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效能-行動「銜接機制」：選舉失望浮現的「退出-呼籲」
第一節 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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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關鍵者就發揮類似「意見領袖」的力量。59
總結上述，在本章我們試圖處理三個議題：首先，我們探討選民的功效意識 根源，說明自主參與意願浮現的原因。再來，我們解釋個體參與行動的「回報」
需求，及其「落差效應」造成的結果。最後，我們將處理「效能（參與意願）-行動」的銜接機制：選舉的「制度效應」，探討選舉過程是否有提供個體參與的
「誘因結構」，並是否能為選民的「可持續性參與」奠基。
第一節 兩種政治功效意識的根源
在本節，我們分別嘗試以「社會基礎」、「政權支持」程度，分別解釋居委會 選舉選民政治功效意識浮現的根源。「社會基礎」說明兩種功效意識來源的社會 結構環境，「政權支持」程度則是從選民的個人政治態度（支持政府於否）解釋 不同政治功效意識的浮現原因。
一、社會基礎：
我們在本節主要處理一個問題：，「防禦性」與「認同性」兩種功效意識的 浮現，是否有特殊的社會基礎造成？作者認為，「防禦性」與「認同性」功效意 識浮現的社會結構面向很大原因是社會基層已形成支持黨國、反對黨國的兩種群 體導致，而這有賴於前述國家資源投入與話語形塑導致的結果。以下，我們首先 將回顧社區自治-與國家關係文獻的探討，次而分析兩個團體是否能為前述的政 治-社會結構，找到自身的網絡與話語力量，而為自身的政治參與意願浮現奠基。
59 訪談案例 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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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層治理領域，「國家如何找回社會」、拿回主控權相關探討，現行文獻 大致仍不脫「國家-社會」關係的架構。60 第一個主要的解釋來自「國家中心論」，
從國家機器的角度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大體循著「官僚資本主義」
（bureaucratic/state capitalism），其背後即是「食租國家」（rentier state）的邏輯，
耿曙、陳奕伶（2007）更由此推論，由於基層選舉國家「社區建設」的訴求，基 層政權將透過壟斷剩餘吸納社區菁英，達到「行政吸納政治」的結果。61
相對上述圍繞著資源分配的「需求控制層面」（control demand-making），
Davis(1976)從墨西哥的個案研究中探討威權政體的「動員支持層面」（mobilize regime support）則頗值借鏡。Davis 指出，威權政體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提供 給民眾的比較屬於心理層次的「象徵性保證」（symbolic reassurance），來自政體 對於特定目標的承諾，而非實質的物質供給。而之所以能夠成功動員群眾的支持，
來自他寡占了「溝通網絡」（communications networks）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加 上沒有反對黨提醒民眾執政者實際的表現，對於在政策過程中缺乏有效議價能力 的群體（例如勞工階層），就能夠透過象徵性的承諾而動員他們的支持。進一步 而言，研究者認為，上述兩種分析層面實際上並不互斥，心理層面的承諾與溝通 網絡間的嫁接仍有賴於政治資源的成本投入，而單是資源的給予若是不給予話語 體系支持也很難維持政權合法性。
就中共選舉參與的現況，可以發現黨國投入社區資源普遍稀缺，卻需要參 與者進行政治投入，降低治理成本。要用壟斷剩餘達到「行政吸納政治」的效果 極為不易，必須先借用一套「話語體系」激發選民參與意願。這類治理方式確實 使得基層成功找回「失聯黨員」，吸納在市場轉型過程中，黨國體制渙散流入社 會的群體(Nee, 1989; 1992)。
60 相關探討可見 Read(2000)，孫立平（2001），耿曙、陳奕伶（2007），劉春榮（2007）。
61 類似的見解還有王信賢（2006）從社會團體個案觀察政權對社會中介組織的控制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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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而言，這類選民，存在著「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舉的政治儀式是 黨國支持群體與基層政權重要的「情感依附」媒介，基層內部網絡有賴於成員的
