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晚明善書的教化作用及其影響
第三節 價值與影響
壹、士人承擔社會教化之責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一般所言的教育，多指學校教育，屬於狹義的定義。
而教化為廣義的教育，除了學校教育以外，也包含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範 疇，是一個化民成俗的過程。72在黃書光的定義中，則強調教化是「在下者經 過在上者的價值施予與導向，致使其內在的人格精神發生深刻變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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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教化時，時常認為是由君王或一群接受儒家思想的士人階層所推動 的。但透過對於善書的討論，可以注意到在晚明的士人共同承擔起推行教化的 責任，並也蘊含了教化並不一定是特定族群能夠做的，而是人人都有機會可以 從事的行為的意義。
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兩點，一是官僚體系的疲乏無力，二是社會環境的動 盪。原本在面對社會劇烈改變的時候，期許政府能夠發揮控制力，將社會拉回
「正軌」；但晚明時期，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各自有其存在的問題無法解決，
如何確實地推行教化，也成了問題。
面臨這樣的狀況，晚明士人多感到焦慮，從高攀龍的〈同善會講語‧第一 講〉中，就反映了士人對於社會不安定的疑慮：
……一人作歹，十人看樣，便成了即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 得天帝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 出於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此非 迂濶之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 屠。不數年間，倭子來，獨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若不是人心風
72 王有英，《清前期社會教化研究》，頁 4-9。
73 黃書光，《中國社會教化的傳統與變革》，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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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所為，何以有見識人先說在倭子未來之前。可見一家為善，便是一家 之福；家家為善，便是一縣之福。74
文中可見高攀龍將天災人禍的發生、地方的安全，和為善與否相互連結，
藉以達到勸善的目的；同時也顯示晚明的氣候不佳75，導致糧食、疫病等災 害，及盜賊、倭寇侵擾等問題，除了讓士人擔憂以外，也是一般百姓所煩惱的 事情。
應該要如何解決社會變動所產生的問題呢？善書則正好提供了他們可以用 以匡正人心且快速便利的方式之一。
方今 聖明在御，百度振肅，朝野兢兢，惟恐失墜。然於本心之良，似 覺未曾喚醒，即使道以德，齊以禮，亦未可旦夕取效。不若以吉凶之說 動之，庶幾易入，則此書之行，不可以少緩矣。76
顧錫疇在〈迪吉錄序〉中就提及，用一般道德禮教的方式來啟發人的本 心，沒有辦法很快地得到勸人為善的效果。但是透過吉凶之說，也就是善惡之 說、因果報應，則容易觸動人心。顧錫疇以此來說明《迪吉錄》書成的重要 性，也認為面對這樣的時代，因果報應的勸化方式比起儒書的道德教化和法律 來說，更有警惕效果，進而達到勸善止惡的目的。
除了透過撰述及刊印，籌辦善會組織，更是晚明士人實際加入教化行列的
74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 12，〈同善會講語‧第一講〉，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75 關於晚明的氣候狀況，根據卜正民針對元明兩代極端氣候及災害狀況的資料統計，發生在晚 明時期的極端氣候共有6 次，寒冷 2 次：1577-1598（萬曆間）、1616-1620（萬曆間），嚴寒 1 次：1629-1643（崇禎間），旱災 3 次：1585-1589（萬曆間）、1614-1619（萬曆間）、1637-1643
（崇禎間）；嚴重災害有三個時段，1586-1588（萬曆年間第一次）：嚴寒、乾旱、饑荒、洪水、
蝗害、瘟疫、龍蹤；1615-1617（萬曆年間第二次）：嚴寒、乾旱、饑荒、蝗害、地震、龍蹤；
1637-1643（崇禎間）：嚴寒、乾旱、饑荒、蝗害、地震、瘟疫、沙塵暴、龍蹤。參見卜正民
（Timothy Brook）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 北：麥田出版，2016 年），頁 435-436。
76 明‧顧錫疇，〈迪吉錄序〉，收於明‧顏茂猷《迪吉錄》，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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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之意，在明代，一些豪惡鄉紳也被稱為大王，由此可見藍袍大王的意涵。
管志道（1536-1608）更指出，這些藍袍大王「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 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感誰何」，並 使得德行良好的生員聲名受其牽連，「而賢者却為不肖者所累矣」。81
而從時人伍袁萃對於士風變化的觀察中，更能夠了解這些藍袍大王的動 態：
近來士風惡薄，吳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鄉袞，輒群聚而侮辱之，
或造為歌謠，或編為傳奇，或摘四書語為時義，以恣其中傷之術。而臺 省撫按且採其語，以入彈章，何怪乎！惡薄之風，日長月炎而不可止 也。更有卑汙甚者，日伺郡縣之前，以待人有事者而為之干謁也。其富 家豪俗，嘗豢養數人，而呼嗾奔走之。市井閭閻相爭，動云：「我雇秀才 打汝！」噫！秀才而曰雇，士風至此，不大可哀憐也哉。82
生員透過撰述、群聚等方式對不合其意的官紳進行中傷誹謗，而監察官還 會採用他們的說法對官員進行彈劾；或是諂媚於地方官員，以利謀私。一些有 錢人更會「雇用」生員，在市井間與一般百姓發生衝突時，就說要找秀才來打 人。這些行為，已經顛覆了原先對於讀書人的形象，同時也注意到生員階層在 地方上確實有其影響力。
