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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胡惟庸(?-1381)，《明史‧奸臣傳》形容其為「兇狡自肆」，自汪廣洋 (?-1379)、楊憲(?-1370)被貶、見誅之後，受洪武帝信任而拔擢，並「獨相數 歲」、「生殺陟黜或不奏逕行」，終「自負有異謀」，遂而結黨營私、招兵買馬，
先指揮林賢(?-1386)下海招倭，又遣故元臣封績(?-?)致書使元。洪武12年(1379 年)胡惟庸子墜馬而死，胡惟庸便殺輓車者。洪武帝大怒，命償其死，胡惟庸 懼而號召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寧(?-1381)陰謀起事。未想洪武十三年(1381 年)涂節告發胡惟庸，遂使陰謀敗露，並誅胡惟庸、涂節、陳寧等人，待洪武 19年(西元1387年)林賢通倭事發、洪武23年(西元1391年)捕獲封績，前後共株 連三萬餘人，著《昭示奸黨錄》，史稱「胡惟庸案」。1胡案發生之後，洪武帝 便一舉廢除丞相制度，同時斷絕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在明史上堪稱具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力。上述胡案的簡述出自清代編纂的《明史》，乃經過清人整理 與刪減的胡案，事實上胡案的原本面貌遠非如此單純。
《皇明詔令》中如此描述胡惟庸的罪狀：「丞相胡惟庸結構郡(群)小，
夤緣為姦，或枉法以惠民，或執政以誣賢。因事發露，人各伏誅。」2如此觀 之，胡惟庸的罪名似乎是「擅權枉法」；但《明太祖實錄》述及胡惟庸意圖 起事並「陰告四方及武官之從己者」，也提及了林賢之獄與封績使元3，坐實 了胡惟庸的謀反起事；而在嘉靖《籌海圖編》4、崇禎《皇明象胥錄》5等邊
1 清 張廷玉，〈胡惟庸傳〉，《明史》卷308(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4)，頁7906-7908。
2 明 傅鳳翔纂，《皇明詔令》(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頁121。
3 明 胡廣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1968)，頁2043-2046。
4 明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臺北：京華書局出版，1968。
5 明 胡宗憲，《籌海圖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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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專書更是只著眼於胡惟庸通倭導致明太祖立《祖訓》以絕之；更有甚者，
陳建(1497-1567)的《皇明通紀》不只提及胡惟庸謀逆，還加入了從未聽聞過 的人物─宦官「雲奇」，認為該太監告發胡惟庸有功6，是以吳晗在〈胡惟庸 黨案考〉中稱之「雲奇告變」。從「擅權枉法」、「謀反起事」到「雲奇告變」，
可以看出胡惟庸案本身疑點重重，多處史料之間更是相互牴牾，學界如何看 待這些差異？
1934年吳晗就針對胡惟庸案的真實性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吳 晗考證胡惟庸案中雲奇告變、如瑤藏主貢舶、封績使元等各種疑獄，認定胡 惟庸通倭通虜之虛假。由此，吳晗以胡惟庸案是明太祖為了誅殺功臣以及掩 飾日明關係的失敗而興起之大獄作結。7全文論點著重在胡惟庸案中的疑獄考 讞，分析各處疑點的不合理性，並以此導引出胡案是為了明太祖株連功臣而 捏造的大獄。1934年吳晗尚且將胡惟庸案定調為「政治鬥爭」事件，陳梧桐 更指出到了1962年、1965年吳晗在明史講座、《朱元璋傳》中，不斷將胡惟 庸案重申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8由此來看或許跟吳晗的馬克斯唯物史觀 有關9，儘管如此，陳梧桐針對胡惟庸案的翻案，發表了〈胡惟庸黨案再考〉
一文，對吳晗的觀點表示質疑。陳梧桐認為胡惟庸謀反罪證確鑿，而胡惟庸 案的發生，同樣也是奠基於明代皇權與相權衝突。10吳晗和陳梧桐兩者皆由 政治史的角度出發，考察了胡惟庸案在政治面上的效應，雖然對胡惟庸的清
6 明 陳建著，陳茂偉點校，《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18-219。
7 吳晗，〈胡惟庸檔案考〉，《燕京學報》，15(北京，1934)，頁163-205。
8 陳梧桐，〈胡惟庸黨案再考〉，《明清論叢》，第十輯(北京，2010.08)，頁47。
9 關於吳晗在1930年代是否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學界尚有爭論，大致分為三派，一 為吳晗至1940年代始受唯物主義影響；二為1930年代已經受到唯物史觀影響；三為兩派 折衷，認為雖並未明確接受唯物史觀，但思想中已經開始傾向唯物史觀。但無庸置疑的 是包含《朱元璋傳》在內1960年代以後的吳晗著作的確受唯物史觀影響甚深。詳見胡敏，
《吳晗史學研究》，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江蘇：揚州大學，2011；王維佳，〈三十 餘年來吳晗史學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北京，2015.02)，頁37-46。
10 陳梧桐，〈胡惟庸黨案再考〉，頁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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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53-156。
15 所謂「南人集團」，根據作者定義，係淮河以南，包含浙東地區等廣義江南地帶出身者的 泛稱。參見檀上寬，〈明王朝成立期の軌跡―洪武朝の疑獄事件と京師問題をめぐって ー〉，收錄於檀上寬，《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東京：汲古書院出版，1995)，頁 39-82。
16 小林一美，〈朱元璋の恐怖政治－中華帝国の政治構造に寄せて〉，收錄於奧崎裕司編，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出版，1990)，頁23-44。
17 常建華，〈日本八十年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福 建，1998.05)，頁72-77。
