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博彩工運的政治過程
第二節 集體認同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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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解釋卻存在矛盾之處。事實上，企圖打破「同意遊戲」的爭辯並 非首次出現。自 2002 年賭權開放後，政府既為了解決因亞洲金融風暴所造成失 業潮，也為了回應社會對於開放賭權所可能產生的副作用，遂決定以莊荷只能由 本地人擔任來換取大眾支持。此後，博企便一直嘗試打破此一規定。最早在 2005 年，「澳博」和「銀河」便曾倡議引香港人來填補賭場內快速增長的人力資源需 求。然而政府不但否決博企要求，更在 2009 年因應金融海嘯對澳門經濟的重創，
進一步將「監場主任」也納入受保障職位；到 2012 年，又有學者建議開放相關 政策，從而增加「崗位競爭性」，開放香港人與內地生留澳工作亦再次被提上議 程。124
由賭權開放起，取消莊荷職位保障的威脅其實一直存在，然而大型的博彩工 運卻只在 2014 年的爭議下出現。可以說，博彩員工對「同意遊戲被打破」的威 脅感並不會直接導致集體行動的出現。
第二節 集體認同的形塑
早期的社會運動理論已關注集體認同形成對理解集體行為的重要性，
McAdam ([1982]1999:xxxiv)認為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誕生的原因之 一，是黑人社群在一系列廣泛的社會變遷過程中，重新定義了社群的共同利益，
並進一步形塑出新的集體認同。故社會運動的出現往往伴隨新的集體認同的形成。
所謂集體認同，即人們需要對自身現況有共同的認知，並想像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與利益。所以集體認同的表達也是多樣的，可以是共同的名稱、共同的論述、共 同的儀式或衣著等(Polletta and Jasper 2001: 283-285)。也因為集體認同有關群體 的共同認知，故認同的形成既是群體成員如何認知「我群」和「他者」的過程，
也是群體挑戰主流對其認知的過程(Garrison 1992)；認同的形成，往往依附於真 實的勞動過程，也同時被現實中既有社會關係所左右(Gould 1995)。簡而言之，
探索勞工集體認同的形成，必須同時兼顧內部勞動過程與更廣泛的社會關係。
124 相關爭論見：新報，2005，〈澳博彩業未來 10 年有 20 萬空缺 賭王促輸入港勞〉，5 月 28 日；澳門日報，2005，〈澳人力資源捉襟見肘難滿足需求 呂耀東冀莊荷可聘港人〉，7 月 20 日；市民日報，2009，〈今年內所有莊荷主任由本地人出任〉，1 月 23 日；澳門日報，2012，
〈學者：輸入外僱荷官 放寬內地生兼職〉，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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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的「反外勞」共識
反對輸入外勞莊荷一直是工運的核心訴求之一，「反外勞」作為不滿的來源 也早已成為社會共識。自 80 年代中國大陸開革開放至今，反對輸入外地勞工一 直是澳門本地工運的主軸（更多討論見第一章）。在本文收集的 550 件勞工抗爭 事件中，五分之一（108 件）屬反外勞和反黑工議題（見第三章表 3.2）。此類訴 求也出現在歷年的「五一遊行」中（見表 3.1）。不但如此，本地媒體亦是反外勞 共識形成的主要推手，Wen (2013)的研究曾比較《澳門日報》和香港《蘋果日報》
在 2003 至 2012 年間，有關外勞議題的所有新聞報導，發現澳門媒體相較香港，
不但更傾向報導有關外勞的負面新聞，也傾向將外勞問題歸責於外勞本身，而並 非僱主、勞工中介機構或政府。
在相關勞工政策中，外勞的輸入原被定義為「補充性的人力資源」，但官方 對外勞輸入的裁量標準卻經常惹來爭議。被批評過度簡化地以「本地工資收入水 平高、失業率低，則外僱引進量增加，反之減少」的準則來批出外僱人數(常凱等 2013: 152)；或以行政手段直接削減外勞配額來懲罰違規的企業，而不是透過正 常的法律程序(孫家雄 2001:998)。如此，外勞政策實際上成為官方管理勞資關係 的手段，當失業問題出現時，官方可歸責於「外勞搶本地人飯碗」的二元思維，
外勞的權益卻因此被漠視(蔡幸強 2004)。一份 2013 年的勞動報告揭示，26.8%
的受訪外僱曾被拖欠工資，平均工時超過 9 小時的外僱比例高達 53%，而本地人 則只有 19%(常凱等 2013:101-102)。在澳門，外僱是被歧視與被剝削的一群。
博彩業的情況相同。2011 年一項業內調查報告顯示，超過一半的博彩業受訪 員工認為輸入外僱會影響其晉升機會，認為不受影響的比例則不足兩成(顧良智 2011:47)。即使莊荷等職位從未輸入外僱，但為了回應員工的疑慮，政府更在 2009 年開始，規定所有博企內任何職位的外僱員工，均需要配上識別名牌，從而與本 地員工作出區別，「方便政府、公眾和業內員工共同監察」，這一措施更受到工聯 議員的支持。125 外勞在行業內的歧視因此被各種制度與大眾情緒所強化。然而，
如蔡幸強所說(Choi 2008)，工聯作為全澳最大勞工組織，卻一方面為了不違背本 地民意，又要做好官方的「忠誠批評者」角色，長期忽視被僱主和中介業者剝削
125 市民日報，2009，〈關姐斥拖延博彩前線人員佩名牌〉，1 月 13 日；2009，〈博企前線員工戴 名牌識別身分〉，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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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地勞工的權益。數據反映事實，在 550 件勞工抗爭事件中，只有 16 件(3%) 是有關外僱權利的爭取，工聯在當中長期缺席。
