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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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來統整「政治機會結構」和「認知解放」等概念，企圖將結構與文化因素 一同解釋社運的興衰。但這樣的觀點往往只能從抗爭者的角度出發，形成一種線 性發展的思考邏輯，彷彿只要政治機會和認知解放出現，抗爭便會發生，卻忽略 了抗爭對象的能動性，也忽視抗爭過程當中你來我往、互相算計的特點。本研究 同時關注抗爭者（自主工會）與抗爭對象（政體成員）的互動與抉擇過程。
第二，擺脫結構決定論，重視文化與歷史因素，不再只尋求解釋單一事件發 生的原因。同樣以「政治過程模型」作為批判對象，雖然該模型在往後被廣泛用 於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衰，卻越發陷入結構決定論的桎梏，就連原創者在日後也批 評該模型無法解釋社會心理層面的轉變。55 故注重集體認同的利用與轉化，將
「解釋過程」連結整個抗爭互動，都是學者重拾文化分析途徑的努力(McAdam and Tarrow 2011)。
故此，過往的社運研究往往以個案(case)或事件(event)為單位，造成研究個案 與過往歷史文化脈絡斷裂的現象。56 本研究將觀察博彩工運背後更長遠的文化 歷史脈絡，如何塑造博彩員工在工運當中的集體認同，也更能了解正式制度與工 會組織的關係。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 抗爭事件分析
抗爭事件分析(protest event analysis, PEA)通過將某類抗爭事件內容進行跨時 間的量化記錄，從而理解某一項社會運動的總體歷史發展(何明修 2006: 361-362)。
如此，透過記錄回歸後澳門勞工抗爭的抗爭類型、方式、目的和人數等變化，能 夠描繪出工人行動的歷史邏輯，幫助我們將 2014 年的「博彩工運」置於更詳細 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檢視。
55 在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一書的再版介紹中，
McAdam([1982]1999: xii-xiii)坦言在往後的使用者手中，「政治過程模型」已陷入「動員結構 的結構決定論概念」，他認為雖然用某類「結構親近性」來解釋動員過程非常好用，但卻無法 提供一個準確的「社會－心理學」解釋。基於這一自省的批評，本研究才希望能同時關注社 會變遷對個體心理狀態的影響，利用訪談和一些民調去盡量捕捉澳門大眾和博彩業員工的心 理轉變。
56相反，抗爭政治的分析框架視社會運動為一系列更廣泛的體制內外鬥爭的片段(episode)，因為 諸如社會運動等非傳統的越界抗爭(transgressive contention)，其實往往源於一系列體制內的有 節制抗爭(contained contention)的延續(McAdam et al. 200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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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nyder 和 Tilly 等人在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研究政治結構與運動的關係 起，PEA 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社會運動的各種研究議題，如跨國社會運動的比較、
抗 爭 劇 碼 (repertoire) 的 變 化 、 甚 至 是 抗 爭 的 擴 散 過 程 等 (Biggs 2013;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2; Snyder and Tilly 1972; 陳韻如、沈幼蓀、
陳雅蓁 2011)。但這種方法有其缺點，主要圍繞認識論和方法論兩方面。
在認識論的層次，Koopmans and Statham (1999: 5)批評 PEA 的運用者過於強 調抗爭事件作為「抗爭中心」(protest centric)的分析，因為倘若承認當今的社會 抗爭已經被恆常化，那麼只以示威或靜坐等事件作為抗爭程度的指標似乎有所不 足，故他們認為應該把收集範圍廣大，將抗爭論述等文化因素也納入指標之中。
更嚴重的批評來自方法論層次，不少研究已經證明媒體在報導抗爭事件上存在各 種選擇式偏差，例如暴力程度越高的事件越容易被報導、大型報章會忽略很多地 區性抗爭事件等(Myers 2000; Oliver and Myers 1999)。如此，主要以媒體報導作 為資料來源的 PEA 研究便存在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針對以事件作為中心的批評，本文秉持 Koopmans and Rucht (2002: 235)對認 識論上的建議，即應該從問題出發：如要回答抗爭劇碼的激進化或抗爭的制度化，
