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中的毛、劉關係
第二節 高崗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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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毛澤東――劉少奇――高崗這三者間的糾葛，形成「見樹不見林」
的盲點。
第二節 高崗發難
隨著集權中央的進程，毛澤東顯然是想借重這些大區來的力量，
改變劉、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而高崗就是他的首選。62
事實上，高崗很早就進入毛的目光中。早在中共建政之前，高崗 在中共七大上就成了一顆最耀眼的新星。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成了中共中央 13 位核心領導成員之一，此時高崗才 40 歲，是政治局 中最年輕的成員，可見毛對其的厚愛。中共建政後，高崗也受到毛澤 東諸多的照顧，如同前一章所述，高崗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中，
屢屢得分，毛也認為高崗與自己的想法更為接近，對他更是不次拔 擢。也因此在此次集權中央的過程，高崗被外界認為獲得高昇。其實 高崗的高昇除了毛的器重外，也與其所在的東北地區有關，因為東北 是當時中國大陸最早實行計畫管理的地區，早在 1949 年 1 月就已經成 立了東北經濟計畫委員會及下屬機構。63因此為了「一五」計畫，抽調 有經驗的幹部至北京，東北地區的幹部自然是首選，所以高崗擔任國 家計委的工作，也是合於情理的安排。
高崗赴北京就職後，與毛澤東接觸的機會增多，因此對於毛的意 圖多所瞭解，在其認為已「準確」領會毛澤東意圖的情形下，而積極 推行「反劉」的活動。但若說高崗以一人之力擎起「反劉」的大纛，
實則有點抬舉他，他能如此順利在黨內掀起「反劉」的巨浪，除了毛
62 王海光，〈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中國選舉與治理》，
檢索日期：2010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46204。
63 武力，〈計畫經濟體制的形成與確立〉，收錄於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卷一）――開國創業（1949～1956）》（成都：四 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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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許」外，黨內對劉少奇的情緒，也是高崗能趁「勢」而起的另 一原因。
事實上除了毛澤東對劉少奇有意見外，當時黨內氛圍對劉也極為 不利，所以劉才會在黨內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而這困境其來有 自，可從個人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說起。先就劉少奇的個性來說，他 身性不喜交際應酬，讓他在黨內缺乏「人和」。像是在中南海內舉辦 的舞會，他都甚少出席，雖然外界對此類舞會有異樣的眼光，但就黨 內生活而言，它卻不失為一個高級幹部社交的場合，劉有點「獨善其 身」的作法，讓他失去與其他高級幹部聯絡感情的機會。反倒是王光 美成為其分身，經常出席，有時候也成為他與毛澤東之間傳話的管 道。1953 年的某次舞會上，毛澤東趁著與王光美跳舞的機會向其表 示：「我現在睡眠不好，腦子壞了，今後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 擔子重了。」王光美轉告劉少奇，但劉並無回應，應是知道毛的試探 之意。64因為這期間毛的健康起起伏伏，有論者認為就是毛的健康因 素，讓其考慮中央領導分一、二線，黨內也因毛的健康產生某種焦 慮，進而造成此時期黨內不平靜的因素之一。話說回來，劉的不喜與 人接觸，到了七屆四中全會期間也成為被提意見的問題，「說他接觸 人不夠廣泛，和同志交往少，幹部有重要意見才來找他彙報，小事就 不來了」65。可見劉少奇與幹部間的疏離，使其在黨內缺乏「政通人 和」的特質。
再者就是黨內對劉少奇有雜音，高崗就曾說當時黨內「議論和反 對劉少奇的不只我一個，要把劉少奇拉下來的也不是我一個人」，而 且「中央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對少奇的議論，說他有圈圈、裝假、政策 不穩，左右搖擺；進城以後沒作什麼工作，對主席幫助不大；甚至說
64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 146～147。事實上，王光美與毛澤東的接觸不 同一般，像在後來廬山會議期間，王光美就數次與毛澤東等人一起游泳，毛也是 透過她詢問劉少奇的近況，游泳一事還曾惹得江青老大不高興，可見後來江青對 王光美的痛恨也摻有女性嫉妒的心理。
65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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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主席身邊的隱患」，66林彪也曾說過「反對少奇的不只是高崗一 個，還有許多人」67，顯見黨內確實出現對劉少奇的雜音，這也就是為 何毛澤東在「高饒事件」後會說「伸手豈止高饒」68。而高崗後來的某 些作為同樣受到這些議論的影響，事實上高崗除了因個人「野心」和 毛澤東的挑動外，也可視為黨內對劉少奇不滿的「代言人」。但此項 雜音因何而起？主要就是因為建政初期幹部任用上的取捨，形成「蘇 區幹部」與「白區幹部」任用比例上的失衡與隔閡。而這種局勢的形 成也是出自中共建政後政治現實的考量，王海光就曾評論到：
中共執政以後，最迫切和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適用的幹 部。首先走到國家管理的前臺上的，自然是黨內一些文化程度 較高、現代經濟知識較多的幹部。這些幹部大都出自白區系 統。黨內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有現代城市生活經驗，文化層 次較高，眼界開闊，比根據地和軍隊幹部更具備管理國家的知 識優勢。這就帶來了一個國家權力配置上的成分變化。打天下 靠的是根據地和軍隊，坐天下則是白區來的另一撥人，這不免 讓根據地和軍隊幹部很有些失落感。69
而白區幹部在文化與專業程度上占優勢的情形，楊奎松就曾做過一項
66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頁 43、67。以上這些都是高崗這些在
