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效能-行動「銜接機制」：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
第三節 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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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若我們觀察「認同性低，防禦性低」功效意識選民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 是先天對反抗黨國、但苦無政治學習的「政治疏離」者，另一方面則是有高黨國 支持意識，卻未與社區基層選舉動員網絡產生關聯的參與者。我們可以推測，就 長期而言，高黨國支持者可能選舉的政治涉入，走向「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 效意識的情況（即功效意識長期仍出現上升）；反之，反抗黨國的參與者，在社 區可能屬於低收入、先天弱勢的族群，長期而言，政治態度不易出現改變，卻也 由於政治不滿更激烈的反抗行動。
總結上述，我們又可以觀察到兩種「退出」的情形，一種屬於行使緘默 (quiescence)的退出公共參與，一種則是先天就「不入」政治。具有緘默意義的退 出由於屬於「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選民由於政治失望出現的情況，在 社區屬於高黨國支持群體，此種政治行動由「忠誠」走向「退出」的效應頗值關 注，我們於下一節透過結合選舉的制度性意涵的分析架構進一步探討。
第三節 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
對於選舉可能帶動的制度效應，現行研究觀點大致可區分為兩種取向：第一 種是「投票偏好」，是以選民的投票行為的偏好取向作為分析起點，按照理性選 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角度，選舉此項制度做為「個體偏好如何轉 為集體選擇」的「加總機制」(aggregation mechanism)，可透過「中位選民理論」
(Median Voter Theorem, Downs, 1957) 將 選 舉 的 「 議 題 取 向 」 建 立 一 單 維 (one-diemensional)的「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候選人為了將選票效益極大化，
將會將政見趨中，使最大多數群體有投票意願。第二種則是「資源控制」面，依 上述觀點出發，Ricker 將原本的選票取向分析，轉從候選人的資源結構面思考，
他依據「規模原則」(size principle)，認為政治次級派系資源的交換予奪，勝者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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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會略高於少數聯盟，若是聯盟人數過多，反而會導致資源不足分配，此即「最 小獲勝聯盟原則」(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 Riker, 1962:32)。據此觀察，基層 居委會的選舉，由於「雙過半」的制度限制，使得選舉獲勝者勢必有所謂的資源 交換，維持過半多數；而議題浮現亦透過社區選舉發酵，原本黨國動員空洞口號
「社區建設」宣傳，亦逐漸被新興的社區問題爭議所取代，主導選舉的議題而日 漸多元化，我們將於後續申述。最後，除了理性選擇論的制度分析角度，在本節 我們嘗試結合，上節提出的Hirschman(1982)-「私人-公眾」參與循環分析，以解 釋「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個體，在「忠誠」走向「退出」的過程中，
選舉的制度效應，究竟扮演了何種作用。
一、「議題效應」：降低參與成本
基層選舉製造的議題效應最主要是「降低選民參與成本」，而有更多意願投 入政治參與。選舉的進行，不單是黨國單方面的參與控制；事實上是發掘了更多
「社區議題」，一個極為明顯的情況是，原本上海市的業主維權行動，在選舉後 逐漸從「個人」參與而釀成「集體性」事件，這種與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成群結 隊的情況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基層治理組織，如：居委會、地方黨支部等。在 面對這類選舉誘發事件時，必須小心翼翼，而無法直接打壓。68 而選舉過程提 供的集體性參與作用，使得反對群體如不費吹之力找到更強的「倡議網絡」，而 有更強的政治功效意識，甚至足以「激發情緒、塑造悲情」，這種對於「被壓迫 心態」集體儀式塑造，對於選舉的場域帶來的極大不同。進一步來講，社區的選 舉活動漸被兩種「群眾運動」模式取代：一是效忠黨國忠誠的群眾號召；另一則 是社會運動的抗議儀式。
68 這主要涉及到現行的基層結構問題，上海將居委會納入行政體系架構，建立「兩級政府（區、
街道辦）、三級管理（區、街道辦、居委會）、四級網絡（市、區、街道辦、居委會）」。這種高度 行政化的結果，是上層單位為減少行政負擔，不希望居委會有太多爭議事件上升，希望一切在居 委會解決，這使得居委會勢必要更多手段安撫、或是落得爭議性事件越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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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社區議題的發現，使得原本高黨國支持者認知到又更多社區問題 的存在，雖然囿於既有的結構侷限，使得「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 民，在政治行動的選擇上，不會選擇「呼籲」，而從「忠誠」走向「退出」。但就 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回到行動選擇背後蘊含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採取退出 與呼籲的手段，取決於對組織參與付出的成本(Hirschman, 1970)，由於過往的「忠 誠」(loyalty)參與，使得「退出」參與的成本較「呼籲」成本來的「更低」，而議 題效應製造的參與成本降低，仍無法讓黨國忠誠者選擇進行「呼籲」。
