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觀察驗證：居民選舉參與的效益與行動分析
第二節 社區選舉過程的個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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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關鍵進行傳遞訊息的核心角色，乃是由「樓組長」、「居民代表」、「社區黨員」
等組成的「行政網絡」，樓組長是社區各樓各棟的義務人員，名義上是由居民選 出，但通常經過社區行政組織事先的摸底，再由居民合意。居民代表則也是由居 民選舉產生，按《居委會》組織法規，代表居民召開「居民大會」，但正如中國
「全國人大」，徒具橡皮圖章意涵，名義上監督居委會施政，結果卻是一樣做為 居委會與基層黨部的「兩條腿」，扮演動員角色。社區黨員則由居委會內部的黨 支部發動，社區的黨支部亦會按社區的黨員比例再往下延伸幾個黨分支，便於動 員。但正如圖3-2 顯示，居委會與行政網絡呈現了雙向且密切的互動的情形，與 一般社區居民，雖然在社會身分上同處平等，社區居民處於被動員的狀況，反而 可能強化了兩者之間的疏離感。按作者個人田野觀察，處於高參與群體的行政網 絡參與者，最終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要不持續對黨國輸誠，要不與黨國發生爭 執，走向反動，重新構築自己的網絡。而對於一般社區居民而言，這種選舉帶動 的參與情況分殊不同，對於先天存在反抗意願的參與者，最終會強化反抗群體的 出現，且更有意願與黨國抗衡。我們會在接續的章節深入探討這些情況。
第二節 社區選舉過程的個案比較
在本節，我們將觀察在不同社區中，選舉過程中「選舉動員」（有/無）與「人 情網絡」（有/無），是否導致不同的政治效應，進行歸納。本研究認為，社區性 質的差異，不會影響到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的因果關係。在具體研究設計上，
我們按照「米爾比較法」(Mill’s Comparative Method)的「最大相異個案比較」(Most Different Case Comparison, Gerring, 2001: 212-215;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31-46)對異質性社區進行挑選。本研受限於非隨機抽樣的「少樣本」(small-N)情 形，惟在研究策略上透過有意識地選擇社區個案(intentional selection)並建立「對 照群體」(contrast space)，方能降低選樣誤差(selection bias, Collier and Ma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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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King, Keohane and Verba, 2001: 129-137)。就此，本研究嘗試挑選上海市閔 行區GＲ社區及上海市靜安區 HQ 社區，兩個社區異質性極高的社區個案，透過 田野實證資料，進行比較。
一、對照群體：HQ 社區居委會
HQ 社區居委會位於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一帶，社區附近即地鐵二號線靜安 寺站，離上海著名景點靜安寺約有八百公尺，有良好的住房品質。在中共建政前，
愚園路屬上海中高白領居住地帶，闢鄰租界區，充斥西式花園洋房。在共產黨接 管上海市後，這類西式洋房社區，逐漸轉為單位型社區，HQ 社區共有三塊西式 洋房式公寓建築，前幾年才經過維修改建。按作者觀察，HQ 社區至今仍保持單 位社區模式，社區居民組成主要由國有企業員工構成。21 在 90 年代後上海市都 更的老公房改建政策下，多數居民仍透過購買住房產權的方式，並未出現搬遷的 狀況。受過去國企單位體制影響，社區居委會沒有「老黨員」、「老革命」的操持，
很難成功。22 事實上，在靜安區的街道辦眼裡，HQ 社區可謂十足的「模範社區」，
小區問題甚少，且居委會職能高度行政化。按作者個人調查，2009 年換屆選舉 HQ 社區選民登記共 3064 人，合 1600 戶，具有國有企業工作經驗的群體占了約 七成以上，黨員、舊公會人口有一定比例，歷次換屆直選也都能達到「高投票、
高得票」的「雙過半」保證。
但經過田野觀察選舉過程後發現，即便是 HQ 這類典型「樣板社區」私底下 仍是暗潮洶湧，HQ 居委會選舉雖仍維持著極強的動員能力，但卻與人為因素有 很大的關係。作者訪問的社區積極分子王先生即表示，過去社區工作的進行，很
21 資料來源：訪談案例 6、8。
22 陪同作者參訪的復旦大學熊易寒老師即表示，這類社區黨委書記有些都是國有企業公會主席 出任，退休的工人再從單位流入社區，居委會「領導班子」的意志從上到下貫徹，黨建工作事實 上非常強。訪談案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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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居委會之間的溝通橋樑(Read, 2003: 57)。25 這種情況似乎顯示，若是不存在群體認同且有參與意願，單單是黨國力量的動員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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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陳教授，對於執政當局充滿懷疑心態，但仍認為透過選舉或許能產生一定作 用，而出現高防禦性功效意識，低認同性功效意識的情況，他表示：
