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與社區

壹、 地方與地方感

「地方(place)」為長久以來地理學家所關注的議題，被視為有意義(meanings)、

意象(intentions)或價值(value)的中心，有親切經驗的所在，有情感所附著的焦點，

連接過去與未來的中介。空間因有了定義和意義而轉化為地方(段義孚，1998)，

相較於空間，地方更具有歷史、情感、文化、經驗、符號等意義，可以說是人與 人、人與地互動和參與的集合體。在地理學的「地方」研究中，人本主義地理學 以現象學為研究取向，研究人類的主觀經驗，地方和空間的定義及其經驗的脈絡，

與人類如何將世界轉變為「家」(黃禮強，2008)。段義孚(1998)稱地方感為探究個 人主觀的內心世界，強調人對於地方的主觀感受。也有其他人文地理學家加入結 構化歷程與時間地理學觀點來整合地方感的概念，Pred (1983)認為地方感需要置 於時間與空間的結構脈絡中，透過日常生活的活動、實踐和行動來詮釋，而這些 經驗是由個體與社會以及實踐與結構之間不斷的進行辯證所形成，不僅只是個人 內在的主觀意識，也會受到外在的各種社會結構脈絡所影響。

因此，地方感為個人或群體在地方長期累積的生活環境經驗，這樣的脈絡歷 程能夠讓其產生熟悉的記憶與情境，並將地方符號化或概念化為具有情感依附、

特殊價值和意義，也是人對於生活環境的認同感與安全感，群體或個人在某一段 時空脈絡中所產生的人、地、事、物的互動，是生活在相同地方的群體獨一無二 的共同感受，具有相同默契、相同的悸動與情感，透過這樣的識別與其他群體的 不同，進而建立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

然而，臺灣受到工業化、科技化及知識經濟等全球化的趨勢衝擊，工業化使 產業結構轉型，帶來了相似的工業化地景，也造成人口結構和移動的結構性改變，

造就人與地方之間的疏離感，使得地方感、地方認同逐漸消失。在快速的社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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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變遷造成許多相關的社會問題下，為因應這些社會變化，政府及專家學者皆不 約而同以「社區」作為核心和基礎，社區不但被賦予更多的責任和任務也被期待 發揮更大的功能，期望社區能夠尋回或創造屬於在地社區的地方感及地方認同，

進而使其產生守護地方的重要力量。

貳、 臺灣的社區發展脈絡與政策

社區(community)已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僅次於家庭以外的社會基 礎組織，因此必須要有健全的社區組織發展，才能發揮社區應有的功能，使社區 內的居民能夠安居樂業，詹秀員(2002)綜融國內外專家學者之論點，認為推動社 區發展能夠發揮組織及教育民眾、促進居民社會參與形成集體合作行動、促進居 民政治參與培養民主自治力量、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品質、增進政府與民間之瞭解 和信任等作用，來達到促進參與與凝聚共識、促進教育及社會化、促進志願服務 及鄰里互助、促進產銷與提升經濟、促進生活環境品質等社區重要功能。

以下將參照黃源協、廖文高、劉素珍(2009)臺灣社區發展的分期，檢視政府 推動社區工作在 1990 中期前與 1990 中期後的差異，討論臺灣的社區發展脈絡與 現況，以及對於臺灣社會邁向永續發展的意涵。

1990 年代中期為臺灣社區工作轉折期，從傳統社區工作逐漸轉向多元面向 的發展，與當時的時代脈絡相關，經濟快速成長、政治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水 準逐漸升高，但整體社會並未能同步發展，產業結構的變遷，從初級產業為主的 農業社會，開始轉變為以貿易、製造為動力的工商業社會，而導致快速都市化的 發展，居住品質、空間議題、傳統產業衝擊不斷浮現，傳統以家族為主的家庭型 態、人際關係也產生了變化，進而使得鄉村地區地方活力與傳統產業逐漸衰退，

地方的在地文化特質和歷史遺產開始不斷消失，都市地區則是人口大量集中，人 際關係疏離，對新移入之地方事務缺乏認同感，導致冷漠、自利等氛圍。在高度 的經濟發展下，物質的豐厚並不能保證精神的富足，反而改變了臺灣整體的社會 生態(蘇昭英、蔡季勳，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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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0 年代中期前的傳統社區工作

社區發展，緣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所倡議的運動，臺灣 1958 年 的「基層民生建設實施綱要」的政策，其推動意涵已與聯合國計畫相仿，之後 1968 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及「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後改為十年計畫)為 臺灣社區政策的開始，投入大量的基礎設施和福利建設，1981 年的「臺灣省社區 發展後續第一期五年計畫」及 1986 年的「臺灣省社區發展後續第二期五年計畫」， 除了基礎建設、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的推動上，也轉向注意到社區福利工作以及 民間團體參與的擴大。雖然政策已有多面向對於民生、經濟、社會的關懷，但政 策在實行上與理想有很大的落差，「重硬體、輕軟體」的社區建設、缺乏「由下 而上」的社區參與與機制、缺乏適當的社區計畫、「社區化服務」的實踐不足再 加上以「地緣」為基礎的社區劃分，這些現象與結果為無法達成政策意涵的主因 (黃源協、廖文高、劉素珍，2009)。

