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讀物之編審

一、國語書籍之編輯

推廣注音國字的關鍵，首先需有印刷的銅模，國語會成立之初，台灣未有這 樣的印刷裝備，因此，國語會向教育部商借四號、五號兩套銅模，於 1946 年 6 月運到。該批銅模經王炬、吳貴寧、蔡春、李蔭田整理後，發覺有缺字，1946 年底於上海補齊，並增製二號、三號、五號各一副（依據 1947 年國語會的工作 報告，增製的為二號、四號、五號，但張博宇所編之另一本書《台灣地區國語運 動史料》則說是二號、三號、五號，本文採後者之說法），依據 1947 年底的報告，

銅模應於該年底或 1948 年初運抵台灣，這些銅模鑄出之字即帶有注音符號，毋 須另加注音，常用國字均已具備。1946 年所商借之注音國字銅模，國語會會議

1 王炬，《國語運動的理論與實際》，P125-127。

決議以借還原則歸台灣書店經手²，並提供給新生報、台灣紙業印刷公司及台中 自由日報澆鑄鉛字³，作為推展注音國字印刷之用。1948 年 10 月 25 日發行《國 語日報》⁴，該批銅模與後來增製之銅模便與國語日報社共同用於印刷、出版⁵。 國語會為推廣注音印刷，協助國語日報社成立印刷部，因注音不受委託印刷者重 視或嫌煩，加上機器和銅模都來自中國大陸的舊品，出版難以精良，因而未積極 推廣，推行成果不甚理想⁶。為改善印刷品質，新的注音銅模訂製於 1953 年 11 月討論定案，直到 1955 年才確定以國語日報社的名義支出經費，由日本鹽田製 廠製作四號銅模，1957 年 10 月開始使用⁷。

其次，政府接收台灣初期，嚴重缺乏國語會認可的語言工具書，因此，國語 會自然負起出版以注音符號、注音國字為主工具書的責任，1946、1947 年出版 或預定編輯的書籍，主要提供社會教育的國語教學使用，內容多以會話、文法、

詞彙、字音等為主，但同時進行編印的書籍頗多，且這兩年國語會的人員變動劇 烈，未依計畫編輯完成或未在當年度印出的書籍約佔三分之一。（1946 年計畫編 印 23 種，有 8 種未完成；1947 年計畫編印 23 種，有 7 種未完成），可見國語會 雖急於改變台灣地區國語學習書籍混亂的狀況，但受限於人力，無法表現出預期 的成果。這段期間編印的書籍，以開明書局出版的《國音標準彙編》最為重要。

1946 年長官公署即已公告注音讀物須以該書為準⁸；1948 年 9 月教育廳更發函各 級學校，將其列為教師教學國語讀音的準繩之一⁹。可謂該書為台灣國語運動建

2 有關注音銅模的紀錄，收錄於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 編（中）》，頁 6-7、頁 62，及張博宇所編之另一本書，《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96-97。

3〈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35 年度工作檢討報告〉，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 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33。

4〈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37 年度工作比較表〉，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 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93。

5 1949 年 1 月 15 日的常委會議提及銅模添製等送齊整理後，由報社保管，可見其時注音銅模雖 為國語會財產，但國語會因負協助國語日報之責，國語日報亦可保管、使用銅模，會議記錄見 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98。

6 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125-126。

7 新增銅模製作見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230、322、324；及張博宇編，《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97。。

8 展陷（35）署教字 5942 號，〈公告嗣後注音讀物以「國音標準彙編」一書為準〉，收錄於張博 宇編，《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85-86。

9 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頁 203。

立讀音標準。

1947 年即少量的編印小學教育適用的課本、讀本，1948、1949 年，國語會 主要編輯適用小學國語教育及課外讀物的書籍，由於 1948 年以後國語會成員較 之前穩定，雖然仍有部分待審書籍未按計畫印出，但成稿率已高於前兩年。內容 以故事、話劇（如魏廉的《童養媳》）方式呈現，故事題材用以提升讀者興趣，

國語劇則提供讀者透過戲劇方式練習國語，就書籍內容呈現方式觀之，較前兩年 進步許多。1952 年開始，無論是小學教育或社會教育用書的編輯，數量均減少 甚多。考其原因，應與國語會一直協助編輯《國語日報》有關，自 1948 年國語 日報社成立之後，其編輯發行事項，由國語會協助辦理¹⁰，例如 1951 年 7 月國 語會會議決議，分別由齊鐵恨編選《廣播教材》、《語文甲刊》；何容編選《從頭 到腳語文小品》、方師鐸負責《史地》、夏成楹編選《週末》、郭寶玉編選補充教 材、朱兆祥編選《語文乙刊》、魏娜編選《少年》，可見國語會人員對於報社工作 的重要性。又，1953 年國語會工作報告中提及該會「以大半精力集中於國語日 報之編刊每日出四開報紙一份，或加出增刊八開紙一份，每日平均約一萬六千 字。」¹¹國語會對《國語日報》編輯之協助如此之多，自然排擠國語會對於書籍 的編印；另一造成國語會出版量銳減的原因，來自於經費的困窘，1952 年國語 會決定編印之書刊盡量在《國語日報》各種週刊、副刊登載，以節省印費¹²，正 可說明這個問題。經費與人力的問題使得國語會對國語書籍的編輯少於以往。

