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晚明善書的刊刻與流通
第一節 晚明書籍出版事業發展概況
晚明的書籍出版事業，不論在技術、行銷等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這也 使得善書的傳播速度，變得比以往更加快速且方便。
回頭檢視明代書籍出版事業的發展，明代早期的出版品並不多樣，雖然明 太祖撤銷了宋元時期在出版前的審查機制及機構，並下令免書籍田器稅，1但其 為了控制知識份子，透過財政政策使得木材價格昂貴，導致書價上漲，取書不 易。2配合當時的政治環境，明初的出版品也多為儒家典籍、注疏的經典名著、
節本、字典、韻書，史書則以官刻為主，集部也同樣稀少；或是印製政府法 令、記載典章制度的書籍等。3然而這些出版品漸漸不符合社會的需要，明代中 葉以後，隨著商業的發展，私人書坊開始印製銷路廣的書籍，除了原有的儒家 經典之外，史書、文集等也大量出版。4
到了晚明，書籍出版更是呈現「井噴式」的激增，透過表3-1 可以發現，
明初（洪武至正德）的出版書籍約有433 種，至晚明（萬曆至崇禎）則約有 1,318 種，成長了大約三倍。
表3- 1 明代書籍刊行數量
時期 刊行數量
洪武─正德（1368-1521） 433 嘉靖─隆慶（1521-1572） 701 萬曆─泰昌（1572-1620） 973 天啟（1620-1627） 114
1 指免除書籍稅及農具稅，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本紀第二‧太祖二〉，己卯條。
2 周紹明（Joseoh P.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頁 49。
3 南炳文、湯綱，《明史（下）》，頁 1431；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頁 58。
4 南炳文、湯綱，《明史（下）》，頁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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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1627-1644） 231
資料來源：楊繩信編，《中國版刻綜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轉引自大木康，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8。
出版量的大增與其商業化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首先是市場需求的增加，隨 著參加科舉的人數越來越多，考試用書及應試手冊等的需求開始增加；人們經 濟生活改善之後，有餘力從事娛樂生活，因此也帶來了小說、戲曲這類的需 求。同時，隨著生活的改善，出現了更多符合生活需求的通俗讀物，如醫書、
農書、旅遊指南、日用類書、日曆等。5
成本的降低也是因素之一。隨著印刷技術的改善，雕版印刷的方式比起活 字印刷出錯率更低，可以避免因印製錯誤的浪費，且印製起來也較為美觀；加 上刻工開始有明確的分工及層級化，使得人力成本降低，刻印速度可以更快 速；而專業市鎮的發展，也降低了紙張、印墨的成本。6
另外，士人也會透過出版來留下自己的詩集、文集，自明代中葉之後，士 人印製自己的文集，或由他人印製的情形大增。嘉靖年間的唐順之（1507-1560）在〈與卜益泉知縣〉信中就曾提及當世文集刊刻之盛：「且今世所謂文集 者，徧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7但即便唐順之多次在與他人往來 的書信中提及不想刊印文集，然現今流傳的《唐荊川先生集》，最早的版本為嘉 靖28 年（1549）由安如石刊刻的版本，唐順之仍在世，反映了當時風潮之盛。
嘉靖年間尚如此，之後刊印的情形也更加氾濫。
但同時，出版業也是一份足以提供士人溫飽的工作。即便印本書籍相當興 盛，有些文人、藏書家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書，如周代、唐宋時期的書籍短 缺，需要依靠手抄書來解決短缺的問題；而手抄書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值得 收藏。另外，有些文人及藏書家都認為，要掌握或者閱讀一部書最好的辦法就
5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頁 61-63；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 究》，第3 期（北京，2001.07），頁 94-107。
6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頁 63-69。
7 明‧唐順之，《唐荊川先生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卷七，〈與卜益泉知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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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抄錄一遍，因此抄本並沒有因為印本的興起而衰微。而較能保證抄本品質的 抄手就是文人。如晚明士人黃道周（1585-1646）就曾有一段時間以抄書維生，
他因批評政治被囚於北京的期間，就靠著抄寫《孝經》維生。8
而書籍出版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傳播的管道，如王陽明、李贄的思想就透過 出版廣為流傳，或如東林黨人、復社人也透過出版增加影響力，天主教的傳教 士們亦是如此。興盛的出版業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初期大眾傳播媒體的型態，在 晚明的社會騷動當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9
而明代的刻書地點相當多，可以說各地都有在刊刻。根據周弘祖所編的
《古今書刻》，萬曆以前各地的書籍出版數量大致如表3-2：
表3- 2 明前期各地書籍出版數
地點 數量 比率（%）
福建（書坊+官署） 479（367+112） 19.3
南直隸 459 18.5
江西 317 12.8
南京 270 10.9
北京 173 7.0
浙江 173 7.0
陝西 109 4.4
湖廣 100 4.0
北直隸 78 3.2
四川 68 2.8
河南 58 2.2
山東 52 2.1
廣東 50 2.0
雲南 42 1.7
山西 41 1.7
廣西 9 0.4
8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頁 63-69
9 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頁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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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478 100
資料來源：周弘祖《古今書刻》；轉引自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頁19-20。
其中，以福建、南直隸、江西以及南京的出版數最多，之後江南地區的出 版業也逐漸跟上。胡應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提及：「余所見 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
常爭價。蜀本行事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10胡應麟針對各地印書 品質進行評價，他認為蘇州、常州最好，金陵、杭州次之，而福建本最差。浙 江湖州刻本、安徽歙縣刻本也越來越好，可與蘇、常比擬。這些地區多為政治 文化中心、經濟重鎮或原物料（木材、墨等）供給地區，不同的背景因素促使 它們也成為了重要的出版中心。
而胡應麟也持續對印書品質進行評論：
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 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 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 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11
他點出了江蘇（吳）、浙江（越）及福建（閩）是三個重要的刊刻出版中 心，而江蘇的最為精緻，若就數量來看，福建地區的出書量是最多的，然而也 是品質最差的。
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
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
10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經籍會通四〉。
11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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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訛頗多。……宋時場屋 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為建陽書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 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可焚也。12
此段引文來自於明末清初人周亮工的評論，他認為福建出品的書籍，因品 質差的可以全部燒毀。福建地區的書坊多集中在建陽，是有名的書籍產銷中 心。建陽書坊雖然出書快，然而書中多有錯誤或刪減，使用的紙質也不好，容 易破碎，但其產量大，流傳也最廣。
而除了一般的官刻、私刻以外，藩王府刻書則是明代特有的現象。
明代為了防止發生藩王爭位奪權之事，對於藩王進行嚴格管控，「分封而不 賜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諸王之間不許往來，就藩後也不可再回 京城。13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之下，藩王及其子女領有豐厚的俸祿，卻無事可 做，一部分的人便將生活的重心轉向刻書、藏書，或是作詩詞曲。葉清輝《書 林清話》卷五〈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條中記載道：「惟諸藩時有佳刻，以其時 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糸番雕，藩邸王孫又頗好學故也。」14同時也 記載了20 個王府共刊書 56 種的書名。另外如《明代版刻綜錄》中，記載 42 王 府，刊書130 種；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載 43 王府，刊書 359 種，都可見當時 藩王府熱衷於刻書的樣貌。15
整體而言，隨著商業化的影響、技術的改善，出版事業在晚明有了長足的 發展，促使印量增加，出版類型增多；出版事業也作為思想傳播的管道，使得 不同的思想相互流傳。而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之下，善書得以快速刊印及流通。
12 清‧周亮工，《書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卷 1。
13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8。
14 葉清輝，《書林清話》卷 5，〈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條，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15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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