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洪武到嘉、萬倭寇下的胡惟庸案
第三節 萬曆時期「恐倭」下的胡惟庸通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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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胡惟庸通倭也是一種「復甦」，不論當時人們是否有注意到「真倭」、
「假倭」問題，抑或是明初倭寇與嘉靖倭寇的差異，他們都會有意無意聯想 到洪武時期的胡惟庸通倭謀反，可見該事件已經成為了明人相當重要記憶之 一。然而此時人們論及胡惟庸案，僅止於對嘉靖大倭寇的「借鑑」與「參考」，
但到了萬曆時期以後不只是借鑑，更直接將胡惟庸通倭視為倭寇的起源，並 表現出了明顯了厭惡。
第三節 萬曆時期「恐倭」下的胡惟庸通倭
隆慶元年，御史涂澤民(?-?)向明穆宗上疏請開海禁，獲得了朝廷的應 允。100關於隆慶開海的背景，周家明認為嘉靖朝雖有出現開海禁與嚴海禁的 爭論，但嘉靖士人與維護祖制的明世宗皆主張嚴海禁，迨嘉靖末期倭寇緩和 後，在地方開海需求之下，才在隆慶時期緩解海禁。101不過周家明的理論稍 微偏頗，另一方面鄭永常早已指出嘉靖晚期，上自明世宗，下到百官，大多 清楚倭寇發生的原因為商人「失其生理」，且明世宗也曾躊躇是否要開海禁，
不過可惜的是還沒來得及做出決定，明世宗就先駕崩。到穆宗隆慶時期才在 月港設縣並開海禁。102開海禁後，雖然倭寇進犯的問題大幅減少，但依然不 免殘存零星的倭寇騷擾，如萬曆 2 年，倭寇突然進犯寧波、紹興、台州、溫 州等處103；萬曆 10 年 3 月，倭寇進犯溫州等104，再加上嘉靖時期以來對倭寇
100 關於涂澤民上疏開海禁一事並不見於《明實錄》等正史記載中，但仍有萬曆士人留下零 星紀錄。明 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收錄於明 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400，
頁629；明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62)，頁266-267。
101 周家明，《明中期以後開海思潮研究》(山東：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64。
102 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臺北：稻鄉出版，2004。
103 明 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卷27，萬曆二年七月甲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1965)，頁10360。
104 明 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卷126，萬曆十年七月乙亥，頁1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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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使得此時期大量出現紀錄日本史地與倭寇相關叢書。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書籍中如何看待胡惟庸通倭與日本的關聯性。
萬曆 9 年，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便對胡惟庸通倭有相當篇幅的 描述：
是時丞相胡惟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為己用而無由，乗此機白於上，調 金吾衞指揮林賢於明州俻倭，隂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歸廷用岀境。謬 指其貢船為寇，聞於中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聴其計，惟庸佯奏賢失 遠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 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倭王借精銳百餘人為用。王許之，賢還，
王遣僧如瑶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巨燭，暗置火藥、
兵器於燭内，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 發倭人雲南守禦……倭奴自來匪茹難化而易叛。故聖祖晚年絶其朝 貢，亦有懲於惟庸之事耳。前車不遠，其尚鍳於兹哉！105
這裡嚴從簡不但將嘉萬時期倭寇與明初胡惟庸通倭作連結，同時也藉此對開 放海禁頗有微詞。
成書於萬曆 19 年的《咸賓錄》則謂：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十五年明州備倭指揮林 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謀叛，令日本使僧如瑶詐稱朝貢，獻巨燭，内藏 火藥、兵器，伏精兵……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
著訓示後世絕不與日本通……論曰：「……奈何(倭寇)騷然，荼毒連年 不解者，其故何哉？蓋立功顯名相成者什一、而相傾者什九也……人 徒知倭寇之來，胡惟庸為亂首，而豈知彼嫉賢誤國者，罪亦不下胡惟 庸也！……」106
105 明 嚴從簡，〈日本國〉，《殊域周咨錄》，頁81-83。
106 明 羅日褧，〈日本考〉，《咸賓錄》卷2，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736(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8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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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日褧(?-?)在討論嘉靖以降的倭患時，雖然意在譴責那些抗倭將領互相傾軋 的情況，但也指出了一個情況：時人普遍認為嘉靖倭患始於胡惟庸通倭。而 那些抗倭不力的官員，實際上與胡惟庸同罪。可見此時胡惟庸通倭不僅被視 為嘉靖倭患的起源，同時在部分士人眼中，胡惟庸通倭的罪名亦被擴大解 釋，套用在抗倭不力的官員上。至此胡惟庸可謂承擔起了倭寇的大部分罪 責，被定調成明代倭患的起源。黃翊峰研究明末清初阮大鋮(1587-1646)的形 象時，認為阮大鋮原本的惡名在清初南明重道德倫理的書寫之中，被一步一 步扣上編造東林「黑名單」、殘害忠臣等莫須有的罪名，成為了承擔明朝與 南明滅亡的罪臣之一。107這一點與胡惟庸的情況正如出一轍。不只《殊域周 咨錄》和《咸賓錄》，此時許多邊防專書如《全邊略記》、《皇明象胥錄》、《海 防纂要》等皆有提及胡惟庸通倭一事，可見胡惟庸通倭確實為萬曆士人眼中 重要的歷史借鑑。陳致宏研究 18 到 19 世紀的德國史學家尼布爾時，指出尼 布爾對亞歷山大擴張的厭惡，出自於對拿破崙獨裁的憤怒，因此尼布爾於 1830 年法國爆發革命時抨擊亞歷山大，正有意以馬其頓與希臘的關係，引以 為當時法國與德國的借鑑。108由此可知，這種借鑒並非單純的「直接材料」
