知識等框架進行侷限，讓談 論核能政策的門檻加高，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科技專家和科技官僚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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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誠如 Shapin 和 Schaffer（1985）所說，是形成了一個「有參與 門檻的公共空間」（轉引自雷祥麟，2002：127），將常民的聲音隔絕在政 策討論的範疇之外。再者科學技術與專業術語而築起的溝通門檻，不僅讓 常民難以理解而無法釐清問題、表達訴求外，更是顯現出科技官僚的專家 傲慢，讓民眾對核能科技官僚的信賴度越來越低落，反而是讓本意為解決 紛爭的風險溝通，變成了引發常民與科技官僚衝突的導火線。
核能科技官僚的科學知識的認知，似乎仍停滯在十八世紀的科學啟蒙 時期，視科學為「從自然界直接提煉出來」的純粹真理，不帶政治色彩、
中立客觀的存在；然而，科學知識本身是帶有不確定性和複雜性，而中立 客觀的表象更已為 STS 的學者戳破。因此，在處理像核能科技政策這樣具 高度爭議的議題時，只講求技術面向，將會忽略社會和文化脈絡面向，難 以建構全面的風險面向。
核能科技官僚在提供民眾資訊力求正確無誤，此點值得感佩；然而，
核能風險溝通論述的內涵，不能侷限於科學知識的競逐，亦不應用專業技 術壓縮民眾發聲的空間，而是妥善地利用科學知識釐清技術問題，並運用 專家智識，將常民的意見與專業作整併，雙管齊下地回饋到政策制定過程。
肆、 從核能科技為出發點的國家未來想像
筆者從訪談過程發現，核能科技官僚視核能發電為引導國家邁向永續 繁榮的關鍵因素，致使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時，不斷地將經濟發展、能源 政策等元素，置於風險溝通之上、帶入溝通論述之中，意圖讓民眾也能建 構起「核能為國家發展之必需」的未來藍圖。這樣將核能科技發展與國家 社會進步競合的意識型態，實然已深入國家治理型態中，形成科技術導向 的國家發展型態，這也反應了科技官僚從治理的角度，將科技與經濟發展 做整併，並期待透過科技發展來富國強兵、帶動國家邁向進步與繁榮。
這種科技進步等同於國家興盛的思想，將會賦予科技官僚超出其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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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政治決策權力，形成隱藏的統治階層（Fischer，1990）：Hecht（2009）
認為，因為民選的首長並不具備專業知識，必須參酌科技官僚的意見進行 治理，形成科技治理（technocracy），科技官僚得以在政治過程中，利用 其科技能力而獲得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對民主形成危害。意味著，真正治 理科技政策的，實為不具民意基礎的科技官僚，而民選首長形同科技官僚 意志的延伸，而形成科技官僚獨裁的危機。
伍、 「民主軀體、專家靈魂」的核能政策公民參與取向
本研究發現，核能科技官僚對於民主和公民參與的認識與態度，侷限 在選舉投票的想像上；同時，認同型式上的公民參與，認為公民有權利發 表他們的意見和想法，但是卻鮮少考慮如何將公民的意見與實際政策作結 合。由此可知，核能科技官僚想像中的公民參與，只有型式上的民主空殼，
實質的民主意涵和精神卻付之闕如。
再者，在民主外殼的包裹下，本研究發現，核能科技官僚仍存有濃厚 的菁英治理思想；認為民眾缺乏專業素養，必須交由專家代為決定，才能 確保國家社會發展的和諧穩定。若真的要公民進入決策，也必須先對公民 進行教育、提升民眾素質，使其認知趨近於科技專家，才能做出這些科技 官僚所認定的「精確」政策。
核能科技官僚對於公民參與的認知，實然存在著一種錯誤想像，即是
核能科技官僚對於公民參與的認知，實然存在著一種錯誤想像，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