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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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研究設計
在本章，我們首先回顧現行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而主要針對「動員式選舉」
及「人情網絡」兩項中國基層選舉特有的性質深究，作者並認為，前述觀點存在
「結構制約」的基層選舉發展邏輯，但客觀而言基層選舉的選民自主意願確實日 漸浮現（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 劉春榮，2007）。其次，我們則對現有 的政治功效意識理論爬梳，並關照現行中國基層選舉政治態度的相關探討，發展 本研究架構。最後，則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進行後續經驗驗證。
第一節 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
本研究認為，下列兩類基層選舉的發展爭論「動員式選舉」及「人情網絡」
不與本研究互斥。但作者必須指出，這兩項觀點對於居委會選舉現狀，尤其是個 體的參與動機及政治行動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侷限性。進一步而言，過往觀察動 員式選舉效應及人際網絡之制約作用，皆不脫黨國動員、行政吸納及強化治理機 能的結構侷限立場（耿曙、陳奕伶，2007）。此種結構困境，致使吾人寄望基層 選舉轉型之前景，不免難以適從
一、動員式選舉
在本節，我們主要關注動員式選舉參與之於政治參與文獻相關探討，動員式 選舉的網絡佈建、資源予奪特性，與支持性的政治效果，廣為所知。過往研究皆 認為，政治參與應是一種「自願」行動，而非黨國捲入、群眾組織的由上至下動 員(Verba and Nie, 1972; Verba et al., 1978; Weiner, 1971)。Weiner(1971: 164)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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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式選舉的「強制性動員」(coercive mobilization)與「支持性參與」(support participation)無法顯示出公民參與過程中「有所選擇」的能力，不能與「自願性 參與」相提並論。但另一方面，動員式選舉並非極權政體或轉型中國家所獨有，
民主國家亦時常所見，以下茲分別爬梳動員式選舉之蘇東模式，次而探討西方選 舉動員的政黨機器作用及威權轉型國家經驗，並據此觀察過往中國動員式選舉之 特徵，做為比較基礎。
回顧舊有共黨政權的動員式選舉，旨在彰顯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及黨國組 織能力(Friedgut, 1979)。就蘇聯經驗觀察，極權主義政體下，選民接受動員，則 意在避免體制懲罰(Furtak, 1990: 9-10)。Friedrich 與 Brzezinski(1965)認為極權主 義國家下的政治參與，受黨國強控，民眾動員不在表達政治意見，意在表達彌賽 亞式政治狂熱。Bahry 與 Silver(1990)觀察到這種「命令式動員」的高投票率帶有 政權的合法性假象，在蘇東共黨政權轉型過程中，公民對形式僵化的政治活動早 已感到不耐，其動員機制亦已不若過往(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
Howard(2003: 122-123)回顧後共黨政權的民主轉型經驗，因此而指出，當動員式 選舉夾帶的政治活動過度頻繁，公民的政治參心態不僅日漸消極，政治信任亦受 到影響。就政治文化的政治價值變遷的角度，大規模選舉動員經驗，對形塑蘇東 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價值，帶來了負面的制約及影響。
另一方面，由西方選舉動員經驗觀之，美國政黨的政治動員是挽救逐年低投 票率的解決方法，政黨的「政治機器」(political machine, Grimshaw, 1992)能力與 投票率高低呈現正相關(Rosenstone and Hansen,1993)。過往研究認為，美國政黨 選舉動員得以成功，主要是皆透過物質性誘因促使選民投票(Wilson, 1973: 54)。
但亦有學者指出，選舉動員運作的政治機器與人情網絡，在基層社區型塑了共享 價值，甚至提供了選民在選舉過程謀求集體權力的機會(Browning et a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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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Guterbock, 1980: 206-207)。6 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 23-30、173-174) 因此認為政黨人際網絡下的動員參與，能夠降低網絡訊息成本，透過人情關係，
重塑選民政治認同，化解政治疏離感(Verba et al., 1995: 269)。
Huntington 與 Nelson(1989)則從開發中國家威權轉型經驗觀察，透過選舉參 與的組織、學習或利益誘因的動員選舉過程，仍可逐漸內化選民產生「自願性參 與」。Diamond(1999: 16-25)亦指出，在十九世紀以來步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 浪潮的各國，都是透過「有限選舉」的持續擴張，逐步轉化「侵蝕」(erode)選民 的威權體制服從。綜合上述，動員式選舉提供的政治學習、人際網絡，與政治資 源，仍提供充分的參與誘因，及形塑選民對選舉之制度信任、認同之可能性。共 黨政權的「命令式動員」經驗，若是通過動員網絡轉化與選舉的教育示範，其參 與經驗亦不無產生自主意識之可能。7
據此關照，過往中國基層選舉的經驗。基層政治組織與選舉扮演了類似單位 制的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角色，「大會戰式」的毛式選舉動員是主要的選舉要角 (Schurmann, 1968; Townsend, 1967)。Burns(1988)將此界定為「動員式參與」
(mobilized participation)，指出其透過組織手段與利益誘因進行動員；但另一方面，
透過農村選舉的經驗觀察，農民事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願性(Burns, 1988: 1-11)。
