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前期的書寫：順治到乾隆時期(1644-1795)
第四節 《明史》的編纂與胡惟庸案的定型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詳述。
第四節 《明史》的編纂與胡惟庸案的定型
西元1644年，清軍入關之後，想方設法要建立清朝的正統地位，其中的 重要手段便是開館修纂《明史》，因此《明史》的修纂始於順治朝。然而順 治朝的修史運動卻並不積極，且所蒐羅的史料「只採實錄、嚴禁旁搜」251， 不但大幅度縮減史料來源，也僅讓修纂成為了《明實錄》的抄寫運動而已。
喬治忠認為此時態度不積極的原因出自於政治作為，目的意在「做姿態」，
真正的修纂在康熙18年(西元1679年)才開始進行。252
康熙17年(西元1678年)，清聖祖下詔開博學鴻儒科考，並分別給予錄取 的50名博學鴻儒翰林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職位，令這50人「纂修明史」。
253同年5月，清聖祖命內閣學士徐元文(1634-1691)為《明史》兼修總裁官254， 象徵《明史》館正式開設，明遺民史家萬斯同(1638-1702)也正是在這個時期 被徐元文延攬編纂《明史》。255值得注意的是，雲奇告變存在於萬斯同版的
《明史》，但卻不見於之後王鴻緒(1645-1723)、張廷玉(1672-1755)版的《明 史》中。
萬斯同《明史‧奸臣傳》：
僉壬之生也，不知是何肺腸？明明分義不憚，公然畔之，以迄作奸犯 科、無所不至，大都皆患失之一念為之，故曰鄙也……明代巨奸，指
251 清 傅維麟，〈敘傳二〉，《明書》卷171，頁502。
252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1994)，頁177-180。
253 華文書局輯，《清聖祖實錄》卷80，康熙十八年三月甲子條(臺北：華聯出版社出版，華 文書局印行，1964)，頁1077。
254 華文書局輯，《清聖祖實錄》卷8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條，頁1090。
255 清 楊椿，〈再上明鑒綱目總裁書〉，《孟鄰堂文鈔》卷2，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集 部別集類卷1423，頁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不勝屈，跡其滔天之勢未必不始於涓涓，是可取而鍳矣。
胡惟庸，定遠人……惟庸益懼，有逆謀，誑言井中醴泉湧，帝將臨觀 之。駕西出，守門監雲奇走衝蹕道，勒馬有所言，氣方勃，舌鴂不能 達意。帝怒左右捶之，奇垂斃，臂已折，猶指賊臣第。帝悟，登城覘 之，惟中有刀劍林立狀，乃遣兵圍其第，一一就縛。于是御史中丞凃 節告惟庸反……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凃節本為謀主，事不 成始上變告，併誅節。256
萬斯同的筆法明顯承襲上一章中晚明以來對雲奇告變與涂節上變的「融合書 寫」，另一方面，在《宦官傳》中也同樣替雲奇保留一席之地。257但這些雲 奇告變的書寫在王鴻緒以後的版本卻發生的巨大的改變。
康熙33年(西元1694年)，徐元文去世，此時已完成了四百一十六卷的明 史稿本，後萬斯同被繼任的總裁王鴻緒延攬其家，繼續修訂《明史稿》，直 到康熙41年(西元1702年)萬斯同逝世，奠定了《明史》的初稿。康熙48年(西 元1709年)，王鴻緒被罷官歸鄉，期間將《明史》史稿悉數帶回，經過5年的 刪修，完成了《明史列傳稿》，後於康熙54年(西元1715年)完成了完整的《明 史藁》。雖然說是刪修，但此時王鴻緒版本的《明史藁》和萬斯同版本的《明 史》相差不少，這個差異便體現在了胡惟庸案上。
王鴻緒《明史藁‧奸臣上》：
《宋史》論君子小人之別，取象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恆有，
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傾覆縣寓、屠害忠良、
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被以奸名，而不敢辭。明太祖開國之初，
胡惟庸輒肆兇狡，竟坐叛逆誅死，遂廢丞相不設……而閣臣能制部 肘，部臣恆不能移閣權，於是固寵懷奸、植黨亂政者轉……及其末季，