18 余又蓀，〈明丞相胡惟庸謀叛通倭略考〉，《大陸雜誌》，29：10/11(臺北，19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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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中討論胡案時則語帶保留，雖肯定吳晗指出胡案疑獄的虛妄，但也 未全面否定，而是將胡案等明初疑獄視為明太祖對地域集團功臣的整肅，並 替繼位的子孫掃除障礙。19洪意筑在《明初胡藍黨獄及其影響之研究》中，
同樣以地域集團的視角，分析明太祖在面對這些地域集團出身功臣的焦慮，
同時深入探討胡惟庸的性格、胡惟庸案的始末以及疑獄，認為胡惟庸的罪名 並非通倭謀反，而是擅權植黨，明太祖有意藉由擴大獄情的方式來清除這些 功臣集團。20
以上概論今人對胡惟庸案的論述與視角，從中不難發現他們極力辨析胡 案的本質以及影響力，企圖解決雜亂的案情以還原真相，並多數導向一個結 論：明太祖有意掀起胡惟庸案以達成政治、經濟上的目的。然而這個結論是 否適用於明清士人視角下的胡惟庸案？
吳晗曾就明人對胡惟庸案的態度，認為「明人亦未深知……他事有不見 于《實錄》的，只能閉門造車，因訛傳訛，所以極多矛盾的同時紀載」21， 將胡惟庸案中的矛盾敘述歸因於明人的「未深知」。然而柯文在研究義和團 事變形象時，提醒我們這些歷史事件看法多樣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問題本 身的複雜性乃至矛盾性。22故明人並非僅因為材料不足而導致矛盾百出的書 寫，反而是因為案件本身的複雜性才得以讓明人的書寫馳騁。因此筆者將就 嘉靖以降明清士人對胡惟庸案的形象書寫進行論述。
頁42-48。
19 朱鴻，〈明太祖誅疑功臣的原因〉，《歷史學報》，8(臺北，1980.05)，頁47-90。
20 洪薏筑，《明初胡藍黨獄及其影響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21 吳晗，〈胡惟庸檔案考〉，頁168-169。
22 柯文(Paul A.Cohen)，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發行，2000)，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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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本論以人物形象為主軸，故此處先進行相關文獻之回顧。沈松橋在〈我 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中，認為晚清士人在面臨國族 滅亡的危機下，藉由「召喚」黃帝，並將「皇統」的黃帝轉變為「國統」的 黃帝，建構出以黃帝為首的國族血脈。23除此之外，沈氏在另外一篇論文〈振 大漢之先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就眾多「民族英雄」的 形象進行探討，同樣也認為他們皆出於當時中國對「國族」的需求與想像；
藉由重新挖掘這些「民族英雄」的事蹟，使其「復活」並置於特定的「框架、
聲音與敘事結構」中，最終脫離了原有的歷史脈絡而重生，也建構出了一套
「民族英雄」系譜。24 沈氏在這兩篇文章中，皆將「民族英雄」和黃帝的建 構過程視為政治與權力運作的場域中，不同意見的人們所進行的「文化符號 之爭」。「文化符號之爭」的觀點，也同樣見於聖女貞德的傳說之中。米歇勒‧
維諾克(Michel Winock)發現從16世紀以來貞德的形象便不斷分裂、塑造與 爭奪。從一開始貞德所背負中古時代與宗教狂熱的負面印象，到後來伴隨著 普法戰爭的失敗與民族主義興起，走入殿堂成為法國國族的守護女神，反映 了聖女貞德作為功能性的記憶，擔負了團結、認同與劃清他我的功能，同時 也提供了法國人如何藉由聖女貞德來想像自己的國家。25無獨有偶，陳致宏 在考察19到20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形象在德國史學界的轉變時，也發現亞歷山 大大帝從原本的「暴君」到「英雄」形象實為對現實政治環境的投射乃至於
23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臺 北：1997.12)，頁1-77。
24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33(臺北，2000.6)，頁77-157。
25 米歇勒‧維諾克(Michel Winock)，〈聖女貞德〉，收錄於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 憶所繫之處Ⅱ》(台北：行人文化出版，2012)，頁5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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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Peter Ditmanson）和何幸真也都注意到建文君臣形象由「奸臣」到「忠 臣」的轉變，但前者注重地方與中央的話語爭奪，並將這一過程視為朝廷話 語掌控能力的下降30；而何幸真則以雙軸方式同時描寫官方與民間的建文朝 史記憶，並認為轉變的契機在於政治與存史的「危機感」。31雖然在胡惟庸的 形象上不存在「由奸轉忠」的過程，但在「權姦」與「叛逆」的形象討論上26 陳致宏，〈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德國史學裡亞歷山大大帝形象的轉變〉，《新史學》，
29：3(臺北，2018.09)，頁179-248。
27 黃翊峰，《阮大鋮奸臣形象的形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臺北：東吳大學，
2014。
28 Han Li, “History, Fi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Writings on Mao Wenlong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4:1(January-March, 2014), pp.69-88.
29 陳永明，《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
30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93, Fasc. 1/3(2007), pp.110-158.
31 何幸真，《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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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可以大有所為。
誠然「忠奸之辨」在探討形塑人物形象的目的上是一個良好的切入點，
但在塑造者的情感動機上恐怕力有未逮。這一方面柯文的研究最為詳盡。柯
但在塑造者的情感動機上恐怕力有未逮。這一方面柯文的研究最為詳盡。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