研究者便需要收集不同範圍的抗爭指標，前者只要看示威和街頭衝突等經典動員 方式；後者則需要將聲明、和平請願、訴訟等行為納入事件的收集範圍。故只要 事先釐清回答的問題與所收集的抗爭事件之間的關係，PEA 仍然具指標作用；至 於如何解決媒體報導的偏差，如 Myers and Caniglia (2004: 536-538)所說，不依靠 單一媒體，收集盡量多的資料來源、聚焦於數據的長期趨勢而不是短期絕對值，
就能將偏差的影響力降低。
準此，本文有關澳門勞工抗爭事件的數據，均在嚴格定義資料來源、搜索範 圍、搜索詞彙組合的情況下進行，其後進行媒體報導的比對校正，最終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間篩選出 550 件抗爭事件。實際的操作說明與相關概念定義在附錄 1 呈現。
二、 半結構訪談與研究者的位置
訪談作為社會運動的研究方法，探究的通常是人們為何參與抗爭的動機問題，
其中，不像結構訪談的制式回答，半結構訪談有一套一致的題目和問題，但允許 訪談者能更靈活去探測、發現回應者的經驗和對現實的解釋；對於社會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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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半結構訪談能細察社運參與者和領導如何看待自己的參與和理解社運的意 義，用 Blee and Taylor (2002: 93-96)的話來說：「是將人的能動性帶進運動分析的 中心。」
基於本文關心的是博彩工運的興起和衰落，利用半結構訪談能讓我們更了解 工運領導和參與者的參與動機與面對的困境，特別在澳門整體社經環境仍然欣欣 向榮之時，理解博彩員工如何看待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便非常重要；另一方面，
了解傳統工會對工運的態度，也可以豐富我們對整個工運過程的了解，甚至從側 面探究相對激進的工運能夠誕生的原因。故此，研究計劃的訪談對象主要分四類：
(1)主導工運的組織－「博彩最前線」的領導層；(2)賭場員工；(3)傳統親政府工 會；(4)其他獨立勞工組織。
與此同時，在從事任何社會研究的時候應先認知研究者自身的位置是屬於局 外人還是局內人，理解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並非要盡量達到客觀(也不可能 達到絕對客觀)，而是更能清楚研究方法的優點與限制。如以局內人的位置與訪 談對象分享一樣的意識形態與論述風格，可能更易取得訪談對象的信任，激發更 多深入豐富的回應材料；局外人的身份則是相對中立的位置，更有利於一些存在 黨派競爭的運動場域，得到的材料也更好回應一些社運參與的假設(Blee and Taylor 2002: 97-98)。
基於本文的訪談對象存在競爭關係，故研究者自覺應處於相對中立的局外人 位置，但不妨礙在過程中使用一些符合訪談對象認知的述語，從而獲得更貼近研 究場域的資訊。準此，研究者在訪談的事前事後依循兩個準則：(1)向對象坦誠：
訪談進行前主動向對象說明研究興趣，研究者希望獲得的資訊；(2)匿名書寫：除 了主動願意以真實姓名公告的受訪者外，其他受訪者均以編號或匿名代替，但相 關機構和抗爭對象、地點則誠實公告。
最後，研究者成功訪談共 18 人（見附錄 2）。當中，三位分別任職不同賭場 的「莊荷」，以網絡通訊方式持續與筆者進行一至三個月不等的半結構式訪談。
而在 2017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筆者還實際到澳門各大賭場進行田野觀察，紀錄 莊荷、上司和賭客之間的互動狀態，每次約一至兩小時，並在現場紀錄若干田野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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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作為方法可了解研究對象的想法和動機、事件發生的過程和涉事者 的背景與立場(石之瑜 2003: 199-200)。本文既要探討參與者的動機，也要盡量還 原整個博彩工運的經過，故大量收集各種文獻資料便有其必要。資料來源主要包 括：媒體報導；散播於報章、個人部落格(blog)和臉書(Facebook)、事後出版的專 書等素材當中，涉事向方對事件的評價；當然還有相關學術文獻對事件背景的歷 史脈絡整理和分析。
值得說明，一般認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澳門研究學術社群相對貧乏，有系統 地建立所謂「澳門學」也似乎只是近年之事(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 2012; 譚 志強 1994: 1-4)，故在使用來自澳門的中文學術期刊時，可能對其專業性產生疑 慮，但這些學術期刊仍然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如何使用學術研究成果，主 要視乎要回答的問題為何，假使我們認為澳門的中文學術社群，其研究成果存在 對本地抗爭者的意識形態偏見，或甚至不能完全被視為學術自主的產品，但我們 仍可透過比較其觀點與其他文獻的差別，突出那些是他們所關心的、那些則被刻 意忽略，某程度也能反映社會權力結構的現實狀況。故澳門的中文學術文獻在本 研究中，既是佐證研究假設的證據；也是被研究的素材(石之瑜 2003: 1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