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為什麼渴望國族——情感的萌發
第三節 嚮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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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嚮往中國
一、馬來政府恐共／恐中
對成長所在地馬國雨林（養母）疏離，必然促使馬華移民轉往內心世界，遙 念那遠祖唐山，那個種性祖籍血緣所從出的中國（生母）。中國雖然基於愛國心 與僑鄉僑眷之親情，並為維持東南亞華僑之向心力，將保護海外華僑視為一種「權 利」與「義務」，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起初即為國際共產黨的重要角色，對外一 面倒向蘇聯，與美、英、法、加、澳等聯軍為敵，對內則實行全國性社會主義改 造(土改、三反、五反、實行農業工業的集體化與國有化、實行「大躍進」、人民 公社制)；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陷入了天災人禍；1988 年六四天安 門事件，中國共產極權統治更達到另一高峰。東南亞華僑社會因此對中國產生強 大忌諱與恐懼，馬來政府也怕中國共產黨支持華人控制大馬，因而切斷大馬華人 留學中國之路。25在八Ｏ、九Ｏ年代以前，馬國政府對華人「愛馬」的懷疑或對
「親共」與「親中」的恐懼（因為東西馬叢林裡，有馬來共產黨及不同派系的解 放軍在對抗馬國政府軍。），華裔／馬華作家甚至沒有去中國旅遊或省親的自由。
26至此，馬華移民對大中國的遙念與歸依，完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像。這是外 在客觀環境的限定與悲哀，馬華移民只好壓抑對中國（母國／母親）的想望與依 戀，一種近似伊底帕斯戀母情結油然而生。
二、大馬華人的文化鄉愁
馬來政府厲行新經濟政策與馬來文化計畫，作為中華文化共同基礎的華文教 育更受邊緣化，甚至面臨存亡或被馬來文化同化的威脅。華裔／馬華作家深深感 受到文化認同危機，甚至憂慮造成進一步的「文化創傷」。華人民族文化的危機，
再度召喚大馬華人濃密的「文化鄉愁」。因此，在七 O、八 O 年代的馬華文學，「華 人文化危機」是最顯要的論述課題；尤其是小說的創作。27我們可以從《群象》
25 參閱整理侯紀萍：《雨林的復仇——張貴興小說的原鄉意識研究》，（臺北：台北東吳大學中國 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頁 23、24。
26 參見張錦忠：＜（離散）在台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國立中山大學：中山人文學報，22 卷，Summer2006），頁 97。
27 參見張錦忠：＜（離散）在台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國立中山大學：中山人文學報，22 卷，Summer2006），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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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張貴興時而隱匿時而浮現的強烈的中國情懷，故事中的馬華移民馬國雄和 吳兆平加入與馬共結合的揚子江部隊，暗中對抗馬國政府，身為隊長的馬國雄訓 斥吳兆平：
「你他媽的追隨我十年，居然連一個敵人也沒殺過，你真他媽的丟揚 子江部隊的臉！丟中國人的臉！我七十多歲的母親如果加入揚子江，
肯定有數頭馬來豬被她的菜刀剁死。」28
對中國情結的激切，一如想拿起菜刀剁死馬來人，就在那出生且成長的馬來雨 林，建立屬於華人的中國啊！這是《群象》一書中，華人結合馬共革命的理想與 目的。而現實生活中，由於「華人對祖國事務持續性的直接或間接參與讓他們在 意識上一直無法離開中國，甚至把南洋的版圖在內心裡歸併入中國的想像共同體 中。」29，移民華人的中國情結，是永恆的懷思。
一九四九年後，流寓馬來西亞的中國文人或歸去或死葬於斯或定居，新的政 治情勢不容許新的流寓，當中國的留學／旅遊之路被切斷，對新一代華人來說，
「中國」就變成一種純粹的想像。當政治現實把中國加以隔絕，祖輩們的記憶、
膚色、血緣、語言、文字、禮俗節慶等等卻隨著生命延續而延續，而一切具有民 族特徵的文化象徵（例如：舞獅、燈籠、書法、中國畫、象棋、華樂等等。）， 都遙遙指向北方的龐然大國。移民的後裔在消費各種中國進口的特產之餘，藉由 音樂、電影、特殊的讀物，透過想像去建構各自內在的中國。
對於馬華文學創作者來說，如果他循著中國文字去追溯中國文化傳統，他就 必須去面對一個符號構成的中國。然而中國文化和歷史幽深渺遠，難以窮盡，每 個華人透過想像、感覺、感情、知識重組後的中國，相對於政治現實下，極權的、
神秘的、貧窮的共產中國，是不對等、難以類比的。30換言之，祖輩們傳承下來 的記憶中的遠祖中國，與新一代華人想像的中國，都已不是政治現實下的中國；
而那祖輩們記憶中的遠祖中國，更隨著時光更迭，早已飄忽遠去。
於是，在大馬，傳統中國文化仍普遍地在各種節慶如中秋、端午、農曆年等 舉辦公開的活動，經由傳媒的渲染，某些項目猶如全民族的集體活動，「一種具
28 張貴興：《群象》，（台北：時報出版社，1998 年），頁 109。
29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105。
30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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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的『華人』身分再確認，文化與血緣的重新確認，以文化節日與文化保衛 為其高潮。」31然而，這一公開的活動，似乎也只是一種形式，如何啟良先生所 觀察到的：
「馬華文化活動的重點是『文化表演』；文化節項目如舞獅、風箏展、大旗 鼓隊、二十四節令鼓，以及展銷會如手工藝、茶藝、花燈等，皆是以『表演』、『展 示』為主的。頻頻的『文化表演』逐漸地變成一種『表演文化』了。」32
因此，文化傳承的屬性逐漸變質成文化表演，而表演現場群眾的激情，以及幾乎 大型演出必備的壓軸儀式－－點燈，便如祭典般搬演：
「全場挨個的傳火（燭火）或傳燈（燈籠），薪盡火傳的傳統意象暗示了文 化將亡的悲憤與匹夫有責，甚至捨我其誰的集體文化道德責任。」33
是的，每一盞燈都是一個火種，傳火是宿命更有其道德的強迫性。在群體沸騰的 熱血中，在真實或想像的鼓聲中，被惡劣環境麻痺的心，確實能因此活絡、重 燃民族生命力。但是，當呈現出的中國傳統文化水平保持在一個易於理解與表 演，甚至具有商品性、廣告性時，如此的文化表徵注重的其實是文化情緒的功能。
即便不具「表演文化」特質或商業氣息，「往往在效果上也僅止於滿足一時的情 緒，然而在情緒上又一再揚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 化將亡混淆為中華文化將亡」34，就顯得不免誇大其實；畢竟此時中國是中國，
大馬華人是大馬華人，影響所及不過是大馬之內的華人所繼承的中國傳統文化，
對於大環境的現實中國，是無所關連的。所以，活動結束後，留予大馬華人的反 而是無法盡情表達的壓抑與痛苦。35
對於大馬華人來說，在現實政治實體下，祖輩們記憶中的遠祖中國已不可 尋，而新一代大馬華人想像的中國，也只能在馬國政府極力打壓華文教育下，憑 藉各種馬華文化活動以表演形式來傳遞並維繫。對政治現實上的中國靠攏已不可
31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115。
32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115。
33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116。
34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118。
35參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8 年），頁 9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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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中國的懷思就如此憑藉文化活動的情緒或愁緒，化成一波波的「文化鄉 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