二、「動員控制」：創造誘因結構
對於黨國支持者的參與行動抉擇，亦非如此悲觀。由於黨國支持者在經過選 舉過程後，多數具備「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而選舉帶動的動員控制 層面的作用是「創造誘因結構」。69 若黨國支持者在所屬群體出現對現狀不滿的 情形，可能會尋求與社區反對者進一步潛在結盟，甚至達到「最小獲勝聯盟」， 則至少能在社區居委會獲得少部分席次。70 正如 Hirschman(1982)指出的：
在消費強勁增長時期，人們對突然能夠支付得起新的耐用消費品有很高的期 望，結果卻發現這些期望很少得到調整。
我們可將此視為「有限政治改革」（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徐斯儉，2004:
173-174; 桂勇等，2003: 23; 楊敏，2005）下有限選舉參與造成的政治失落。當 消費慾望極高所購買的消費品無法滿足期望、達到標準時，結果消費者選擇的便
69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此處的動員控制並非指黨國主動誘因選民動員參與，而是黨國支持者與 反對者在社區尋求資源結盟採取的資源動員情況，特此區別。
70 在此處我們可以觀察到「雙保證」不見得完全帶動選舉的負面效應，黨國候選人若是少部分 票源流失，則無法過半。但此時若有人選前忽然叛逃黨國，而左右逢源成功積聚票源，反而可能 使選舉翻盤。如LS、HQ 社區，訪談案例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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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出不玩」。中共基層選舉開放的有限政治改革使得參與者會在初期有較高 的政治期待，這在黨國支持者身上的期望效應又會更高，但結果卻是帶來更強的
「落差效應」。但另一方面，黨國反抗者卻透過選舉這項最低成本與最低效益的 參與過程，試圖尋求更強的資源獲得，去創造更多的「誘因結構」，而走向過激 行為(aggressive participation)的鋪墊。
然而，上述推論最讓人困惑地方在於，為何黨國支持者內部的少數反對者，
最終仍有人走向與反對者「潛在結盟」，而非完全的參與退出？我們仍必須回到 結構面的「創造誘因結構」尋求解答，而這涉及社區參與行動的最終論辯：「誰 來創造『公共財』？」眾所周知，現存基層治理困境，在於社區宥於有限資源，
及社區居委會做為「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卻處於治理機制 末梢而難以提供較佳的服務，但選舉過程帶動了更多「主動者」參與，選民尤其 是反對者有更多意願投入自身的資源，而非期待居委會主動落實治理效能。反對 者不單是進行政治抗衡，而是由於認知「公共參與」必要性。「社區資源稀缺」
與「選舉」搭配，選舉進一步創造了「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的投入，
對於選舉的不滿創造了實質性的物質資源。諸如房舍改建、務業糾紛、社區環境 維護等問題在選舉浮現後，社區參與者的自願投入，無形中創造強大的「社區認 同」。在此種情況下，原本黨國支持者的轉向，有了實質的物質性基礎意涵，提 供了更佳的資源整合配置，才有如此高的政治意願。
三、忠誠的代價
「高認同性，低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個體，由於政治失望，使得在政治行動 從「忠誠」走向「退出」，對於現行選舉研究可能是極為有趣的發現。簡單來說，
一個擁有較高政治忠誠的選民投入選舉，對黨國及執政當局，最終可能帶來極差 的結果。對於現有的研究發現，共黨政權在動員式選舉過後，會帶來較高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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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過往往往將此種失望歸咎於參與熱情的冷卻、甚至是對於頻繁政治儀式彈 性疲乏的結果(Furtak, 1990: 9-10;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但從中國 城市的基層選舉經驗顯示，問題顯然不在政治自主意願或熱情程度，選民仍保有 一定程度的參與意願及政治能力，客觀而言，仍具有政治功效意識，失望在此並 沒有扮演決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即便是「低認同性，高防禦性」功效意識的 個體，我們也不能等同若是採取過激政治行動，政治功效意識極出現下降的後果。
現有研究顯示，進行政治反抗運動的參與者，都具有較高的政治功效意識（劉春 榮、桂勇、陳周旺，2010）。
因此，箇中關鍵在於，選民的「忠誠」事實上是被選民視作「參與成本」衡 量，從「忠誠」走向「退出」原因正在於，若是完全拋棄了對於黨國效忠，會對 個體帶來更高的政治損益，結果是與執政當局徹底的翻盤，這有點類似理性選擇 理論部分在解釋選民投票主因「公民責任」(civil duty)相似，因為拋棄公民責任 可能會帶來社會群體更多的指責其沒有落實責任。不採取抗議，而走向「退出」， 轉向個體的消費意願的社會福利的追求，相較之下沒有太大的壓力，不需負擔與 黨國翻臉的額外成本。因此，「轉向的參與」仍是參與意願得到滿足的替代方式。
總結上述，中共政權出於參與需求採取政治動員，但由於「忠誠的成本」結 果卻造成黨國支持者選擇「退出」，這顯然是難以預料的結果。另一方面，選民 預期效應的不滿帶來了「政治失望」，出現轉向「私人參與」。假若「私人不滿」
總結上述，中共政權出於參與需求採取政治動員，但由於「忠誠的成本」結 果卻造成黨國支持者選擇「退出」，這顯然是難以預料的結果。另一方面，選民 預期效應的不滿帶來了「政治失望」，出現轉向「私人參與」。假若「私人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