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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回顧二十世紀三波民主浪潮的推波助瀾，九零年代共產政權邁向轉型的震撼。
「選舉」是雖第三波民主國家蛻變民主化過程有效的的政治甄選工具，通過民意 檢驗和集體同意的過程，逐步擺脫威權政體的控制管道及資源的壟斷狀況，成為 削弱和終結威權政體的途徑(Huntington,1994: 193-210)。但另一方面，從部分共 黨產權的選舉經驗，致使我們對於選舉抱持過度的樂觀。就此，Pei(2006)更指出，
中共政權的弱化必然來自於市場轉型過程，內部資源分配的傾扎與互競，由此落 入「轉型陷阱」，就此，中國城市基層政權的開放選舉、有限改革，是否足以帶 動資源分配重整，乃至於治理機制的轉化，而頗值關注。
本論文最主要目的，一方面在於透過提出一個基層選舉參與功效意識與政 治行動的分析模型，提供解釋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的現況。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 透過個案的觀察驗證檢驗模型的效用，並藉此「有限改革」的選舉參與的政治後 果的觀察，探討未來中國基層治理機制的轉化情況。回頭關照現存理論文獻對話，
特別是基層治理的「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及「集體行動困境」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的現存見解，作者並在此與第四章發展效能-行動
「銜接機制」：由於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概念探討，就此進行一些理論 層次的反省。
一、選舉參與、功效意識與「社區」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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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照現存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研究基礎，思考城市社區選舉，可以發現 基層選舉的改革出發點最初是由「社區建設」所展開（林尚立，2006：5-8；邱 崇原，2006；陳映男，2005；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542）。國家為建設 社區，強化治理基礎；由是發軔，參與展開，試圖形塑民眾「社區認同」。由此 衍生出兩項根本問題：「社區」應如何聚合？民眾又因如何參與？最後又延伸出 一個最終命題：民眾應與國家基層治理機制如何進行參與互動，國家又應扮演何 種角色？
回顧現存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現存的制度性參與管道（居委會選舉）導致 了不同參與群體高低截然不同的情況，選民的選舉參與浮現政治功效意識上升、
認同感由「國家-社區」轉變。客觀而言，城市基層選舉確實激起社區群體的參 與熱情，出現了非預期的政治效應（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但另一方 面，由基層治理機制使用「選舉動員」與「人情網絡」方式，是否足以造成民眾 的參與聚合、「社區」形塑，並得以提供一個較佳的良性互動，仍尚待觀察。
本研究透過第三章GR 社區與 HQ 個案的比較個案呈現，可以發現這種良性 互動機制仍尚待摸索，社區行動的參與者雖然存在高度的政治功效意識，但在政 治行動卻呈現「各有心思」盤算，值得注意的是，圍繞「社區建設」出發點展開 選舉參與活動是徹底失敗的，「選舉動員」及「人情網絡」等作用並無法維持持 續性的自主參與。進一步而言，選舉動員及人情網絡的並沒有提供一個較佳的帶 動效應，基層治理單位對於動員及人情運用的效果近似一種找回傳統的「路徑依 賴」(path dependence)。雖然凝聚了部分的參與熱情，卻也逐漸走向退卻，GR 社 區的參與情況最終導致了高熱情的參與者走向「退出」，外圍抗爭者持續盤算，
對下階段的抗爭行為謀定而後動，出現自主的倡議網絡及潛在結盟。這種驗證否 定了前言所述，現存見解最常出現的理論預設，社區選舉並未帶動群眾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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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高度「行政化」與非「民主化」也不能完整描繪基層選舉的特性（桂勇等，
2003；劉春榮，2005：124-129）。另一方面，既有結構制約的黨國遺緒，卻也可 能製造更多的衝突與反抗群體的誕生。當然，若要認為社區選舉能形塑良好的社 會資本，強化社區認同，為下階段與國家抗衡的準備，雖稍嫌樂觀（Read, 2000;
2003b；孫立平，2001；劉春榮，2007）。社區的參與群體，卻有更高的參與意願，
投入自己的資源與網絡，選舉仍然使人浮現了現狀不滿。