戎馬已徧於郊圻，水火尤爭於門戶，而國家亦從之敗亡矣。可不戒哉！
256 清 萬斯同，《明史》卷401，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卷331，頁333-334。
257 清 萬斯同，《明史》卷405，頁3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可不戒哉！作奸臣傳。
胡惟庸，定遠人……惟庸益自負，有異謀矣……惟庸請以金帛給其 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明年 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 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
258
王鴻緒在前言裡明確定義了「奸臣」，但另一方面，與萬斯同的《明史‧奸 臣傳》相比，萬斯同單純譴責奸臣，而王鴻緒明白指出奸臣的來源─胡惟庸 案的廢相導致部閣臣之間的對立和黨爭。這種態度與前一節的「明朝無相業 論」相似，但抨擊得更為激烈。除此之外，王鴻緒在胡惟庸傳中拿去了雲奇 告變，只保留涂節上變，也在〈宦官傳〉中將雲奇除名，直接從成祖時期的 鄭和開始書寫。259可見此時雲奇告變已開始淡出清人的記憶之中。
康熙61年(西元1722年)，清聖祖駕崩，胤禎即位，是為清世宗。世宗即 位之初，一改康熙晚期怠於修史之風，復開明史館，以王鴻緒《明史藁》為 底本，命總裁張廷玉主持編修。歷經十多年，直到清高宗乾隆4年，《明史》
才正式完成並刊刻。
隨著《明史》的完成，胡惟庸案的書寫也宣告塵埃落定。
張廷玉《明史‧奸臣傳》：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恆有，不 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搆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 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 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 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258 清 王鴻緒奉敕編撰，長則規矩也解題，《明史藁》列傳卷181(東京：日本東京及古書院 發行，1978)，頁2948-2949。
259 清 王鴻緒奉敕編撰，長則規矩也解題，《明史藁》列傳卷179，頁29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胡惟庸定遠人……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惟庸請以金帛給其 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明年 正月，涂節遂上變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 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260 張廷玉版的前言前半部分同王鴻緒，明確定義奸臣的特質，不過不同點在於 張廷玉版並沒有將胡惟庸案的廢相視為明代奸臣的起源，更重要的是，相比 更早萬斯同版中的「明代巨奸，指不勝屈」，張廷玉卻下「外廷諸臣蓋亦鮮 矣」的謹慎結論；而在胡惟庸傳以及〈宦官傳〉的方面則和王鴻緒版如出一 轍，並未有太大改動並拿掉了雲奇告變。
劉節研究《明史》的成書過程與體例，認為有「蒐集材料力求詳備」、「考 核事實信而有徵」、「是非之事必慎於裁定」、「本紀列傳務求詳備」等優點。
261簡而言之，《明史》是一套講求信徵而完備的史書，如張廷玉在〈上明史 表〉中所說「稗官野錄，大都荒誕無稽；家傳碑銘，亦復浮誇失實。欲以信 今而傳後，允資博考而旁參」262，因此面對與《明實錄》等官方正史有所牴 牾的史事，張廷玉自然也不會將之加入。
繼《明史》之後，張廷玉又奉敕纂《通鑒綱目三編》，但對胡惟庸案的 書寫大致同《明史》，且雖然提及雲奇告變，但是僅將其視為「傳聞異詞」263， 胡惟庸案在清代的書寫遂逐步定型。即便是質疑《明史》有失實之虞的夏燮 (1800-1875)，在編纂《明通鑒》時談及胡惟庸案也並未超出《明史》與《通 鑒綱目三編》：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甯涂節等皆伏誅……