或「間接材料」，109如同《咸賓錄》將胡惟庸通倭套用在那些「嫉賢誤國」
的將領，被賦予了「記憶的意圖」。在萬曆 20 年(西元 1592 年)以後，這種情 況更是明顯。
萬曆 20 年，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派小西行長(1555-1600)、加藤清
107 黃翊峰，《阮大鋮奸臣形象的形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臺北：東吳大 學，2014。
108 陳致宏，〈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德國史學裡亞歷山大大帝形象的轉變〉，《新史學》，
29：3(臺北，2018.09)，頁183-190。
109 根據皮耶‧諾哈的定義，「直接材料」係指如法律、藝術品等「社會有意識生產，好讓 後人照樣複製的材料」；「間接材料」係指「在完全不知道未來有歷史學家加以利用的 情況下所遺留的證據」，但由於缺乏「記憶的意圖」，因此這兩者皆不能被視為「記憶 所繫之處」。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記 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文化出版，2012），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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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562-1611)等人率兵出征朝鮮，並迅速攻占朝鮮王京漢城，史稱「萬曆朝 鮮之役」。首都淪陷後，朝鮮國王李昖急命使節向明朝求援。同年 12 月，神 宗任命李如松為東征將軍，前往平壤應戰。李如松在平壤雖初戰告捷，但於 碧 蹄 館 遭 受 埋 伏 ， 損 失 慘 重 ， 遂 退 回 開 城 。 碧 蹄 受 挫 後 ， 經 略 宋 應 昌 (1536-1606)便於萬曆 21 年初派沈惟敬(?-1597)等人前往談和。對此日方也同 意議和，並要求「封貢」。110
此要求一出，朝廷議論紛紛，總督顧養謙(1537-1604)和兵部尚書石星 (?-1599)主張應允封貢，而御史楊紹程(?-?)、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官趙完璧 (?-?)等人皆上疏反對。萬曆 22 年，顧養謙呈上封貢具體事宜，神宗始決定答 應封貢要求。同年 12 月，神宗派遣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 (?-?)為副使，並在沈惟敬陪同下赴日欲冊封豐臣秀吉，而豐臣秀吉也接待明 朝使節並接受冊封。封貢之議，除了顧養謙與石星贊同之外，幾乎滿朝官員 一致反對，甚至在萬曆 24 年 5 月，御史樂元聲(?-?)上疏痛斥封貢之非，連帶 抨擊倡導者兵部尚書石星。111
〈亟削奸臣以圖太平疏〉：臣嘗觀自古宗廟社稷之奠安，全頼於聖主當 機之一怒；而敵國外患之侮亂，禍起于奸臣臨陣而議和。如吳之伯嚭、
宋之秦檜，真爲千古敗亡炯鑑！豈料我朝二百年來復有賣國奸臣，昏 迷不變如石星其人者……祖宗朝有通倭奸臣胡惟庸；陛下朝有通倭奸 臣石星，祖訓廪然，殷鍳不遠……112
樂元聲明言石星如同春秋吳國的伯嚭、南宋秦檜一般主張議和的奸臣，但在 文中卻又將石星比做胡惟庸，同樣視為「通倭奸臣」，這樣的筆法無異於將 伯嚭(?-西元前 473 年)、秦檜(1091-1155)與胡惟庸等而視之，並將胡惟庸從
110 清 谷應泰，〈援朝鮮〉，《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963-968。
111 清 谷應泰，〈援朝鮮〉，《明史紀事本末》，頁968-971。
112 明 樂元聲，〈亟削奸臣以圖太平疏〉，收錄於明 吳亮，《萬曆疏鈔‧發奸類》(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1995)，頁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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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脈絡中抽離。沈松橋研究晚清到民初「民族英雄」的塑造時，發現到 這些歷史人物複雜的面相被「民族主義」抹殺殆盡，整形成具單一形象的「國 族論述」。113雖然沈松橋的研究對象為「民族英雄」與「民族主義」，但這變 化的過程其實是共通的。胡惟庸「通倭謀反」的罪名究竟不等同於「臨陣議 和」與「賣國」，樂元聲無視胡惟庸身上所具有的包含「謀反」、「專權」等 複雜性與多元性，僅取其「通倭」，將其直接套用在石星上，連結了現在與 明初。
不只樂元聲，葉向高也曾發表過對日本封貢的議論：
日本古倭奴國……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 示後世毋與倭通……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 開市。如諸畨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畨不同……國初絕之今忍開之 乎？……論曰：「……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眞萬世之龜鑑 矣！」114
該文出自於《四夷考》，為葉向高在萬曆 23 年參與官修正史運動時的產物115， 與封貢之議時間約略相當，極有可能為針對此事的抗議。葉向高藉嘉靖時期 將領俞大猷的言論，表達了開互市的不可行性，同時在文末也肯定了明初太 祖絕倭的正確性。克里斯提昂‧阿瑪維研究 7 月 14 日在法國史上的形象變 遷時，曾發現法國大革命中佔領巴士底獄的行為和巴士底獄本身便被塑造成 一個重要象徵，往往套用在法國大革命後成立的新共和國或被視為假想敵的 德國。克里斯提昂更指出這種形象套用的情況是在面臨「敵人的壓力和敵視 下，為了維持團體內部的一致性」，而如同儀式般被定期「提醒」。116胡惟庸
113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113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