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中的毛、劉關係
第一節 地方削權，中央分權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東在這個階段對劉的真實意圖。且以毛的高度，他所要關照的是「全 局」，如何在「分而治之」，維持「派系平衡」的前提下，攫取其最 大的政治利益，因此以更宏觀的方式來認識此段時間點上的毛、劉關 係是必要的。
第一節 地方削權，中央分權
1952 年下半年開始，中共高層為了來年實施「一五」計畫而預作 許多準備，首先就是中共中央以及相關政府機構的改組，以及調動各 大區幹部到北京主持相關工作，基本上這些都是在毛澤東倡議下，而 由劉少奇會同楊尚昆與安子文等人去安排落實的。14雖然至今仍不清楚 這中間人員名單的「醞釀」過程，但若毛、劉兩人無事先「通氣」的 話，也很難在短時間擬出妥適的人選，並且委由劉少奇主持操辦，足 見毛還是願意信任劉少奇的。
對於這些舉措，論者認為是「一石三鳥」之計，一邊「削藩」，
一邊又強化「中央集權」，另外並在中共中央起了「制衡」劉少奇、
周恩來權力的作用。15從另一方面而言，也正因為在這中央集權的漸進 過程中，創造出許多權力的空隙與模糊地帶，讓有心人得以「上下其 手」，因而埋下後來「高饒事件」的遠因。16其實若再進一步分析，劉 少奇所流失的權力未若想像中的大，從劉少奇人馬所掌握的中央組織 部大權來看，其實一直都還是掌控在劉少奇的手上，不論是先前的彭 真、安子文，以及接任的饒漱石，雖然饒漱石後來靠向高崗一邊，但 不可否認的是，當初會安排他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要職，也是出於 他是「白區」幹部，被歸於劉少奇人馬的考量。事實上此番權力重組 的過程中，對周恩來所領導的政務系統影響最大，先有高崗的「國家
14 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頁 53。
15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頁 76。
16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 1990), p. 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計畫委員會」的出現，後來幾經改組周恩來的權力位階甚至與高崗和 鄧小平等人「平行」，而鄧小平更在某些方面起了箝制周恩來的作 用，顯然毛澤東「反周」不成，改行「抑周」的策略。
1952 年 6 月 20 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駐蘇聯大使張聞 天說：
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 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中央擬將各中央局書記及其他一些幹部調 到中央工作，並擬參考聯共中央的經驗來建立黨中央的機構。17 由此可知，中共此次黨政機構的改組，首要仍是參考了蘇聯的黨政模 式。如此安排也是合乎常理的，在那個「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 天」的年代裡，中共幾乎都師法蘇聯，在編制「一五」計畫過程中不 僅以蘇聯為師，也不時向蘇聯請教，因此相對應黨政組織上的調整也 必須參照蘇共的架構，才能發揮相應地監督與管理的力量。劉少奇並 在電報中提到希望著重瞭解「聯共中央的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 個機構的組成、職權和關係」18，可見劉優先著重在中共中央組織架構 的調整上。而毛澤東在審閱此電報時，則再加寫了要瞭解「各共和國 和直屬州的黨機構」19，顯然毛還將目標擴及到地方層面，心中也許想 到對中共此時的「大區制」也要作一相應的變革。張聞天於 6 月 22 日 接獲電報，並向蘇聯方面請教，但迄今未見到張聞天發回國內的電 報，所以尚不清楚蘇聯方面給予了哪些建議。20
除了徵詢蘇聯方面的意見外，劉少奇則與楊尚昆和安子文以及組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頁 266。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頁 266。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頁 266～267。
2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
1976）》，下卷，頁 93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織部等方面積極安排，並在 6 月間趁高崗、鄧子恢和習仲勳等人到北 京時與他們談論過，據此楊尚昆與安子文兩人於 7 月 11 日提出關於加 強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稿，給劉少奇先行審閱。21在這中間就已排定，
高崗接任計畫委員會主任，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劉少奇作了一 些修改，如因饒漱石接任組織部部長，他將彭真轉任政法工作部，此 件經劉少奇修改後，向毛澤東呈報，毛澤東則批示「可行」。22因此，
就開始調動幹部的計畫。8 月，分別任命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習 仲勳為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此後數月，高崗、鄧子恢、饒漱石等人 也相繼調入。23人事底定後，組織上也開始相應調整，如「中央人民政 府黨組幹事會」、「國家計畫委員會」的相繼改組與成立。