中國城市的基層選舉呈現了某種情況的「參與困境」，參與者在制度環境不 良的情況下，以有限理性進行了各種政治偏好計算。本研究因此認為，一個微觀 個體心態，推估參與困境所可能採取的手段的分析模型，才是解釋現存政治行動 的較佳解答。我們透過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組合「認同性」與「防禦性」，分析 個體在面臨選舉過程下，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研究結果推翻了「社區建設」以 及社區的群體參與聚合，會呈現良性發展的看法。在「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 效意識的選民，選舉過程失望走向「忠誠-退出」的行動替代機制，是典型的印 證。這凸顯了現存社區基層治理機制，及民眾的群體參與間，欠缺良性互動的嚴 峻現狀。
二、基層的「集體行動困境」與政治發展的「線性邏輯」
承接所述，本研究認為，環繞著「社區建設」及「選舉參與」展開的中國城 市基層治理機制的論辯，質言之，尚涉及了「由誰來」提供「公共產品」及「集 體行動困境」這個社會科學的經典命題。回顧過往的理論探討，舊有的典型見解 認為，強化基層官僚的治理能力及公民社會監督(Dhal, 1971; O’Donnell, 1996)，
是解決基層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方式。與之迥異，東方經驗的發展國家則顯示，
透過「國家-社會」的「鑲嵌自主」(Embeddedness Autonomy)關係及公私協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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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機制(Evans, 1995; Lam, 1997)，會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就理論典範而言，
Putnam(1993; 2000)認為社會資本的型塑及群體認同的「信任」機制，會降機訊 息成本，是群體避免集體行動困境。Ostrom(1990)則認為良好的制度設計將避免 公共資源耗竭的群體搭便車(free rider)情形。
就當前中國基層選舉的集體行動困境，我們可以發現，城市基層治理機制尚 未形塑出良好的制度設計，並欠缺社會資本降低參與成本；另一方面，GR 社區 個案表現了，當黨國與社區基層走向互相仇視的情況，要實現東亞經驗的公私協 同網絡的發展路徑，亦將極為困難。事實上，當社區問題浮現時，國家基層治理 機制的芻弱，與社會網絡的欠缺聚合，都無法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這是否意味 我們最終必須期待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與之抗衡，雖是遺憾但可能仍是「唯一」
的解決辦法。與之相應，作者認為透過「議題塑造」及「誘因結構」發現，在「高 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由於參與動機擁有了自主意願的資源投入，
社區問題不再單是「搭便車」問題，而是至少有人肯投入，癥結在於是否有人投 入資源進行潛在的結盟，轉化改變目前的嚴峻狀況。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 到，如社區的「雙保證」法規要求，並非完全是有利黨國的法規，黨員候選人也 有可能流失部分票源而落選；反之，若能成功形成社區不同參與群體結盟，就會 出現意外當選的狀況。過半的要求同時使得候選者更有意願進行妥協資源分配，
黨國必須面對有人會叛逃的「潛在誘因」，結果是只能「分而治之」，試圖「左右 逢源」，擺平各種社區力量，結果可能就是招致自身基層政權的弱化結果。 進一 步而言，當黨國最終走向逐步削弱、漸而讓位，最終可能就是強大社區自主力量 的誕生，「公共產品」將由社區自己來創造。
進一步而言，在第四章進一步的觀察驗證，可以發現受限於黨國忠誠心態，
使得「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再採取「呼籲」的政治行動皆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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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按照 Hirschman(1970)關於「退出-呼籲-忠誠」三種參與行動討論。認為個體在面對參與組織(如：
國家、企業、政黨等)的績效衰退時，「退出」與「呼籲」交錯的參與行動對刺激績效提生，會有 了集體行為受到「偏好誘導的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 Shepsle, 1986)，大家都會選 擇退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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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防禦性』功效意識退出－『高防禦性，低認同性』功效意識呼籲」的參與機制 組合，反而可能基層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方法。這似乎也印證了中國政治發展，
及民主前景的「非」線性邏輯，雖是匍匐前進，卻是尚有轉圜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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