「反省」期間的檢討，高崗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筆者仍不清楚其所指為何，
黨史上未見有這樣的說法來指射黨內的人士，迄今也未見到令人信服的解釋。
67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頁 187。此話是後來陳雲受毛澤東所 託向林彪就高饒問題「打招呼」時，林彪向陳雲所言。
68 《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 494～
495。
69 王海光，〈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中國選舉與治理》，
檢索日期：2010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46204。這兩方在建國思維上也有所不同，蘇區幹部多半是農村出身，
常帶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強調「平均主義」；白區幹部比較多體認到現代 社會與經濟的規律，所以偏愛以「漸進」方式行社會主義改造。見林蘊暉，《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
1955）》，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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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他比較了中共建政初期的 67 位省市級首長，雖然蘇區幹部在數 量上有 43：24 的優勢，但若仔細分析其學經歷，那白區幹部在當時所 謂「高學歷」的比例上，則明顯地占盡優勢：
24 位白區幹部有 15 位，即 63％是大學或大學肄業，8 位是師 範或中學畢業或肄業，只有 1 位是小學文化程度。也就是說，
白區幹部中將近 96％都是師範或中學以上文化程度。而 43 位 蘇區幹部，算上軍校生和赴法勤工儉學者，也只有 9 位是大學 或大學肄業，不足 21％，19 位是師範生或初中肄業生，加起來 也只有 67％，還有三分之一，即 7 位是小學文化程度，8 位沒 有學歷。70
在地方上，蘇區幹部因征戰各地，且「因地制宜」的任用，自然 還能在數量上占優勢，但到了中央各部，蘇區幹部在文化與專業程度 上的劣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致命傷」。因為中央各部委都有很強 的專業性，對人才水準的要求也就更高，結果形成多數部委都任用白 區幹部的情勢。而作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除了個人的 喜好外，出於專業與文化程度上的考量，在中央大力提攜其人馬――
薄一波、彭真、安子文、劉瀾濤――自然也不為過，但這也讓他成為 眾矢之的。71而這種情勢在建政初期尚且如此，如今要推行「一五」計 畫，計畫經濟對於數字和專業程度的要求更是強烈，那先天較具優勢 的白區幹部其所晉升的管道也將比蘇區幹部為多，局勢愈形對蘇區幹 部不利，其焦慮感自然也就越深，蘇區幹部要為自己「不平而鳴」的 情緒，在高崗四處遊說之際，兩者「一拍即合」，這也是高崗為何後 來會拉攏到四大區「跨派系」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70 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考慮――兼談 1950 年代反「地方主義」
的由來〉，收錄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 一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 15～16。
71 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考慮――兼談 1950 年代反「地方主義」
的由來〉，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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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作為蘇區正確路線的代表，自然也能感受到蘇區幹部這股 不滿的情緒，更何況就有蘇區幹部當面向其表達對這種情況的憂慮，
毛澤東曾在財經會議後，接見大區負責人的場合上說過：「譚震林曾 對我講，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對毛主席，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黨權
（組織人事――安子文）、政權（政法部門――彭真）、財權（財經 部門――薄一波）都在白區黨的手上，而不在我的手上；說白區黨有 篡權的危險。」當然毛澤東面對這種情勢，即便心有同感，但作為黨 的最高領導者，也不能公開表達支持的立場，只能維持中立，所以毛 說他批評了譚震林，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沒有什麼『白區 黨』、『蘇區黨』，也沒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中國 共產黨；只有一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72同樣是在 財經會議這段時間，林彪也曾向來訪者說到：「劉少奇這些白區的人 有篡權的危險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邊的危險人物。」73在此氛圍 下，毛澤東看似「義正辭嚴」的駁斥了這種說法，但他反而是讓某些
（組織人事――安子文）、政權（政法部門――彭真）、財權（財經 部門――薄一波）都在白區黨的手上，而不在我的手上；說白區黨有 篡權的危險。」當然毛澤東面對這種情勢，即便心有同感，但作為黨 的最高領導者，也不能公開表達支持的立場，只能維持中立，所以毛 說他批評了譚震林，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沒有什麼『白區 黨』、『蘇區黨』，也沒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中國 共產黨；只有一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72同樣是在 財經會議這段時間，林彪也曾向來訪者說到：「劉少奇這些白區的人 有篡權的危險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邊的危險人物。」73在此氛圍 下，毛澤東看似「義正辭嚴」的駁斥了這種說法，但他反而是讓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