即便國語會的書籍出版量自 1952 年起急遽減少，但有一樣值得注意的是，

國語會編輯工作與教學實驗工作的配合，這是國語會成立以來較少看到的資源整 合，如前面章節所述，1950、1951 年國語會在國語實小展開注音符號綜合法教學 實驗獲得成功，1951─1954 年之後國語會出版的書籍大多配合實驗的進行，編

10〈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37 年度工作比較表〉，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 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93。

11〈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報告表（42 年度）〉，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 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225。

12〈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報告表（42 年度）〉，張博宇主編，《慶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 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頁 225。

印成果報告、教學法、課本等書籍，以擴大實驗的影響，1955 年以後，國語會 雖仍繼續出版相關書籍，以完善小學國語教育工作，但書籍出版與實驗相結合的 重心則改出現在對成人的國語教育推動上，1954 年祁致賢撰寫《怎樣掃除文盲》

一書，成人國語教育即受到國語會的重視，1955 年配合教育部政策，進行成人 國語教育的教材編輯、教學實驗工作，之後更與國軍合作軍中識字教育。在經費 和人力雙重限制的情形下，國語會能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將書籍的編印工作配合 小學與成人教育的國語實驗，使得實驗成果能得到最大的推展。1952 年以後國 語會在資源的利用上顯得更有效率。

國語會編印書籍的著者，大多是國語會人員，大致上王玉川著重小學國語教 育之教材、教法，祁致賢則兼有國小教育與社會國語教育的著作，朱兆祥負責方 音方言類的書籍，董長志著國語文法類書集，除何容、齊鐵恨、王炬編著之《台 灣之國語運動》具名外，大多數國語教育書籍採任務性質的方式完成，例如張敏 言於 1948 年編輯《武訓傳》與《婦女補習班國語會話課本》即是。

1946 年─1948 年期間，國語會出版品除《國語課本》、《民眾國語課本》由 教育處出版、《注音符號課本》由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公民訓練國語課 本》由公民訓練委員會印行外，大致上由國語會或台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印行，

前者有 7 本，後者分別有 19 本、7 本（見表 5-1-1），台灣書店與國語會均隸屬 教育處管轄，與國語會合作自然不成問題；東方出版社則為時任台北市長、國語 會兼任委員游彌堅於 1945 年邀集包含國語會兼任委員黃得時等知名文化界人士 所成立，與國語會關係甚深，亦有心推廣國語教育¹³。

本隸屬於《國語小報》的兩台印刷機於 1948 年 10 月由國語會常委王壽康押 運來台後，交給國語日報社使用¹⁴，加上國語會原有的注音銅模成立國語日報印 刷部，負責印刷工作。1949 年起國語會編輯的的書籍，絕大多數以國語會的名

13 東方出版社之創立，參閱東方出版社網站：＜http://www.1945.com.tw/eastern_1.htm＞，

[2010-06-24]。

14 張博宇編，《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頁 92。

義印行（1949 年印的黨義叢書以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名義發行除外）此種方式一 直持續到國語會併入教育廳為止。因國語會不是營利事業，隨著國語會經費的短 缺，造成國語會編輯的出版品，無法大量出版，1950 年國語會的工作檢討提及 其所編輯的小學國語教材因印製與發售受限於經費的關係，無法滿足各校的需 求，因而受到各小學之責難¹⁵。由此可知，國語會自行印刷發售，受到國語會本 身經費限制極大，無形中減少國語會所編輯讀物的影響力。

就書籍的內容觀之，由於國語的推行被賦予培養愛國精神、民族教育的任 務，國語會的出版品中不可避免出現相關議題的書籍，大體而言，民族教育內容 的書籍大多在 1950 年以前編輯、出版，例如 1947 年的《民族復興節廣播詞》、《壓 迫》、《斷魂槍》、《國父紀念週手冊》、1949 年出版的「黨義叢書」等即是。1950 年以後因實驗小學國語教學與成人教育的教材教法，這類書籍的編輯數量減少許 多，平心而論，就國語會所出版的書籍絕大部分是國語識字教育或教學用途，借 國語推行實施中國化教育的情形並未在國語會出版的書籍中佔重要的份量。

就書籍的內容觀之，由於國語的推行被賦予培養愛國精神、民族教育的任 務，國語會的出版品中不可避免出現相關議題的書籍，大體而言，民族教育內容 的書籍大多在 1950 年以前編輯、出版，例如 1947 年的《民族復興節廣播詞》、《壓 迫》、《斷魂槍》、《國父紀念週手冊》、1949 年出版的「黨義叢書」等即是。1950 年以後因實驗小學國語教學與成人教育的教材教法，這類書籍的編輯數量減少許 多，平心而論，就國語會所出版的書籍絕大部分是國語識字教育或教學用途，借 國語推行實施中國化教育的情形並未在國語會出版的書籍中佔重要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