「情感性相互支持」，透過日常的社會組織活動與選舉的互動過程，喚回過去的 政治信仰。黨國的「象徵性保證」透過儀式強化團結，使既有黨國支持者較高的 意願投入政治參與。但結果可能是，社區自主意識尚待轉化，猶待突破，出現「黨 與社區認同重疊」的情況。相反地，我們可以觀察到「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
通常是市場轉型過程新興的社會階層，與黨國牽連較少。這種高所得、高知識分 子的參與者，出於對自身權益、社區認同維護的迫切需求，必須尋找自身倡議群 體的話語體系，而在反抗過程中強化了個體的功效意識，結果「自己找回社區」，
學習了更多政治技能，為更多抗爭累積資本。62
二、「政權支持」程度：
上一段我們發現，就社會基礎的角度，「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雖存在 自主意願，但卻囿於結構侷限，簡言之，即「話語權」及「參與網絡」與基層治 理機制結合的情況，似乎難脫束縛。反之「防禦性」政治功效意識卻由於與黨國 網絡牽連較少，須自己找回論述權，結果產生是較強的「社區認同」。在本段，
我們則認為這主要是政權支持程度先天的差異導致的結果。而如同本研究在第二 章所指出的，政權支持程度高，由於黨國支持根源，會衍生「高認同性」功效意 識；若政權支持程度低，由於反抗立場，會衍生「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進一步 而言，雙方在看待選舉帶動的參與效果有極大不同。
首先，在「高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情況。真正「理應」期待選舉可以帶 動的資源分配的選民，是「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參與群體。但由於政權支持較「低」，
62 事實上這類具有「防禦性」功效意識的反抗人士對於「抗議手段」極為擅長，在選舉過程更 是宛如台灣早年抗爭行動「政治行動劇」，不啻為反抗者情感凝聚與儀式認同的大規模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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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就存在較低的「政治信任」。進一步而言，若我們借用Easton(1975)的「政 治支持」概念，可以發現「防禦性」功效意識的選民屬於反抗群體，對於政權整 體具有較高的不信任，這種結果轉嫁到基層社區，即是對「特定執政當局」沒有 過度的期待。63
但相反地，在「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的選民情況，我們可以說由於「高」政 權支持，並透過黨國話語的操作及群體互動，減緩了「自身權益」與「社區自主 意識」的發掘，卻有較高的政治期待。但另一方面，由於與執政當局的互動，政 治涉入較深，卻會進一步浮現的較強烈的政治失落感。64 這符合研究者在田野 觀察到的現狀，原本的高黨國群體，在累積政治自主意願後，脫離黨國，走向抗 衡。或是採取退出，不再涉入政治，甚至與潛在反對者結盟的狀況。65 而這肇 因於基層治理單位需要選舉參與投入，促成選民功效意識上升，最後結構侷限的 情況。
「高認同性」功效意識群體的情況在現有「政權支持」的相關探討極有價值。
過去研究如Chen(2004)指出，城市居民對於現行政權支持程度沒有太大的差異，
對於基層「特定執政當局」支持情形會受到執政者政治表現影響。「高認同性」
功效意識選民的支持程度變化顯示了，對於特定執政當局的表現終將轉嫁對整體 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情形，而走向退出黨國參與情況。這與「普遍性政治支持」與
「特定政治支持」必須分類測量，兩者不存在交互影響的既有看法大異其趣，而 具理論上意義。總結上述，我們可進一步推論，對於轉型中政權，若基層選舉效 應帶來選民較高的政治失望，則最終可能危及整個政權的合法性。
63 我們大致可將對於政權的信任程度視為「普遍的政治支持」(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執政者 短期表現是「特定的政治支持」(specific political support)。見 Easton(1975)。
64 這種情況符合後共政權的選舉後續效應的觀察(Bahry and Silver, 1990; Howard, 2003)。
65 關於黨國支持者走向抗衡主要來自於 HQ 社區、CS 二村的觀察，訪談案例 7、16、17。潛在 政治結盟則見第三章GR 社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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