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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學與人文的斷裂處- 從風險溝通認識論,談核能科技官僚之公眾溝通困境

第五節 流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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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流動方向

溝通其實是雙方面的事情,絕對不是單方面的事情。(aecX)

Plough 和 Krimsky(1987)認為,符合社會脈絡的風險溝通,在資訊上 的流動是不受拘束、雙方之間有來往的訊息互動。然而,從現有的溝通模式 來看,筆者發現台灣現行的核能風險溝通,仍處於強勢的單向告知式溝通:

核能科技官僚對於溝通的想像,很大的部份仍停留在知識推廣的部份,因此 會發現,這些科技官僚會將電視媒體、廣告文宣、網路訊息等管道,視為溝 通的一種方式:「我們一開始的時候,當然是從平面的文宣上去做... 311 之後就陸陸續續有核安總體檢的結果,有做一些宣傳的文宣手冊和做一些短 片,有在網頁上秀出來。(tpcZ)」

在面對面的溝通上,筆者發現,核能科技官僚傾向以演講、座談會、辦 研討會、講課的方式,內容也是作「專業知識的介紹,或是法規知識的介紹

(ZGT2)」,以讓民眾得到他們想了解的資訊、或是應該要知道的正確資 訊;而民眾吸收了正確的資訊,他們就可以澄清一些來自外界不實資訊的誤 解,同時也降低他們對風險的恐懼。

這樣風險溝通型式,即是由科技官僚將訊息流動(flow)至所謂的門外 漢(polity)族群中(Plough &Krimsky,1987)。風險溝通成為科技專家向 民眾佈道的場域,很多核能科技官僚都天真地認為,民眾們只要「瞭解了就 會相信」(朱元鴻,1996:208),然而科技官僚和常民之間的風險認知落 差,不是靠著單向的啟蒙和教育,就能讓民眾自動地「更正」風險感知(周 桂田,2004:12)。這樣被窄化成「專家流向常民」的單向溝通的模式,背 後的企圖即是透過知識傳播來弭平專家與常民間的風險認知落差;Wynne

(2002)批評這樣的做法,是硬生生的把社會價值與科學事實一切為二,忽 略了科學事實本身也為社會文化價值所涵蓋。民眾對風險溝通的期待,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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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溝通反應常民角度的意見,讓核能科技政策中有更多元的知識與觀點;可 惜核能科技官僚主導下的風險溝通,雖然已看得出官僚們的用心,但仍在單 向的宣導式溝通中原地踏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兩者之間的風險認知,

仍橫亙著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有待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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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節採用 Plough 和 Krimsky(1987)對溝通幅度的架構,用以評斷當前 台灣在核能風險溝通上,有無跳脫過去限縮在表層的定義、忽略了文化、價 值觀等面向。根據 Plough 和 Krimsky 的定義16,現行核能科技官僚主導的風 險溝通,是屬於狹隘(narrow)的風險溝通概念。而這樣的溝通模式,只能 進行知識的宣導與灌輸,並無法促進風險溝通的多元論述內涵,亦難以提升 民眾對核能科技官僚的信任,反而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政策執行障礙與官民間 的信任破裂。

而核能科技官僚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窄化的溝通模式,筆者透過訪談及實 地田野觀察,整理出以下兩個因素:科技官僚本位的核能風險認知,以及科 學知識為基礎的溝通想像;這兩個因素似乎阻礙了核能風險溝通發揮更大效 力,無助於深化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與加強政策回饋循環之功能,反而使核 能風險溝通陷入了一種無法有效對話的僵局,筆者將於下一個章節專門討論 之。

16 請參看表一(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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