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對澳門公民社會的反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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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同的工具；加上剛結束的「反離補運動」，既削弱了政權正當性，更實際為 緊接著的博彩工運提供各種動員資源。在政治機會浮現與集體認同被強化的條件 下，工運才能順利開展。儘管如此，主要以莊荷等前線員工為主的工運，其認同 也存在極限。當資方與政府採取消極或間接分化的策略讓工運戰線拉長時，由有 限集體認同所支持的工運，終究難以維持。而香港「雨傘運動」所造成的意識形 態分歧等負面影響，終究壓垮了工運。
儘管博彩工運的抗爭劇目相較過去豐富，但其「反對輸入外勞」的核心論述，
仍然一脈相承自過去的工運。過去，本地建築工人因為博彩業的大興土木，直接 成為資方引入外地廉價勞動力的受害者，「外勞」作為議題的載體，遂成為失業 工人的不滿來源；現在，即使政府長期監管博彩業的人力市場，「外勞」並未壓 縮本地人在行業內的就業空間。但在官方長期以外勞政策作為調節大眾不滿工具 的情況下，任何有關輸入外勞的傳言，也足以點燃賭場員工的不滿，甚至成為抗 爭者凝聚大眾共識的論述資源。所以，博彩工運實際上是以舊酒裝進新瓶的勞工 抗爭。
第二節 對澳門公民社會的反思與展望 一、 當全社會都在反外勞：主框架的限制
「澳門社會尤其勞工階層一直視莊荷為就業保障的最後堡壘」、「街頭巷尾師 奶阿伯，幾乎異口同聲地希望把這個行業留給本地人」、「這是行政長官及施政團 隊對澳人的一個承諾」、「外僱莊荷問題其實是一項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之間的角 力」。176 當全社會都在反外勞，抗爭者只要利用這一「主框架」(master frame)的 論述資源進行構框，便能有效地與動員目標產生共鳴(Snow and Benford 1992:
137-141)。由 1988 年至今的主要勞工抗爭，幾乎都誕生在這個以反外勞為名的動 員框架下。然而，過於單一且僵化的框架理念，同樣限制了後續運動的發展。
在博彩工運的例子中，抗爭者除了反對輸入外僱莊荷，其實還包括行業內各
176 春耕，2014，〈輸勞問題談判優於關大門〉，澳門日報，2 月 14 日；公榮，2013，〈請留下莊 荷位〉，澳門日報，10 月 24 日；阿寘，2013，〈要求一個長久的承諾〉，訊報，10 月 11 日；
昂首，2013，〈輸入外僱莊荷政府仍然留有餘地 官員言論均為未來改變政策鋪墊〉，訊報，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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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福利與制度改革的訴求，這些牽涉所有行業員工的議題，理應能動員其他職位 的員工，包括約七千名行業外僱。然而正因為反外勞主框架的限制，組織者不但 忽視其他基層員工的訴求，也從未視龐大的外僱群體作為潛在動員目標，無法擴 大階級團結。
與此同時，也因為主框架視外勞為被敵視的他者，工運與民主派亦因此產生 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曾經在「博前」創建初期提供援助的新澳門學社，在工運壯 大後漸漸無法認同其核心訴求，最終也漸行漸遠。結果，即使澳門擁有 18 萬來 自中國大陸、菲律賓、印尼等地的外國勞工，他們也確實承受著超工時與仲介業 者的剝削，卻長期缺乏勞工組織為其發聲，號稱全澳最大勞工組織的工聯也向來 無視外僱權益。177 在澳門，外僱的權益並非權益。
歸根究底，反外勞情緒的形成，必須歸責於官方對輸勞標準的任意操作，以 及服膺於權力的主流媒體與傳統勞工組織對外僱群體的污名化之上。可以想像，
如果這一穩定的權力結構無法被打破，來自主框架的限制將繼續維持，孕育自排 外情緒的勞工力量也終究無法脫變壯大。
二、 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共振
澳門的勞工抗爭反映公民社會對抗公權力時遭遇的普遍困境。作為混合政體 (hybrid regime)的澳門政府，既擁有豐富資源利用不同渠道分化公民力量，也能 夠藉由議會政治吸納新興的反對派，形成「恩庇－侍從」的互惠關係；此外，因 為資源的缺乏，抗爭者也往往缺少有效的動員渠道。儘管博彩工運成功突破資源 限制，仍然面對著管治聯盟的各種分化技量。澳門公民社會的困境，甚至被研究 者命定論般地歸因於物理因素，彷彿人口少空間小的澳門便注定有利既得利益者 的管治，讓「多元主義窒息」(Kwong and Wong 2017)。
然而，跨國／地區連結可以為本地抗爭者創造突破口。面對不友善的本地主 流媒體，工運組織十分看重來自香港媒體的關注，甚至認為工運在後期失去動力 與香港媒體關注度的消失有直接關係。事實上除了工運，近年來其他運動也開始 積極與香港和台灣等地建立外部連結。例如，對工運產生促進作用的反離補運動，