居委會選舉平常根本都是搞形式主義，我只是來完成任務而已，主任副主任 候選人我也都不認識，居委會平時跟街坊互動也沒很頻繁，也不好好做基層 工作，愚園路路口的道路問題積年累月了，也不好好解決，下面的忍耐也是 有限度的。【訪談案例5】
事實上對於陳教授來說，他人的人情勸說並無法改變他的投票意願，他傾向自主 性投票，即便這張選票最終可能會「打水漂」。而這類由防禦性功效意識衍生的
「選票制裁」心態並非單一情形。另外，當認同性功效意識高、防禦性功效意識 低，即便他原本有較高的黨國認同意識，若是對政治失望，仍會不再「忠誠」， HQ 居委會選舉結果顯示有 1 位規劃人選並未當選。27 對於居委會選舉會出現 意外只有一種情況，當街道辦規劃年輕、大學畢業且原具有社區社工身分的人士 進行參選時，若前屆社區幹部對於現狀「失望」出現「造反心態」，便會採取「退 出」的政治行動，透過社區議題凝聚群體共識，凝聚傳統網絡。換言之，並非「人 情網絡」並未無法產生作用，而是當選民存在自我認知的功效意識、決定其選票、
與政治行動時，「人情網絡」不再是關鍵。
居委會選舉過程的另一情況是造反踴躍，當天投票過程即有人糾眾鬧場，
而且訴求仍是道路問題，一位社區維權居民當場跟街道辦官員抗議：
27 按作者觀察，HQ 居委會選舉結果意外當選人身分是上屆居委會委員之一，這類在換屆選舉的 情況，通常都是上層機構規劃中的「陪榜」人選，避免出現社區反抗者當選的意外。這主要是受 制於2009 年換屆居委會選舉「年輕化」的訴求，使得很多社區居委會委員形同「強迫退休」，充 滿政治不滿。很多選舉結果卻顯示了區級政府這項政策並不太成功，有很大部分這類「陪榜」人 選最後卻仍當選。訪談案例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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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訴，跟居委會幹部反映，只給我上面電話。（居委會）只會搪塞，不會 解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手拿法律章本)，人民有申訴的權利、有投 票的權利，居委會我們都不認識！要居委會做甚麼？【訪談案例6】
對於抗議群體而言，這類政治表演場面顯然極為嫻熟。重點是，他們不單會使用 抗議行為，且善於利用手中的選票。他們不單熟知選舉既有規範，且知曉選舉種 種缺失。當他們在行使「呼籲」的政治行動時，則不啻為政治功效意識的悄然變 化，即便是存在政治不滿，但仍身體力行，力行選舉的規範意義。則隨之而來的 消極抗議，仍充分展現其所具備的防禦性功效意識。此外，不僅是消極抗議，事 事上這群抗議群體在整個選舉過程中積極對抗了選務人員，表達了選務不公，最 後仍利用手中的選票，透過選票所賦予的「自我推薦」28機制，聚集了部分票數。
事實上，觀察整個HQ 社區居委會的選舉過程，可以發現國家介入的情形極 為明顯，從選舉初期黨支部的操持佈建，各個樓組長、積極分子的投入可以說明 選舉動員的強力執行。居委會的社工范老師即表示，居委會的社工有責任要自動 串連網絡。對於日常工作，社工都必須要透過樓組長對社區居民記錄情況，甚至 也要掌握租戶人口（約占30%），在選舉時也要詢問其是否參與，進行選民登記，
並由樓組長、居民代表每人負責10 戶人家串連。29 再來，對於整個候選人的 安排，可說是煞費苦心，居委會選舉的居民大會、見面會能免則免，陪同參訪的 復旦大學劉同學跟作者表示：
28 未得到正式提名候選人，在投票當天可於選票上預留的空白欄位填上姓名參加競選。在中國 基層選舉，由於一般選民多會直接圈選正式名單候選人，極少另外推選。故自行推薦的候選人，
往往因得票不足，難以當選。前基層人大代表，著名獨立參選人士姚立法即是一例。
29 訪談案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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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實際上根本沒有候選人見面會，所謂的「預選」只是對外宣稱，實際上 都是透過協商產生，前屆居委會委員有一位就於協商過程被「搓掉」。【訪談 案例8】
但很顯然地，這些事前準備工作到了選舉當天仍是無法避免這些突發場面，
即便選舉動員、人情網絡可謂綿密遍佈，仍改變不了當個人主觀投票意願上升時 的政治行動抉擇，HQ 社區的選舉過程有人最終走向了不同的結果。陪榜者由於
「失望」走向「退出」的政治行動，反抗者採取了「呼籲」，我們將在第四章進 一步說明這種「心態意願-政治行動」的銜接機制。
二、GＲ社區居委會
與前述 HQ 社區性質大異其趣，GR 社區可以算是 90 年代後大上海地區都市 劇變後，典型新建的新興商品房大廈社區。而政治大學基層選舉與治理研究團隊，
曾於2006 年換屆、2007 年進行田野調查，作者並於 2010 年隨同團隊進行調查，
故累積「貫時性」研究資料，方便吾人便於進行時序比較，並強化個案信度。就 此，GR 社區可說是觀察大上海地區政治集體性事件及組織化社會力量浮現的極 佳場域。30 另一方面，GR 社區的基層選舉經驗，社區居委會藉由 2009 年換屆 選舉的治理機制重塑，卻又可視作黨國收攏、個別擊破，找回基層網絡的典型個
故累積「貫時性」研究資料，方便吾人便於進行時序比較，並強化個案信度。就 此，GR 社區可說是觀察大上海地區政治集體性事件及組織化社會力量浮現的極 佳場域。30 另一方面，GR 社區的基層選舉經驗，社區居委會藉由 2009 年換屆 選舉的治理機制重塑，卻又可視作黨國收攏、個別擊破，找回基層網絡的典型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