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問題為基礎的溝通導向

就是 credible 的 report，有公信力的報告，哪一個機關、誰做 的，這才是有效的物證。他寫的都沒有嘛，什麼哪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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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man, & R. Healy：2010）。因為科學知識這樣的特色，已經有不少研究指 出，科學知識運用在環境爭議等公共議題時，並無助於釐清真相，反而激化

19 完整影片請至http://www.youtube.com/watch?v=Wxlhro9SY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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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納入政策考量之中。由此看來，核能科技官僚對於溝通內容的想像上，

和民眾的期待產生了落差。

上述的談話內容也顯示，核能科技官僚在溝通中對於科學知識的追求，

有以下兩種意義：第一，運用科技知識塑造科技官僚在政策中的發言正當性，

同時提高發言門檻，讓專業論述能力相對低落的常民難以跨越（胡湘玲，1994）；

第二，展現科技的光明與樂觀面，企圖用科學的發展性來掩蓋科技本身的風 險性質（傅大為，1988）。以上兩者，都是基於「知識就是力量」的想像延 伸出來的，如同周桂田（2005）所指稱，核能科技官僚依憑著這股力量，掌 握了制定規則、規劃社會發展藍圖的重責大任，其地位形同科學代議士，得 以代替民眾制定科技政策。這種對於科技專家身份的自恃，可以從受訪者（鄭）

此番言論窺得一二：

這就是零跟一百啊，零就是黑箱嘛，一百就是完全透明嘛，

這所謂的黑箱和透明，是認知的問題；今天的零就是覺得所 有都由專業幕僚決定，但是這個黑的箱子裡面，是好的東西，

而不是一堆好的東西，而不是爛的東西。

社會的發展與科技的前進，有賴於具備專業知識的科學菁英存在；但是，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如果只憑據科技專家的意見制定決策，可能無助於協調 階級之間的衝擊，甚至會銳化衝突面。核能科技官僚在給民眾資訊時，力求 正確無誤的態度，值得給予肯定，然而，除了追求科學知識的真實與公信力 外，杜文苓（2012）提醒我們，科技專家和科技官僚的知識與能力，應該用 來協助多元的聲音和論述能夠進入討論的空間，透過專家與民眾間之間的互 動過程，以建構出更詳盡的知識論述，同時也能進一步的增進雙方的互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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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核能科技官僚採取被窄化的溝通型式，其意義 不只在於科技官僚在溝通學理上的認知限制，更重大的意義有二：一，核能科技 官僚受到了「官僚」角色對專業和國家發展的侷限，而將核能發電政策的重要性 植入風險溝通的場域當中；再者，科技官僚同時也扮演了「科技專家」的角色，

因此傾向於用專業本位的角度，來判斷整個社會的風險認知定義時，會傾向於把 與特定科學證據相左的風險感知，定義為無知、欠缺知識的表徵，俾使科技官僚 認為一般民眾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出現抽離「溝通者」，改以「教育者」自居這 樣的角色變換過程。

從核能科技官僚對於科學知識的重視，則使核能風險的論述方式，變為知識 傳輸，導致核能風險溝通中無法呈現多元意見陳述，公民的聲音被科學知識門檻 擋在決策圈外、難以反饋至政策制定者的層次。這些都是讓核能風險溝通陷入僵 局的重大成因之一。

而更甚者，科技官僚以經濟建設為主要國家發展願景的想像，某個程度也排 除了多元意見的包容接納，而導致政策制訂中科技官僚理性的獨大，更有可能磨 損國家民主治理的能量。

為能扼止核能科技官僚獨斷的情形持續漫延，同時化解專家與常民之間的衝 突，當今的核能科技政策實有必要在政策過程中，致力於發展出能建構更全面的 風險認知面貌之作法。欲達成這些目標，實然有賴於公民與科技官僚之間的長期 互相學習與討論；更進一步的作法，即是將公民參與納入核能科技政策中，也就 是將官僚體制應有的民主治理擴散到核能科技官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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