177 在澳門並不缺乏由外國僱員成立的勞工組織，向官方登記的有「印度尼西亞在澳門職工協 會」、「國際外地菲律賓勞工（澳門）支援協會 」、「柬埔寨外勞（澳門）工作服務協會 」、「澳 門外地勞工工會」和「澳門菲律賓專業技術人員協會 」。然而，沒有一個成為工聯的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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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動員力便得益於香港媒體在運動初期對法案的廣泛負面報導，成功讓議題在澳 門大眾之間發酵；而相關媒體與台灣太陽花運動的論述，更成為抗爭者的論述資 源。此後，這一合作關係也持續被本地抗爭者沿用(Wong 2017; 廖志輝 即將出版 (2018))。這種類似「跨海峽公民社會」的雛型(吳介民 2012)，確實為抗爭者開拓 出新的戰場。但若處理失當，這樣的連結亦可以是一把雙刃劍。
工運失去動力，主因之一便是雨傘運動造成工運組織者與參與者的意識形態 分歧。一張來自雨傘運動的照片，足以成為工運分裂的開端。這一例子說明，儘 管這種跨地區連結可以生產出珍貴的動員資源，但抗爭者如何在符合本土脈絡下 運用相關資源，才是所謂跨海峽公民社會發揮作用的關鍵。
可以預期，隨著跨海峽關係的建立，這種外部力量將持續影響澳門抗爭者的 行動邏輯。本地公民社會如何審慎善用這些外部資源，避免招來非議，或採取某 種不強調外部連結，卻實際借用外部資源的「雙面人」抗爭模式。178 將是澳門 抗爭者在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 升級中的當權者與抗爭者
2014 年後的數年間，澳門政府與社會反對力量的對抗性，持續地變化與升 級。過去，「非正式合作」模式主導著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民間力量雖然缺乏正 式表達意見的渠道，但繼承自殖民時期的各種非正式渠道滿足了反對派的需要，
政權並未明目張膽地打壓抗爭者。然而近年公權力對集會遊行的包容度明顯下降，
因為遊行集會被刑事檢控的人數，在崔世安政府的第一任期(2009-2013)共 30 人，
目前第二任期只過一半，相關人數已達 58 人，而回歸後首宗因為集會遊行而被 判刑的案件，便發生在工運後的次年。179 此外，官方以「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 成威脅」為名，禁止香港立法會議員、政黨成員或媒體入境的措施亦已成為常態。
180
178 在王韻 (2015)有關香港與台灣宗教組織推動民主化的比較研究中，認為本地抗爭者採取
「雙面人」模式是較佳的抗爭策略。在 80 年代民主化時期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與其他民 間組織共同推動民主化，卻互相不承認彼此有合作關係，回避政權的打壓；在香港，儘管教 會大多回避政治議題，卻仍然採用更迂迴的手段為抗爭者提供物質援助。
179 廖志輝，2017，〈從搞局者到職務中止，為何越來越多人成為『蘇嘉豪的人』〉，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11-notes-sulusou/，查閱時間：2017/12/29。
180 論盡媒體，2017，〈內部保安綱要法〉，
https://aamacau.com/tag/%E5%85%A7%E9%83%A8%E4%BF%9D%E5%AE%89%E7%B6%B1%
E8%A6%81%E6%B3%95/，查閱時間：20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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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峻的是，當權者的反制手段也在持續升級與合法化。2015 年，當局以改 善社會治安為名，公布將在全澳各區增加總數量達過去 8 倍的監控鏡頭(共 1620 個)；2017 年，政府一方面計劃制定《網絡安全法》，內容包含電訊服務「實名制」
等具爭議性規定；一方面在沒有公開競投下，與中國大陸電訊巨頭「阿里巴巴」
簽訂協議，合作打造一套集合大眾衣食住行數據的電子治理系統。這些收集個人 資訊的新政策均引起民間與反對派的高度質疑。181
問題是，當權者一方面收緊反對派的表達空間，卻無法撫平社會民怨。2016 年澳門基金會捐助廣州暨南大學的一億元，引發三千人遊行抗議官商勾結；2017 年的「天鴿風災」造成十人死亡，自喻為「國際級休閒旅遊城市」的澳門政府，
竟要依靠中國解放軍進行災後整理；還有大大少少並非因為政治因素而引發的民 間抗議。結果，政府的民意在 2017 年再創新低。182 反對派沒有因為官方反制而 遭遇明顯挫敗，反倒得益於政府連環的施政失誤。2014 年組織「反離補運動」，
曾支援博彩工運的青年民主派，其核心成員便在三年後順利進入立法會。
如此，原來產生溫和反對力量的政府與社會關係，開始轉向趨生激烈抗爭的
「完全排斥」關係。縱然當權者加強了反制的力量，社會抗爭的頻率和激烈程度 卻不減反增。事與願違的原因，正在於傳統社團在政權更迭後已失去仲介大眾利 益的能力，卻仍被視作維持社會穩定的大將，政府的管治手段即便有所改變，但 管治結構卻長期不變的情況下，大眾不滿無從宣洩，不斷累積。博彩工運在 2014 年無疾而終，但更廣泛的社會抗爭卻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