首先是將政府內黨的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原本的「政務院黨組幹 事會」是中共在政務系統內的最高一級組織，也就是透過「政務院黨 組幹事會」遂行中共對政務系統的領導。24黨組幹事會共由 11 人組 成，周恩來任書記，董必武、陳雲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1952 年 8 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政務院總黨組幹事會」進行了改組與擴大，並 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直接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及 書記處領導。並擴大成員，在先前 11 人的基礎上，增補了 14 人，變 成 25 人的規模，主要是將調入京的地方大員納入，如鄧小平、廖魯 言、習仲勳等人。而周恩來續任書記，陳雲、鄧小平分任第一、第二 副書記；李維漢任黨組祕書長，齊燕銘、廖魯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祕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頁 335。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頁 333～3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 507～508。
23 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為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1952 年 11 月就職；中共 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2 年 11 月就職；中共中 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3 年 4 月就職。
24 李格，〈1949～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機構設置及其變化（下）〉，《黨的文 獻》，2001 年第 6 期（北京，2001.11），頁 6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書長。25有論者注意到，原先的第一副書記董必武不再擔任，而且本來 1950 年 1 月周恩來出國訪問時，是由董必武代理總理職務，但此後周 恩來再次出訪時，卻改由鄧小平代理，可見鄧小平地位的躍升。26
11 月，通過〈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增設「國家 計畫委員會」（簡稱「國家計委」），由高崗擔任主席，鄧子恢任副 主席，總計有 15 名計委委員。但此機構的組織位階存有爭議，有人認 為其與當時政務院平行，所以有「經濟內閣」之稱。27但有論者從其決 議的全文來看，認定此時的國家計畫委員會「也是一個部委機構，不 存在由它去管別的部委的規格」，可是它在行政上也未隸屬於政務 院。所以它在此時只能算是一個「黑機關」，只依一道行政命令成 立，卻無相關的組織法規。況且此時的國家計委，乃是一個「空殼 子」。因為 15 名計委委員中有 4/5 是兼任，正職都還是歸屬於政務院 底下，況且計委本身還沒有管理其它部委的職權。計委本身要到 1953 年 3 月，因「新稅制」引發的政務系統調整後，才逐漸握有實權。28所 以，不宜將此時高崗的權力地位看得太高。以上算是第一階段的過 程，基本上並無太多的衝突，每個人只是先安上位子，摸索業務，熟 悉環境。下一階段才是真正碰觸到權力的位移，而「新稅制」就是引 起此番「權力位移」的震央，造成政府與中共中央幾乎都同時進行改 組的動作。
政府方面
1953 年 1 月毛澤東借「新稅制」一事，向周恩來、薄一波等人質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7），頁 254。
26 李格，〈1953 年反「分散主義」問題初探〉，《史學集刊》，2001 年第 4 期
（長春，2001.08），頁 53。
27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頁 75。
28 曹應旺，〈第一屆全國人大前的「經濟內閣」〉，《黨的文獻》，2009 年第 5 期
（北京，2009.09），頁 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問到：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 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 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 我。
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 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 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29
「新稅制」的問題成為毛澤東向政務系統發難的藉口，毛覺得他 事前被蒙蔽，因為「新稅制」從提出到修正都是由「中央財政經濟委 員會」（簡稱「中財委」）領導下進行的。最後的方案於 1952 年 12 月呈送到政務院，周恩來「用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逐字逐句對方案 進行了修改」，然後於 12 月 26 日在政務會議上通過。30由此可知關於
「新稅制」的討論，都是在政務系統內完成的，無怪乎毛澤東說「中 央既未討論」。而定案後，1952 年 12 月 31 日於《人民日報》上發表 了相關的方案與社論，同一天中共財政部黨組才向中共中央與毛澤東 呈上了《關於稅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報告，但此報告卻遲至 1953 年 1 月 3 日才由中財委黨組轉呈上去，因此毛澤東才說「此事我看報始 知」。31
其實「新稅制」的問題涉及到好幾個層面，但在毛澤東心中掛念 的還是他和中共中央事前「毫無所悉」這件事，事後毛澤東批評薄一 波 等 人 時 ， 薄 一 波 也 認 為 「 批 評 重 點 仍 側 重 於 『 事 先 沒 有 報 告 中 央』」，可見他對此事的介意程度。對毛而言，一來新稅制沒有報經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