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緣起：勞工貴族為何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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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2002 年，筆者正就讀小學六年級，班中成績最差的幾位同學在春節假期後 突然退學消失。從那時開始，家母偶爾會在吃飯時段提起某某工友的兒子在賭場 內任職，月薪達兩萬多澳門元（按現時匯率折算約八萬元台幣）。大年初一，朋 友也喜歡共赴賭場「沾沾運氣」，即使不下注，也足夠新鮮。高中後到台灣讀書，

方意識到如此被賭場包圍的日常生活並不正常，每逢回澳，均發覺物價上漲，中 學時獨愛的街頭小吃則相繼消失。即使家人朋友同樣意識到如斯轉變，但仍然自 豪於澳門經濟的繁榮。回想起來，那幾位退學的同學，大抵也為了趕上賭權開放 後的快車，早早轉讀賭場受訓課程。原以為這已是澳門的常態，直到大學畢業回 澳的那一年。

第一節 問題緣起：勞工貴族為何抗爭？

2014 年是澳門騷動的一年。5 月，先是引發 1999 年澳門回歸後，參與人數 最多的政治運動：「反離補運動」。¹ 6 月至 10 月，成立僅兩年，由博彩業員工組 成的勞工團體「博彩最前線」（以下簡稱「博前」）先後組織多次集體行動，包括 共錄得 7,000 多參與人次的六次員工遊行和集會，多次請願、聯署和怠工等，參 與者幾乎涉及全澳所有博彩企業（以下簡稱博企）的員工。他們除要求改善工作 環境與福利外，更要求政府立法確保莊荷(dealer)和監場主任(supervisor)只能由澳 門居民擔任，即禁止輸入外僱。雖然政府從未批出相關外僱名額，相關職位最已 獲得保障，但工運仍然爆發。²

弔詭的是，2014 年澳門的人均 GDP 已超越瑞士名列全球第四，2013 年的博

1 《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主要爭議有兩方面：第一，對離任高 官的補償金是否合理。因為特首下一級的司長全為政治任命，故不屬公務員體系，但法案認 為要吸納政府人才，必須提高非公務員體系官員的補償金，然而公務員體系成員退休後卻得 不到相同的增幅；第二，作為澳門特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在任時應否擁有刑事豁免權。法案 企圖讓特首在任時免刑責，但反對者認為澳門並非主權獨立實體，地方行政長官不能等同國 家元首般擁有刑事豁免。有關該運動的研究可看：(Ieong 2017; Y. H. Kwong 2014; Wong 2017)。

2 為了保障本地人在 2002 年賭權開放後的就業，澳門政府一直以口頭方式重申不會批准博企的 外僱申請，直到現在此口頭承諾仍然維持。見澳門日報，2014，〈政府目標落實娛樂場全面禁 煙 崔保證任內莊荷不輸外僱〉，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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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勞工運動(labour movements)是社會運動學門的成員之一，根據 Tarrow(1998)和 Tilly(2004: 3-4)的定義，社運涉及群體共同參與、採取體制外策略和以某一種價值作為引導的三種元素。

而工運研究則更強調組織策略或階級意識生成的層面(Hyman 2004:3; Taourain 1997: 238-239)，故工運研究主要圍繞工運組織如何形成有影響力的談判過程，參與人數的多寡實際影 響工運實力(Chesters and Welsh 2011: 126, 156-157; 邱毓斌 2011: 85)。在這裡，我們將工運定 義為「某類工人為了追求或抵制某種涉及政府在內的勞資關係，以某種集體認同作為維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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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抗爭又是澳門勞工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博彩員 工為了爭取更具尊嚴的工作環境而反抗，促成首個行業內的獨立工會「娛職聯誼 會」。⁷ 1999 年回歸後，博彩員工也曾為了向資方追討大規模欠薪和無預警的無 薪假，分別在回歸初年和 2008 年發動兩波抗爭，成功獲得資方的讓步。所以，

在 2014 年發生的博彩工運，已經是澳門博彩業勞工抗爭有紀錄以來的第四次集 體行動。⁸

然而，要了解博彩工運的成因，仍必須了解員工不滿的形成與集體認同的形 塑。在第五章第一節我們會看到，所謂「勞工貴族」更多只是來自社會的刻板印 象。一旦從勞動現場觀察前線員工與上司、賭客的互動過程，便會察覺高度的「情 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如何摧毀了前線員工的個人生活與人際關係，甚至導致 自殺等偏差行為的出現，加上長期來自資方企圖輸入外僱，打破勞資政方「同意 遊戲」的威脅感，內部張力其實一直存在。另一方面，基於由 80 年代末開始醞 釀的反外勞議題，在近年已形成社會共識，博彩工運的組織者利用這一反外勞主 框架(master frame)的力量，運用新媒體促進員工的反抗情緒，並塑造集體認同。

然而這一建基於排外情緒的框架也反過來限制了工運的持續，成為一面雙刃刀。

與此同時，較早發生的「反離補運動」不但打擊澳門政府的正當性、對博彩 員工造成「認知解放」與進一步打擊親政府傳統工會在勞工中的認受性，加上因 正值賭權經營合約檢討的時機而對賭場資方的間接牽制，都成為對促進博彩工運 的有利因素，這部份也將在第五章接續討論。

對於這一波博彩工運的衰落原因，則需要從澳門勞工抗爭的歷史脈絡所形成 的長期限制因素去了解。透過第三章對澳門政府與勞工力量互動的分析，可以知 道澳門的勞工抗爭在回歸後雖然越發頻繁，卻長期呈現低動員力、手段溫和抗爭 議題支離破碎的狀態，原因即是回歸與賭權開放對澳門政府與勞工關係影響的結 果（見第四章）。依靠充足的博彩業稅收，政府的管治能力獲得強化。一方面龐

7 1974 年，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企下賭場員工，因不滿資方為了杜絕員工偷取現金所採取的 嚴厲懲罰措施，組成「娛職聯誼會」與資方談判，最終逼使資方改變相關政策。澳門日報，

2001，〈鄭康樂認識工運由罰企開始〉，9 月 11 日。

8 必須說明，因為勞工運動與工會運動(social movement of unionism)有其意義上的差別，若只將

「博彩工運」指涉為工會運動，可能過度誇大「博彩最前線」這一組織在整個運動中的作 用，忽略了運動中仍然有不同社運或工會組織的參與，他們可能是運動的支持者或反對者，

但彼此的互動同樣形塑了整個工運的進程。故在下文提到的「博彩工運」將是指涉更廣義 的，包含工會運動在內的勞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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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傳統勞工組織成為體制內一員，導致後者在體制內逐漸喪失獨立性，也同時失 去勞工的代表性。這樣的結果，則是間接造就了勞工的抗爭土壤，促成回歸後獨 立勞工組織的誕生。然而，這些勞工組織不但無法團結(solidarity)，更因為與政 府的正式與非正式關係而持續分裂：回歸後有所擴大的選舉制度產生吸納新興勞 工力量的作用，而繼承自殖民時期的官方補助制度，更形成勞工組織與政府的侍 從關係(Clientelism)。以上原因塑造了回歸後勞工抗爭的主要特徵，也持續在博彩 工運當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