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洪武到嘉、萬倭寇下的胡惟庸案
第二節 嘉靖時期「海禁之爭」中的胡惟庸通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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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嘉靖時期「海禁之爭」中的胡惟庸通倭
因反對世宗南巡而被罷免的錢薇，早就針對倭寇問題提出意見：
顧鄙人前所陳復舊制三事：曰「海道」、曰「市舶」、曰「水軍」者，
此當圖於未形之先而已無及矣……十五年遣僧歸廷用來貢，因其與胡 惟庸為奸却其貢，發僧陜西、四川各番寺安置，詔絕之，不與通……
故祖訓有云：「日本雖朝貢實暗通奸臣，故絕之。」又給事中夏言奏 倭夷變詐㓙虐，不當與之通使，是固然矣！但夷物亦中國所需，而苟 隔閡華夷之情，吾恐寇鈔之禍未已也！莫若於選將勵兵，一鼓蕩平之 後，復立市舶以通沿海之商。90
錢薇先闡述了明朝與日本往來的簡史，點出日本因與胡惟庸為奸，而卻其 貢，詔絕之，收錄於《皇明祖訓》，同時贊同《皇明祖訓》與夏言認為「倭 夷」的「變詐㓙虐」，因此不予之通使是理所當然的，但此時話鋒一轉，體 諒到明朝也需外國的貨物，若只一味斷絕雙方往來，只會導致倭寇問題越演 越烈，不如秣馬厲兵，一舉殲滅倭寇，再重開市舶恢復通商。而錢薇在〈海 上事宜議〉中說得更是直接：
吾非謂貢始宣德以後也，蓋永樂以前 之貢，假貢以觀虚實因為寇 也……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八已掠温州，其後或貢無表文，安置其使于 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不軌。《祖訓》云：「日本雖朝貢，暗 通奸臣，故絕之。」是永樂以前之貢意在寇也……何獨東海之夷必拒 之耶？况《祖訓》絕之謂其暗通奸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寧有
90 明 錢薇，〈與當道處倭議〉，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14，頁2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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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庸之奸，如以巿舶既革為疑，則又非互巿之故也。91
一開頭便直接挑明宣德以前日本的朝貢只是探聽虛實的幌子，並在洪武朝的 事例中僅舉胡惟庸的通倭，認為永樂以前的朝貢意在進犯；最後在討論明朝 應對外國與處理市舶上，更是將《皇明祖訓》獨立的兩條條文合併來看，假 使日後又再度出現如胡惟庸一般的奸臣，則市舶司既革，問題便不是出在互 市之上。錢薇雖站在體念「華夷之情」的立場，闡述市舶與互市的重要性，
但仍然不免帶有武力色彩，相比之下，唐樞的文章更為柔和而理性。
嘉靖 35 年(西元 1556 年)，兵部左侍郎胡宗憲(1512-1565)有意赴日招撫 當時海上集團首領─王直(?-1559)，此時幕僚的唐樞便上〈復胡梅林論處王 直〉，向其陳言倭寇情況與成因：
……二曰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 各擅土産，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 禁其為市。夫貢必持貨與市兼行，蓋非所以絕之。律款通番之禁、下 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止惟洪武十九年，倭國如瑤搆通胡惟庸，假 進僞燭。高皇帝怒以絕之，太宗而後復宥如故。若其私相啇販又自來 不絕，守臣不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蒙 蔽公法，相延百數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為生理之 常。嘉靖六七年後，守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轉 而為寇。92
唐樞從體念外國與商人的角度，指出明朝初年制度之意並非完全禁止通商，
而是禁止國人私通外國以確保本國安全，不過自洪武 19 年(西元 1387 年)由 於僧如瑤與胡惟庸勾結意圖舉事，兩國之間便斷絕國交。成祖時國交恢復如 故，同時帶來了大批商販私下貿易，直到嘉靖年間因為律令轉嚴，才讓這些 商人改商為盜。樊樹志在討論該篇文章時，肯定其主張「開放互市」的合理
91 明 錢薇，〈海上事宜議〉，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15，頁249-255。
92 明 唐樞，〈復胡梅林論處王直〉，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70，頁26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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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認為嘉靖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93然而若細看文意，唐樞認為嘉靖倭患 起源於「嘉靖」時期海禁政策的趨嚴，並不能完全歸責於明朝的海禁政策。
事實上，唐樞認為明初的海禁政策未有不妥，反而是後來商人們蜂擁而至，
「蒙蔽公法」長達百數十年，積非成是，才造成後來法令趨嚴後的反彈。茅 元儀(1594-1640)的《武備志》中更記載了唐樞的一席話：
