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技術歸技術，政治歸政治」？！－－科技術中的社會文化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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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技術歸技術，政治歸政治」？！－－科技術中的社會文化與政治 最偉大的權力不在於君臨天下的帝國威望，而在於權力內化成人們 的「生活方式」而無法察覺，更因為是生活方式而成為價值觀而為其辯 護與效命，從而促成了權力的再生產。而權力的社會運作在於使人們無 法思考「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林崇熙，2004：124）。
科技和政治在現在社會的想像中，應該是放在涇渭分明的兩道分野，彼 此難有交集；科技被認定為具有工具性和實用性的特色，因而被想像為中立 的，沒有天生的好壞之分，其產生的好壞結果皆肇因於使用者的動機和用途。
當科技官僚和科技專家面對科技相關政策議題，最常祭出「科技理性」以合 法化他們的主張，其論述策略就是：先將「科技」等同於「理性」、「客觀」、
「中立」，然後將這樣的意象等同於科技官僚基於「科學理性」所提出的科 學數據；同時，將與其對立主張的意見，扣上「政治」、「情緒反應」、「主 觀」的帽子，借此矮化無力提出有「科學根據」意見的民眾（林崇熙，2009：
129）。這樣的論述和策略，在核能發電政策場域中俯拾皆是，無論是台電還 是原能會皆一再強調，核電是屬於高度專業的科技技術，應該交由相關領域 的專家決定，不應該涉入政治性的討論當中。
然而，核能科技是否如同科技官僚所宣稱的，是一個如此中立客觀的存 在，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顯然抱持著相反的見解。在此，本 研究欲透過社會建構論的概念，指出科學知識和技術並非係出「自然」，實 為社會人文脈絡所打造出的一環，深受社會文化影響的同時，亦對社會、環 境、乃至政策產生長遠影響。爾後，透過科技術政治論之研究，進一步將社 會建構論中所欠缺的科技與政治之關係補足，以釐清科技術對於政治結構和 國家政策走向產生影響的內部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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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科技術的社會建構論
從社會建構論者的角度，所有人類的「知識」都在社會情境中發展、傳 遞與維繫（林宗德譯，2007 ）；而所謂的科學研究，是針對科學知識「內 容」的一種人文社會的科際整合研究，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其發展過程中 均經歷了社會建構的過程（Pinch & Bijker，1984）。而科學史家 Shapin 與 Schaffer（1985，轉引自陳政亮，2007）的研究，恰恰證實了科學知識實出 自於社會文化之說。
Shapin 與 Schaffer 的研究指出，科學知識奠基於「科學事實」， 而欲 成就科學事實為可能，必須依賴三項彼此相關連的技術：物質技術（科學實 驗的生產事實功能，意即，科學事實乃是由機器做出來的）、書寫技術（指 透過對於實驗過程所有細節的記錄，使得未參與者能透過文字重臨現場。而 書寫者必須在此退讓個人的存在，以保護「事實」不被書寫者主觀所污染，
同時更透過特別的敘事方法、爭論規則、道德態度，以及特定的「科學社群」
參與者，由此畫出科學社群的界線。）、社會技術（指涉參與者打造、認同 並捍衛社群的存在，這些必須透過特定的說話、論述方式而被確認）。換言 之，科學知識的生成，是在以上三種條件下焉能問世，由此可知，科學是超 然獨立於社會文化之外的「自然」物，這種說法並不能成立，因為整個生產 科學事實的過程依賴的，恰是「社會性技術」，因此，科學知識就不能視之 為「純粹科學」，而是社會文化中的一部份（陳政亮，2007）。
在探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論中，亦提醒了我們，科學知識並非「自 然」地從研究主題中生成，並不像「牛頓在蘋果樹下打盹時被果實擊到頭後 頓悟地心引力」那樣的理所當然，而是被動地經過一連串的質疑、競爭、甚 至於長期的冰凍與忽略，才能脫穎而出地進入學術殿堂，成為教科書上的「定 律」。有學者記錄了「甲狀腺促素釋素（TRF, thyrotropin releasing factor）的 化學式是 Pyro-Glu-His-Pro-NH2」成為事實的過程，經歷了它被批評為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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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政策，亦產生了實質且深刻的影響（林宗德譯，2007）；根據 Landon Winner（1986）的看法，技術與科學，在社會決定是否「選擇」使用或發展 中，隱藏著意義深刻的社會選擇（Landon Winner，1986；陳政亮，2007）。
舉例來說，當人們「決定」開始發展電腦科技、相關軟體程式、和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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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內在的政治意涵，聽起來似乎荒謬離譜至極（Landon Winner ，1986）。然而，這就是技術隱藏其權力祕密的方式，人們總是認為科技術是被使用、
被控制的對象，但在這看來中性無辜的表象下，科技術已內化成一種生活方 式，控制了我們的思考與行為，更進一步的，發揮了它的政治特性。
以技術政治論之觀點來分析科技術特性時，需要注意的，是技術物本身 的特性及其意義，意即，技術本身就是政治現象，有別於社會決定論所主張，
將一切事物都解釋為社會力量的交互作用（Landon Winner，1986）；技術政 治論將科技視為帶有政治目的及策略的產物，因此，我們必須檢視政治人物、
科學家及工程師的互動，以及他們之間的緊密合作關係，是如何地創造＼侷 限了許多政治可能性（political possibilities）。另一方面，技術政治論也揭示 了技術能夠成為科學家及工程師用來自身擴張其政治影響力、獲取資源的利 器，使他們獲得管道而參與重要政治決策及政治發展（Hecht & Edwards, 2010；