生員經常從事群聚鬧事、撰文誹謗等行為，也是致使「學變」在晚明頻繁 發生的因素之一。生員鬧事雖在永樂年間就有紀錄，然而學變一詞則在晚明確 立。晚明期間（1576-1644）至少有 22 次的學變紀錄，平均約每三年就有一 次。83但也必須注意，學變的發生可能與不同社會階級的衝突或遭受不平等待
81 明‧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卷 2，〈崇禮讓以晚士風議〉，頁 97-98；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 與地方社會》，頁396-400。
82 明‧伍袁萃，《林居漫錄》前集卷 3，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83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及地方社會》，頁 40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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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關，「士風之弊，始於萬曆十五年後。然迹其行事，大都意氣所激，而未嘗 有窮兇極惡存乎其間。……皆一時蜂起，不約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變化」
84，通常來自於與地位較高的宗室、地方官員、鄉宦、太監的衝突，或是富民 扛打生員而引發。85「亦人心世道之一變化」，也說明了士風之變是晚明社會變 遷的證明之一。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兩種不同的士人群像，一種積極於教化，可以做為教化 的楷模（model）；另一種則被用以警惕，成為了負面案例。顧炎武在〈廉恥〉
一文中引述宋儒羅從彥（1072-1135）的說法：「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 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 廉恥，則天下有風俗」86，可見教化由上到下的過程，而士人被視為是社會的 標竿，可以帶來模仿學習的作用，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具有教化功能。
貳、啟蒙教材類型的改變
在善書流通的討論中，已經注意到在晚明時期，善書被作為啟蒙教材之 用。
回顧明代蒙師教學的課程類型，包含識字教育、作文教育、技能與常識教 育及道德規範教育。其中，在道德規範教育的部分，常採用的教材則如《小 學》或其注釋本、《孝經》、《家禮》、《論語》、《春秋》、《四書》，律令如《大 誥》、《大明律》，及記錄聖賢嘉言善行的書籍如《孝順事實》、《日記故事》等。
而道德規範教育通常會與識字、技能與常識的學習並行。87
「蒙以養正」，啟蒙的目的在於養正，引導尚未接受教導或陶冶的兒童走入 正道，具備良好的美德，故啟蒙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於道德的培養。88從道
84 明‧范濂，《雲間據目抄》卷 2，〈記風俗〉，清光緒申報館鉛印申報館叢書本。
85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及地方社會》，頁 408-412。
86 明‧顧炎武，《日知錄集釋（中冊）全校本》卷 13，〈廉恥〉，頁 773
87 劉曉東，《明代塾師與基層社會》，頁 162-165。
88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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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規範教育的教材來看，仍以儒家經典為主；而塾師則會透過講述、背書，及 規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等行為，來達到教學目的。89
晚明時已經見到有將善書作為啟蒙教材的例子。至清初，崔學古也提及在 課餘間利用《迪吉錄》、《善過格》等書，講解給學生了解，可以達到啟發天良 的目的。90
在清代，善書陸續成為地方私塾、義學的啟蒙教材之一。到了清代晚期，
江蘇無錫人余治（1809-1874）在其所撰著善書《得一錄》中，收錄多種義學章 程及蒙館條約，並提倡以善書作為蒙學教材。91 《得一錄》收錄陳文述（1771-1843）〈設義學說〉，其中提及：
拙議主專教貧賤之子弟，先讀所刊初學讀本七種，再讀《聖諭廣訓》七 種，皆醇正之善書。善書所言，皆儒書之理。儒書散而善書聚，儒書深 而善書淺，中人以下，正取其淺近明顯，易於領會；即塾師教幼童，亦 易於講解也。92
善書中也講述儒家的道理，相較於儒家的經典來說，善書傳達的方式明確 淺近，對於中人以下的貧戶子弟來說，使用善書進行教學，較容易達到效果。
而陶樹（1779-1839）在〈陰騭文引蒙序〉中也提及：
……《小學》為入德之門，塾師又多置不講……許君石華，以丁生紹中 所註《陰騭文》見示。其書不徵事迹，語簡而明，為童孺所能解，意欲 塾師余講授經義之前授以此篇，俾童蒙先入為主，終身受益。置之鄉塾
89 劉曉東，《明代塾師與基層社會》，頁 164-167。
90 清‧崔學古，《幼訓》，頁 12，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91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頁100-102；105-106。
92 清‧陳文述，《義學章程》，〈設義學說〉，收於清‧余治，《得一錄》卷 10，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 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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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小學》之輔，將見口誦躬行。蒙養正則善人多，斯亦化民成俗 之一助也，因書以弁其端。93
從引文中可見，陶樹提到有人使用了《陰騭文》的注本進行教學，他認為 在啟蒙階段講述《陰騭文》，能使兒童終身受益，並應作為學習《小學》的輔 助，對於教化效果更加。
從引文中可見，陶樹提到有人使用了《陰騭文》的注本進行教學，他認為 在啟蒙階段講述《陰騭文》，能使兒童終身受益，並應作為學習《小學》的輔 助，對於教化效果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