Falkenheim(1987)亦指出基層不同群體亦因為共同利益，出現了不同政治表達。
客觀而言，根據政治參與理論，當前中國基層的選舉參與，仍不脫「動員式 選舉」性質(Verba, Nie, and Kim, 1978: 46-47)。關照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現狀，換
6 美國政黨選舉動員過程，除了過往指出的物質餽贈或賄賂等負面見解外，亦有學者指出，社區 基層政治機器透過與基層選民的互動，也贏得了選民的信任與支持，Guterbock(1980: 7-8)稱之為
「感情交換」(affectual exchange)，這種友誼性的象徵性支持，強化了社區集體認同。此外，
Browning 等人則透過少數族裔政治參與團體的觀察，發覺政黨菁英必須在基層選舉動員過程與 社會次級團體進行結盟，而稱此為「政治團結」(political incorporation, Browning et al., 1984)。
7 Shi(1999)對中國大陸選舉參與的觀察呼應了此種看法，他認為選民只要透過舉辦選舉的制度性 參與，就能達到政治意識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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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選舉由城市基礎組成單元「社區」其相應的行政組織「居委會」展開，Read(2003b:
27-29)就城市基層「社區建設」的需求，及中國傳統群眾運動背景而提出「地方 自願主義」(local volunteerism)概念，換言之，過往城市單位工作經驗，往往必須 伴隨著大量政治動員與意識形態宣傳，這種政治學習與政治工作的經驗，使得傳 統中國的企業組織與權力模式，呈現一定程度的「政治化」情形(Schurmann, 1968;
Walder, 1988)。8 對於中國基層選舉的動員需求，國家在於找回傳統黨員的政治 基礎，激發參與意願。但這種依賴「老黨員、老革命」的方式，隨著社區逐漸年 輕化、及「單位制」社區面臨劇變的情形，逐漸難以應付動員需求。進一步而言，
當中國基層選舉走向逐步開放，傳統動員式選舉的政治學習、人際網絡或利益誘 因等結構性條件，勢必面臨轉化。 此外，對於「新興社區」、高白領、高經濟所 得組成的商品房，「地方自願主義」並無法解釋個體的投票動機，新興社區欠缺 動員選舉所需要的必要條件。顯然動員式選舉並無法涵蓋解釋任一個案，對於促 成選民進行政治行動的動機，動員選舉無法扮演關鍵因素。
二、人情網絡
如同在動員式選舉一節的文獻回顧，我們發現在中國案例，其所具備的黨國 組織及政治資源，時至今日，均已不若過往。據此關照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相關文 獻，不難發現：社區居民普遍欠缺自發，基層管理體制渙散，存在一定的政治冷 漠（桂勇等，2003; 耿曙、陳奕伶，2007: 97-99; 陳映男，2005）。其次，黨國 難以命令，經濟帶動社區意識與網絡促轉，傳統動員機制早已無法深入，社區自 主意識日漸浮現（李凡，2004: 29-31）。進一步而言，社區居民的政治異議及公 民意見表達，已日漸多元自主，更有意願進行政治抵抗（耿曙、陳奕伶、陳陸輝，
8 這種單位工作經驗轉嫁到社區需求，事實上有其客觀的「市場轉型」基礎。如上海 90 年代國 有企業改革造成大批早退與下崗工人，結果就是把這批工人轉移成社區工作的居委會幹部及主要 的動員群眾群體，而解決失業問題。上海政壇對於這類幹部的背景有個專有詞彙，叫做「黃菊幹 部」。訪談案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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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者的情感互惠關係，Read(2003b)稱此為「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根據前些 年的初步調查發現，城市基層的選舉動員模式，主要透過「兩級傳播」(two-step flow communication)，社區積極分子組成的「行政網絡」進行傳遞訊息的角色，達到高參與的結果（邱崇原，2007: 103-104; 桂勇，2007:108: 耿曙、陳奕伶、
陳陸輝，2008: 520-522）。11 劉嘉薇（2006: 21）則將此形容為「兩步-人情」式 指出個人資訊的接收與行動受嵌入性的網絡(Embeddedness Network)制約，邊燕 杰(1997)的研究則顯示，華人社會的資源調配依循互動緊密的「強關係」(Strong Ties)。Jacobs(1979)指出，中國政治的互動模式，深植於既有的關係基礎。孫立 平、郭於華(2000)同時觀察到基層治理，「軟硬兼施」的正式權力的依賴非正式
9 研究者於 2009 年上海田調經驗發現，居委會選舉過程常是社區異議人士表達政治不滿與政治 訴求的「表演場域」。由於換屆過程上層機構必然會全程監督，異議人士便會趁此「砸場鬧事」。 楊敏（2007: 137-164）將此類維權、抗議式的參與稱為「權益性參與」，他意味著各種日常事件 中所蘊釀的壓力，都可能透過選舉所開放的管道表達抗議。
10 「雙過半」意指「社區登記選民必須過半，當選者得票率要過合格選民的一半」的選舉程序 要求。除了選舉的程序性要求，基層黨政機構還必須滿足黨組規劃人選當選的「潛規則」條件，
這對日常行政過程欠缺社區群眾互動基礎的黨政機構，是極為艱鉅的任務。
11 類似發現有劉春榮（2006）的「關鍵群眾」(critical mass)，桂勇等（2003）的「積極分子」，
這種網絡承擔基層治理運作與選舉參與的中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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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狀況。就此，選舉動員時「行政網絡」的串門遊說，化解疏離，彌合網絡，
連綴(reach out)社區關係網絡化；而人情關係的非正式地位(informal status)，脫離 正式關係，凸出人情、鄰里關係，使得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運作人情化(劉 春榮，2005：134-136；2007：60-79)。「社區網絡」根植的人情關係、鄰里基礎，
在動員式選舉過程充滿重要性(桂勇，2007)。
總結上述，本研究並不否定上述觀點，正如現有觀察顯示，社區基層選舉的 動員性質及人情網絡正逐漸面臨轉化，而漸為密不可分。但作者必須指出，若選
總結上述，本研究並不否定上述觀點，正如現有觀察顯示，社區基層選舉的 動員性質及人情網絡正逐漸面臨轉化，而漸為密不可分。但作者必須指出，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