二、1990 年代中期後的多元面向社區工作

1990 年代臺灣社會面臨新的危機和挑戰，傳統的社區發展工作陷入瓶頸，

「福利化社區」及「社區總體營造」正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發展趨勢為強調文 化重於物質的社區營造、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體系、強調社區參與、自主與 主體性的社區價值、朝向統整性的永續社區計畫，期望社會問題有解套的機會及 走向永續發展的前景。

福利化社區一開始儘管只有零星的方案推廣，但是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新 的觀念開始在地方社區建立，以家庭及社區作為基礎照護的基地，有效的照顧社 區內的兒童、少年、婦女、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並影響到後續一系列的立法、

方案及政策的實施，對社區的關注也開始熱絡的發展。

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於民國 83 年，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他認為

「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最常被忽略的功能及目標就是在於社區共同意識的培養，

舊社區解組而新社區仍未成形，造成國家社會缺乏內聚力，必須從文化發展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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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設的角度來解決。」目標在於喚醒「社區共同體」意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行 動能力，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 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理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文化活 動等。在此之後，中央各單位也開始重視民間參與，陸續提出富有社區營造精神 內涵的政策及相關計畫，「社區總體營造」一詞雖是由文建會首先提出，因在民 間社會成為風潮，逐漸由特定的政策名稱轉變為一種概念和方法，只要是以在地 居民為焦點的所設計的改善生活環境的努力，能夠產生社區共同體意識，表現出 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都能夠稱為「社區總體營造」(黃煌雄、郭石吉、林時機，

2001)。在政策與經費的支持下，使得台灣的社造運動進入「星火燎原」的時代，

知識分子的積極投入，具有高度的反身性的行動，帶動地方意識，來進行文化轉 譯(王文誠，2011)。

然而，多元的單位加入社區總體營造卻未必對社區有正面的影響，許多政策 缺乏橫向的整合，雖然帶進了許多資源進入社區，卻也讓社區總體營造的基礎精 神，被模糊焦點，取而代之的是華麗與多元的方案與政策，使社區夾雜於中央、

地方及民間專業團體間的理念與利益中，讓社區營造有「總體」之名卻無總體之 實。面對各單位的社區政策，「創意心點子計畫」，開始進行各行政單位的整合工 作，避免社區工作過度片段化，後續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與「六星計畫」

都是以社區為總體性的計畫，兼顧學習、合作、參與及環境正義的價值，以及永 續社區發展的經濟、社會、人權及自然環境的政策取向，更引出社區主義對於社 區發展的重要性(黃源協、廖文高、劉素珍，2009)。除此之外，王文誠(2011)認為 2002 年文建會推行的四年期「社區培力計畫」，成立北、中、南、東區域營造中 心，進而帶動社區營造業務擴展至地方與各部會，對於臺灣社區營造發展有重大 影響，不僅實現社區主義中，社區在地人決定社區內部公共事務的集體意識，也 有助於接合在地社區營造員與地方及部會社區業務的執行，使得社區營造運動

「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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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臺灣社區工作的政策及其影響，面對社會的變遷，政府所應對社會政策，

對於地方社區是否有實質上的幫助，社區的發展真的能落實政策的理念嗎？經歷 一連串由上而下的力量改變，社區發展就能健全了嗎？究竟社區意識如何產生？

社區由下而上參與的力量如何開展的呢？

參、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對社區營造的重要

在社區如何動起來(2007)一書中，能看出社區發展的在地脈絡性，黑珍珠之 鄉為一個在地的舊文化與新文化交界意象鮮明的地方，這樣的意象展現在「蓮霧 技術創新」、「在地結社風潮」、「社區營造」等變動的範疇中，作者欲了解的是促 使社區動起來的各種機制以及檢視這樣的行動能否對先前派系社會有所反思與 改革，特別側重分析「地方派系起源的歷史考察」、「派系內部菁英甄補機制的歷 史變遷」、「派系在非選舉期間的運作模式」、「不同層次派系成員有所差異的習性 狀態」以及「面對民主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挑戰下的派系變遷」。從作者的討論與

在社區如何動起來(2007)一書中，能看出社區發展的在地脈絡性，黑珍珠之 鄉為一個在地的舊文化與新文化交界意象鮮明的地方，這樣的意象展現在「蓮霧 技術創新」、「在地結社風潮」、「社區營造」等變動的範疇中，作者欲了解的是促 使社區動起來的各種機制以及檢視這樣的行動能否對先前派系社會有所反思與 改革，特別側重分析「地方派系起源的歷史考察」、「派系內部菁英甄補機制的歷 史變遷」、「派系在非選舉期間的運作模式」、「不同層次派系成員有所差異的習性 狀態」以及「面對民主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挑戰下的派系變遷」。從作者的討論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