涂節等懼禍及乃先上變告……上大怒，命羣臣更訊，詞連甯節。廷臣
260 清 張廷玉，〈奸臣傳〉，《明史》卷308，頁7905-7908。
261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出版，1986)，頁342-343。
262 清 張廷玉，〈上明史表〉，《明史》，頁8630。
263 清 張廷玉，《通鑒綱目三編》卷2，收錄於《景印摛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史部編年類 第86冊(臺北：世界出版，1986)，頁5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欲以告變自脫，遂并誅之……【考異】《三 編質實》云：「《明史紀事本末》正月戊戌，惟庸詭言第中井出醴泉，
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與《明史》及
《實録》不同……蓋傳聞異詞云。」按據〈質實〉所云，則實録中並 無雲奇勒馬言狀之事……據此則奇以死事追䘏，有明文，似非憑空臆 造。今仍據《三編》書之，而坿識其異于此。264
近代學者研究《明通鑒》時，雖然都認同夏燮不滿《明史》的書寫法，並認 為只有以《通鑒》體例才能成有明一代之史265，但由上引文可以看出，雖然 夏燮將雲奇告變附錄於後，但是依然肯定《通鑒綱目三編》的結論。
從明末的甚囂塵上，人人皆以此討論宦官議題的雲奇告變，為何到清代 修《明史》時卻被屏除於外？筆者認為原因出自於明清兩代的制馭宦官方式 的差異。杜志明研究清代中央政治時，認為清政府在處理宦官問題上，獨立 設置「內務府」，總管所有宦官，雖然中間一度撤廢，但不久又旋即復置，
有清一代，宦官僅備灑掃之役，不復用事。266余華青也指出清代除了如同明 代推出「祖宗家法」外，在制度上也提出一系列完備的法規和條例，尤其針 對宦官犯罪處分上特別嚴密，有利於對宦官的控制。除此之外在態度上，清 代皇帝如世祖、聖祖諸帝都屢屢強調壓制宦官的關鍵在於「人主防微杜漸」，
甚至聖祖自己就認為「古來太監良善者少」267。另一方面，清代士人也不再 認同宦官有教化的可能，如陳紹箕雖然認同宦官並非無善類，但卻認為不能
264 清 夏燮，《明通鑒》卷7，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卷364，頁461。
265 袁英光，〈夏燮與《明通鑒》研究〉，《歷史研究》，1(北京，1980.02)，頁157-172；
王彥霞，〈略論《明通鑒》的史學價值〉，《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河 北，2007.03)，頁127-132。
266 杜志明，《明清內閣制度比較研究》(甘肅：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43。
267 清 愛新覺羅‧胤禎，〈康熙三十三年甲戍潤五月庚辰刑部等衙門議奏太監錢文才打死民 人徐二應絞監候〉，《聖祖仁皇帝聖訓》卷2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卷 169 (臺北：臺灣商務，1983)，頁4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因為其中有少數善類就足以依恃；268而夏之蓉更認為內書堂之設置與教授宦 官便是明代宦禍的起始。269正如吳兆豐指出，明代中期以降由於士人與皇權 的隔閡，讓宦官得以趁隙而入，明代士人遂希望轉被動為主動，提倡宦官教 育與內書堂機構以期許教化宦官並影響政治，由此衍伸出一系列「賢宦」記 事。270然而到了清代，清人將視角從宦官的教化轉向皇帝本身，一旦著眼於
因為其中有少數善類就足以依恃；268而夏之蓉更認為內書堂之設置與教授宦 官便是明代宦禍的起始。269正如吳兆豐指出，明代中期以降由於士人與皇權 的隔閡，讓宦官得以趁隙而入，明代士人遂希望轉被動為主動，提倡宦官教 育與內書堂機構以期許教化宦官並影響政治，由此衍伸出一系列「賢宦」記 事。270然而到了清代，清人將視角從宦官的教化轉向皇帝本身，一旦著眼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