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核能風險溝通困境的結構性成因
第一節 「官僚」與「科技專家」的角色揉合－ 核能科技官僚的使命感及國家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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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是在呼應他們被賦予的「官僚」角色：在組織龐大的國家機器之中，
科技官僚是在特定工作崗位上運轉的一枚零件，即使科技官僚在特定的科技 領域出類拔萃，然而，他們的角色依然要承擔著公務人員的治理責任：社會 對官僚「有為有能」的期待，也就是發揮其專業（responsibility）、貢獻一己 之所長。同時，在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行政組織設計下，官僚體制中的 成員角色扮演，亦是依據工具理性的思維去發展，提倡官僚個體的高度專業 化（王光旭，2007：4-33）。而核能科技官僚所懷抱的「使命必達」，即是行 政機關體系中，反應官僚專業的表現之一。
而專業性同樣也反應在核能科技官僚的「科技專家」表現中，筆者在訪 談與田野觀察的過程中，也一再地注意到，核能科技官僚常會以「我們這些 學科學的人」、或是「我們這些理工出身的人」這樣的稱呼來形容自己；這 樣的自我定位，一方面呼應了前段落提及的、對科學事實的講究，塑造起理 工背景的科技專家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以及憑據科學事實論述的態 度；同時，也藉以透過自己的學經歷，表達自身有能夠完成任務、落實機關 使命的勝任能力。
從以上科技官僚的使命感的角度分析之，核能科技官僚似乎有一套如同 Putman（1977，轉引自 Parkin，1994）所觀察到的思考模式：信仰可量化的數 據和實證資料，這些是科技官僚眼中最為可靠且能成就效率的。為了成就他 們「使命必達」形象之目的，核能科技官僚大量地使用專業知識與科學事實，
這樣的傾向也因此貫徹到溝通場域之中。這樣的行動，即是在強調自己的專 業，同時也意圖突顯科技官僚在整體核能政策的關鍵地位。
而這樣的邏輯，也可以反應出這些科技官僚是如何透過核能技術，來看 國家未來發展；筆者藉由幾次難得的機會，分別和位居台電公司、原能會的 高層科技官僚有過數次非正式訪談，從這些關掉錄音筆、蓋上記事本的私下 言談中，清楚的透露了核能科技官僚是如何地視核能技術為讓台灣社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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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民；這樣的邏輯思考，在文獻上並不陌生。從南韓發展核能的個案（Jasanoff& Kim，2009）來看，南韓即是把核能當成一個富國強兵的途徑，即便目睹了 原子彈重傷日本的慘況，依然將國家發展寄託在核能發電上，我們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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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echt（2009）透過對法國的科技治理的觀察，認為當科技官僚從原先之專 業領域跨足到政治決策之中時，將會磨損傳統政治力量，而對民主形成危害。
因為民選的首長並不具備專業知識，必須參酌科技官僚的意見進行治理，而 形成科技治理（technocracy），使得部份有心的科技官僚，得以在政治過程中，
利用其科學知識與技術能力獲得特定的政治目的（Hecht，2009）。這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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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最慣常的說法即是：「今天風險在每個人心中，0.1 和 0.0000000001，這個比較起來，我們認為那麼多個零，幾乎就是零；可是很多人認為，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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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趨 Starr（1969，轉引自 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1978）便發展了一 套衡量科技風險與利益間權重的方法，稱其為「被揭露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tarr 認為，當今社會在任何活動上，都會要求風險和利益之 間能維持在「必須的理想平衡」上。基於此，Starr 認為風險和利益間是可以‧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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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沒什麼，所以我常常喜歡講一個邏輯就是「完全不懂輻 射的人也不會害怕輻射，你完全懂了也不會害怕」，那在這 中間就會覺得它很神秘就會害怕，就是讓他從覺得很神秘變 成其實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讓他們瞭解。
這種科技本位的風險認知，似乎揭示了核能科技官僚將兩者之間的風險 認知內容，進行了區分：具有科學知識為基礎的核能科技官僚，其風險認知 較一般常民更為可靠、也更有公信力。然而， Rowe 和 Wright（2001）的研 究提醒我們，雖然科技專家受過專業訓練，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們的風險 感受能比一般常民更為可信或可靠：Slovic（1987）進一步指出，當科技專家 遇到超出其專業的不確定性問題時，也是會運用直覺進行判斷，和常民並無 二異。
風險認知的形成原因，和社會文化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關係，Wynne
（1996：21）認為，若要處理科學專家與公眾間的風險認知差異、進行風險 溝通，不可能單以官方的科學知識就能予以簡化，必須從結構性文化問題著 手。由此可知，僅把核能溝通視為理性知識傳達與教育的機會，可能反而使 科技官僚失去了深入的去傾聽、了解一般民眾形成這些恐懼和疑慮的原因，
反而失去了讓風險溝通成為發揮聚焦對話、建立信任的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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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credible 的 report，有公信力的報告，哪一個機關、誰做 的，這才是有效的物證。他寫的都沒有嘛，什麼哪一個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