唐樞曰：「……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備倭，指揮林賢入倭搆亂；十 六年宼金鄕；十九年進巨燭，暗藏火藥、兵器，佐惟庸爲不軌。於是 高皇帝立訓絶其往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而拘之，及 得其眞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奸深禍結示以永拒，聖人誅罪 之義也。然不卽勤兵于討，以訓令代鐵鉞，明于世之所不及，不欲以 全律之也。况罪以罪乎其人，豈終罪其國無可宥之日耶？是則良懷死 而聖怒宜息矣。……然後知先皇制律之意，嚴奸宄以沮其漸。復因利 用以體其情，苟當事者不意論愼，測一切矯枉而踰于直，豈先皇大道 爲公之謂哉？」94
唐樞說得非常明白，明初由於日本暗通胡惟庸進巨燭、火藥以謀不軌，因此 明太祖才會「立訓絕其往來」，而在胡惟庸案中，不論是明太祖「無驗拘之」，
得知真相後的立刻放回；或是後來的立訓「永拒」，皆符合聖人之義，並且 唐樞以「良懷死則聖怒宜息矣」，有意為這一段關係找臺階下，最後指出先 皇意在防微杜漸、消弭奸宄，而後人不明此理，矯枉過正反而有失先皇本意。
在這兩篇文章中，唐樞雖然的確站在「開互市」的角度，但同樣都點出了胡 惟庸案的重要性也贊同明太祖在胡惟庸案中的處置。
近來研究明代倭寇的學者逐漸意識到明初與明代中葉倭寇性質的差 異。日本學者田中健夫將 14 世紀到 16 世紀的倭寇分為「14 世紀至 15 世紀
93 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上 海，2000.01)，頁42。
94 明 茅元儀，〈開互市論二〉，《武備志》卷20(臺北：華世出版，1986)，頁8873-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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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和「16 世紀倭寇」。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成因為亞洲局勢與日本國內 南北朝的紛爭，故此時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組成；而後者則是明朝國內的社會 生產發展與海禁政策的問題，主要的成員為明朝人。95中國學者樊樹志亦同 意該觀點，認為嘉靖時期人們就注意到「真倭」與「假倭」的差別，並察覺 到進犯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假倭」─也就是東南省分沿海的中國人。96如 同田中氏與樊氏所指出，嘉靖時人確有察覺到當時的倭寇多以明人為主，儘 管如此，明人並未因此將明初倭寇與嘉靖倭寇分為視之，反而更加容易聯想 到明初倭寇。如鄭曉(1499-1566)〈與彭草亭都憲禦倭〉首先引《皇明祖訓》
中胡惟庸通倭而詔絕之條文，在文末又下「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之結 論，並以洪武 19 年明太祖派遣信國公湯和修築登萊至浙江沿海的城堡一事，
附會當今實況。97除此之外，王世貞在〈倭志〉中同樣也發現到「中國亡命 者多跳海聚衆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
肯定大多的倭寇為「中國亡命之徒」，但在開頭論及洪武時期的日明關係時，
相對於明太祖派遣趙秩或日本僧人祖來朝貢的簡要敘述，描寫胡惟庸的通倭 謀反以至於詔絕日本，和之後明太祖派遣湯和防守沿海的事情卻極盡之詳
98，可見該事件在王世貞心中日明關係的重要性。日本學者檀上寬曾針對 16 世紀明人語境中「國初寸版不許下海」一詞進行考證，認為該詞最初為沿海 父老誇大明初海洋政策的用語，但到了 16 世紀以後卻以要求重建海防體制 以對抗倭寇的論據復甦。99筆者雖並非專門討論明代海防制度，但檀上氏的 研究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著眼點：「國初的復甦」。不只是「寸版不許下海」，
95 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倭寇―海上歷史》，頁13-14。
96 樊樹志，《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新北市：
聯經出版，2018)，頁46-61。
97 明 鄭曉，〈與彭草亭都憲〉，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18，頁383-389。
98 明 王世貞，〈倭志〉，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332，頁704-706。
99 檀上寬，〈「国初寸板不許下海」考〉，收錄於追悼紀念論叢編集委員會編，《明代中国 の歴史的位相》(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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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胡惟庸通倭也是一種「復甦」，不論當時人們是否有注意到「真倭」、
「假倭」問題，抑或是明初倭寇與嘉靖倭寇的差異，他們都會有意無意聯想 到洪武時期的胡惟庸通倭謀反，可見該事件已經成為了明人相當重要記憶之 一。然而此時人們論及胡惟庸案，僅止於對嘉靖大倭寇的「借鑑」與「參考」，
但到了萬曆時期以後不只是借鑑，更直接將胡惟庸通倭視為倭寇的起源，並 表現出了明顯了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