從社會到博彩業，「反外勞」作為抗爭訴求在大眾、勞工組織與官方的共謀 下已形成廣泛的共識與正當性。以下受訪者的回答反映了這一現象：
關係博彩員工利益的事都參加啦，難道真係要燒到自己頭上先站出來？
個人係這樣想。好像金沙秘密請外勞莊荷，我那時未返賭場工，但為了 澳門人飯碗都有參加。如果澳門有外勞莊荷，好有影響，做什麼都會有 影響（莊荷阿莉）。
故此，行業內的反外勞抗爭便不會只是員工之事，而是所有澳門人的事。既然抗 爭的核心訴求本就具有高度正當性，當然有利組織者進一步的動員工作。
二、 構框：工運抗爭意識的提昇
我一直同人講，社會對賭場有負面評價，新移民、中年[勞工]又拉低博 彩業質素，莊荷不應被歧視。當年是為澳門拼 GDP，為何得不到社會尊 重？甚至官員、團體說博彩員工為了利益貪得無厭，為何公務員加薪可 以，我地加薪就被鬧？（受訪者 G）
受訪者 G 是「博前」的副理事長，曾先後在本地和外資的賭場工作。他的言 論與實際情況其實有所出入。沒有證據表明博彩業的服務素質因新移民和中年人 加入而有所下降。恰恰相反，與十多年前相較，現在的博彩業還有年輕化趨勢。
126 然而，博彩員工卻傾向認為自己屬社會中的相對弱勢，持續的付出卻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這樣的論述一直出現在工運過程中，並激發員工們（特別是莊荷）
的共鳴。
「博前」的 Facebook 專頁是唯一對外開放的資訊發布平台，內容包括轉發 博彩業新聞、「博前」成員對官方和資方的回應和員工的心聲等。當中，「賭場員 工的心聲」以類似專欄形式，專門轉載員工投稿的文章，大多為工作上的各種不
126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2001 年「15-34 歲」的博彩業員工比例為 40%，至 2011 年已 上升至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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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與打壓。我收集並分析了 2014 年 1 月到 12 日期間在該專頁上共 456 篇貼文，
87%（395 篇）有關博彩業與工運的資訊，當中 23 篇是所謂的「員工心聲」。在 頭 10 篇最多人按讚的貼文中，屬「員工心聲」的文章便占了 4 篇，下面是相關 貼文的截錄：
「我們是人」一名賭場員工的心聲…昨晚也就是今早大約四點鐘左右，
夜更。四季娛樂場一名莊荷和一名主任，在員工通道，被一名賭桌部巡 場經理和三名保安監視下清理自己儲物櫃物品。之後，又被上述四人押 走…我想講是：無論停薪留職或解僱都唔應該咁多人押走吧！難道我的 荷官沒人權、沒自尊。服務公司近十年，得到的是咁的對待，員工能唔 寒心嗎？…公司從來沒有體諒下的員工處境，讓員工無論身體或心理上 少受點傷害。當員工是人看待，俾那怕一點點尊嚴也好。127 (粗體為作 者所加)
一名賭場員工心聲：公司寧願失去一個員工，都唔想失去一個客。您好！
我叫 sxxxxxx，現任職金沙城口中心 dealer，昨天從朋友圈和報紙中看 到報導賭客對 dealer 的暴力歸檔 28 棕[按：應為宗]，這只是其中的冰 山一角。我現把我所知的賭客對 dealer 和 super、其他員工真實暴力 講一講．．．賭客對荷官的種種暴力造成荷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每 一個荷官受到暴力對待時極想報警求助，但驚秋後算賬，為保飯碗唯有 啞忍。128 (粗體為作者所加)
集體認同的形成條件之一是需要群體對「我群」的處境有著共同的認知。透 過「員工心聲」，博彩員工分享著共同的挫折感、憤怒感、權利被侵犯的感覺。
這些有助認同形成的「心聲」，其實大多來自「博前」的另一項動員工具：微信 (wechat)。129 組織者坦言，相對於 Facebook 作為資源發布平台，微信的重要作 用則是「試探員工的情緒」。工運期間，「博前」在微信的組織力是非常強大的，
127 澳門博彩最前線，2014，〈臉書截圖〉，https://goo.gl/tNPVBe，查閱時間：2017/12/29。
128 澳門博彩最前線，2014，〈臉書截圖〉，https://goo.gl/mXgFv2，查閱時間：2017/12/29。
129 微信是澳門最主流的社群媒體，2014 年微信的普及度已高達 63%，比 Facebook 還要高出 10%，2017 年微信的普及度已達到七成(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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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博企的每一間賭場，都已開設專屬的員工群組。據組織者回憶，這樣的群組 在高峰時期多達近 40 個，聯繫的員工估計達一萬名（受訪者 G）。利用微信，組 織者有效地預先判定員工對行動計劃的反應。130
套用心理學對集體行為研究的概念(Taylor 2002:14-15)，員工在 Facebook 和 微信上的交流與互動，實際是在塑造一種「兄弟情誼的剝削感」(fraternalistic deprivation)。既然集體認同需要「我群」和「他者」的清楚分野，有著明確的剝 削者與被剝削者關係認知的群體，也可形成強大的集體認同。與此同時，「博前」
也在積極從事構框(framing)動員的工作，促使分享著共同剝削感的員工積極參與 到抗爭之中。
歸根究底，博彩工運爭取的是單一行業，甚至可說是行業內個別職位（如莊
歸根究底，博彩工運爭取的是單一行業，甚至可說是行業內個別職位（如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