轉引自 張國暉，2013）。 誠如 Landon Winner（1986）用摩西斯（Robert Moses）
的低架橋8與麥克寇爾密科的鑄造機器9這兩件案例，解釋技術配置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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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統，在公共領域而言，是更符合自治概念的發電方式（Landon Winner，1986）。
所以，當有人宣稱，政治應該歸諸於政治、科技歸諸於科技，兩者不該 相互攪和在一起，認為科學與科技技術的運作系統，與人群關係模式和身處 的大環境政治氛圍無關（Landon Winner，1986）。然而，就核能發展的科技 歷史來看，政治意味濃厚的各項因素摻雜其中，並非出自於經濟利益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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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想像的本質上卻相差甚遠（Jasanoff & Kim，2009）。
1945 年，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影響，除了結束這
為力轉國內對核能的恐懼，1953 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D. Eisenhower）
發布了一篇演講：「原子能的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而演講內容 的主要意旨，根據 Jasanoff 和 Kim（2009）的分類，可分成以下三點：一、
闡明國家已自覺須將原子能用途遠離戰爭軌道，並杜絕這項技術落入有心人
（redressed）（Jasanoff & Kim，2009）。
而在南韓的個案中，鑑於南韓近代史充斥著被殖民、侵略、與依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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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國家科技進步、電力能自我滿足甚至對外輸出的關鍵要素。在此情境下，
核能及其他科學技術，成了南韓躋身先進發展國家行列的未來想像，科學家 也得到了「國家的榮耀」和「主要力量」之美喻（Jasanoff & Kim，2009）。
然而，引進核能科技並不能單靠李承晚、朴正熙等人振興國家的決心，
1956 年，華盛頓和首爾簽定了一個協助核能研究的合作協議；美國之所以會 和南韓簽定合約並協助核能的發展，一個很重大的因素，是為了牽制以蘇聯 作為靠山的北韓。換言之，南韓的核電發展，亦可算入美蘇冷戰策略當中的 一道環節。
由美韓兩國在核能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再再都有冷戰、策略、和政治 力的牽涉；但是從政府和科技官僚的口中，這些策略和政治作用都選擇性地 被架空，傳達到大眾耳朵中的，是核能高科技未來的前瞻性、其穩定而卓越 的貢獻、和科技本身的中性與無辜11。這樣將科技包裹成「理性、中性、客 觀」以去政治化的手法，實然是最為政治的手法：聲稱「科技應回歸於科技」，
即是控制了能夠談論科技好壞的對象、方式，以及吞噬了討論「誰能發展／
控制科技」和「科技發展及營造之理由」的空間。等於說，科技的政治性格 不在於其必然的好壞、或是否被誤用，而是如何將科技建構成為一項「好／
壞」科技。因此，在核電爭議中，行政院和台電便運用如此的邏輯，讓核能 專家成為唯一有資格討論核能議題的族群，將其餘的反核人士歸類為專業之 外的門外漢而排除在討論空間之外，也藉機奉理性、去政治化之名，大行排 除多元論述之實，這樣的去政治化宣稱，實然為最政治化的社會運作方式（林 崇熙，2009：129）。
11 詳情請見原能會網站：http://www.chns.org/s.php?id=9&id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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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認為，最理想的治理模式，是由「哲君」（philosopher king）為帶領民眾的 領袖，充份表現出柏拉圖對菁英族群的青睞。‧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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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由個體（individuals）所創造的，而這些個體鑲嵌於組織與機構 內，這些組織與機構又對於知識如何轉化、具有正當性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Ascher, T. Steelman, & R. Healy：2010）。也就是說，知識是產生科技系統 與專家系統的主要資源，同時，知識也會反過來被這兩者作為建構現代社會 的工具（周桂田，2005）。
知識生產在過去，是隸屬於大學和政府，然而，在近幾年來，新的參與 者，如非營利組織和私人企業，亦涉入了此過程，使得知識生產的來源多樣 化。然而，知識源頭的多元化，並不意味著產生知識的方法也隨之多樣化；
知識生產的方式，依舊是經由科學的方法，透過特定協議、價值、和準則
（norms）的適用，以及論文出版、同儕審查（peer review）、學位授予、新 進人員聘用等種種被「認定」為能夠形塑科學本質之制度和方法論，建構出 專業學科。這段隔絕社會的專業知識生產方式背後的想像，是認為將科學家 和社會經濟問題區隔、使其能集中精力來解決學科認定的重要問題，方能確 保科學發現的信度和效度（Ascher, T. Steelman, & R. Healy，2010；雷祥麟，
2002）。這使得知識生產與運用被分隔在兩個相對獨立的階段：生產過程於
2002）。這使得知識生產與運用被分隔在兩個相對獨立的階段：生產過程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