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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高饒事件」後毛、劉關係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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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饒事件」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看似又回到往昔，
但其實這關係已經「質變」，「毛尊劉卑」的互動模式已經形 成，劉少奇業已轉變以往的態度，更積極的呼應毛的「要求」，本章 先對此扼要說明，最後以本論文的心得與反思作為總結。
第一節 「高饒事件」後毛、劉關係的觀察
「高饒事件」後，對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一言以蔽之，就是劉少奇更加「迎合」毛澤東的要求。首先是劉少奇 對於黨內鬥爭，一改先前略顯「遲疑」、「保留」的態度，轉而積極 配合毛澤東。在此之前，即便毛澤東已經點名批判李立三在工會工作 上的錯誤，但劉少奇還是有做出保護李立三的嘗試，並將鄧子恢的名 字從其自我批評稿中刪除；再者，他出於黨內團結的認識，在毛澤東 提議「反周」之時予以婉拒，並主動承擔責任，顯見他不願黨內紛爭 過於激烈的心態。可是在「高饒事件」之後，劉少奇對於毛澤東發起 的黨內鬥爭，則高度配合。例如 1955 年毛澤東對於鄧子恢的批判中，
本來毛澤東是贊成「停、縮、發」的政策，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 劉少奇也積極與鄧子恢商議，要將農業生產合作社收縮至多少數量才 是合適的，但等到風向突變，毛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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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劉少奇也跟著「不加思索」的轉向，循著毛澤東的思路與要 求，進行對鄧子恢的批判。因此他在七屆六中全會上將農業合作化問 題，作為中共當前階級鬥爭中誰勝誰負的基本問題，他指責：
……有一些同志則在鬥爭中表現了不可容許的猶豫和動搖，甚 至被群眾運動嚇昏了頭腦，從而阻礙群眾運動的發展，這在目 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是表現得特別明顯的。1
因此，「贊成社會主義者或反對社會主義者」的主要分界線就是在於
「對待農業合作化的問題的態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派別和資 本主義分子都必然集中地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而黨內有些同志
「由於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不夠」，「沒有從階級鬥爭的 立場來分析」，「所以他們在這種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 的緊要關頭，表現了不可容許的動搖」。當然劉少奇也沒忘再次對自 己之前對待農業合作化所犯的錯誤做出檢討。2由此可知，劉少奇對於 黨內鬥爭心境的轉變，他不願讓自己再成為毛澤東的「對立面」，而 積極配合之，後來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鬥爭亦然。
此外，他更加體察毛的心思。例如中共在八大時增設副主席至 4 人，但原本在最初的方案中只有主席和副主席各 1 人，分別由毛澤東 與劉少奇擔任。而根據毛澤東所言：「首先提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 奇同志。」3雖然毛澤東後頭解釋說多設幾個副主席是出於要設「防風 林」，以防不測，並逐步讓「少壯派」登臺主持工作，但就如論者所 言：「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工作便利，但很難說在高饒事件後，毛澤 東就沒有權力制衡的考慮，而劉少奇則可能想到『一人之下，萬人之
1 劉少奇，〈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稿〉，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 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頁 367。
2 劉少奇，〈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稿〉，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 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頁 371～372、375。
3 中 共 中 央 文 獻 研 究 室 編 ， 《 毛 澤 東 文 集 》 ， 第 七 卷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9），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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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際上是一種危險處境。」4
事實上，增加副主席的問題也是高崗積極鼓吹的，他就曾與陳雲 商討過增設副主席的可能，並即與人討論。5當陳雲奉毛澤東之命南下 向各大區要員「打招呼」時，林彪就曾問陳雲說：「想不想當黨的副 主席？」陳雲連忙回絕，林彪就說：「哪末除劉少奇外不要再提別人 了。」可見高崗也曾與林彪商討過，顯然也有告訴過林彪說是陳雲提 出的，否則林彪不太可能唐突的問陳雲這敏感的問題。而毛澤東聽到 後的回答，更是顯露他的心機，他反問陳雲：「難道副主席只要劉少 奇一個？不要恩來？」顯然，劉少奇已非其唯一的人選。而陳雲的回 答，筆者認為有轉移焦點之嫌，他認為林彪會有此說，是林彪不想當 副主席。6但筆者認為林彪的回答，是要阻斷躲在高崗背後相繼伸手的 有心人，也就是因為有增設副主席之議，才讓黨內有人見獵心喜，與 高崗隨之起舞。雖然「高饒事件」落幕了，但劉少奇對增設副主席的 提議掛記在心中，不待毛澤東的「點撥」，自己主動提出，一來符合 毛的期待，二來免於自己再度陷於被動。況且此舉也有向黨內其他派 系示好之意，因為先前想著副主席之位的人，絕非只有高崗而已，主 動提議增設副主席，顯示自己絕非戀棧權位，寧願「與人為善，不與 人為惡」。
綜觀上述，顯示劉少奇在「高饒事件」之後，一是轉換心態，積 極與毛澤東配合；二來也透露出毛、劉關係的「質變」，劉少奇的自 主性降低，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現在的地位維繫在毛澤東的信賴上，唯 有更「屈從」於毛意，不張揚自己，才能讓自己坐穩位子。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曾在其書《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
4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 派 運 動 （ 1956 ～ 1957 ） 》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當 代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2008），頁 319。
5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8），頁 115。若依照高崗的說法，增設副主席的提議還是陳雲所發想。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曹應旺副主編，《陳雲傳（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 88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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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劉少奇是他書中「特徵色彩最平淡的人物」7，扣除劉少奇本身的 個性因素，再考量到在「高饒事件」後，劉少奇所處的地位，以及與 毛澤東的關係，他的「沉潛低調」自是他處境的反映。
但這「沉潛低調」並未能讓劉少奇「潛身遠禍」多久，雖然他已 盡力揣摩毛的心思，跟上毛的步伐，但卻未必能盡如毛意。1956 年，
關於八大政治決議的爭論，到文革時也同樣牽扯到劉少奇身上。81958 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劉少奇等也是極力擁護，跟著一起頭腦發 熱，甚至在廬山會議上也配合毛批判彭德懷。但大躍進的失敗，讓劉 少奇有了新的體悟，在檢討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的「七千人大會」
上，劉少奇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斷，在毛澤東看來是
「把過去幾年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擁護『三面紅旗』，不 與他保持一致」，劉的說法非但「沒有積極擁護他的領導，反而還有 點『施壓』的味道」，因此「打下毛劉分歧的楔子」。9而劉接下來
「力挽狂瀾」的作為，對毛而言更有如「芒刺在背」，迫於形勢他不 得不「虛與委蛇」，但這筆帳他都一一記在心裡，等到文革爆發就是 他與劉少奇「算總帳」的時刻。
7 羅克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 譯，何祚康、王澤槐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
195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 5。
8 關於中共八大的爭議要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八大的政治報告確實是在劉少奇主持 下起草完成的，毛澤東也確實看過，並表示同意。事實上，毛是對政治決議關於 主要矛盾的部分有意見，但這部分實則與劉少奇無關，政治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 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起草的，但外界往往將這兩份報告混為一談，完全牽扯到 劉少奇身上是不對的。毛當時對政治決議主要矛盾表述的不滿，並不能轉嫁成是 對劉少奇的不滿。見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 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322～3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2003），頁 507～538。
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 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