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偏差：「介入者」角色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6

衝過去……，兩個人架著他把他推過去。但是沒有拍啦！當下不會想說 要拍這件事情……（受訪者 F）

可能被社會大眾認知為道德優先的倫理秩序，在攝影記者的新聞產製鏈中有 時並不如此發展，他們自有其倫理與報導的優先順序，情境特性格外重要。受訪 者 G 傳承前輩採訪報導經驗，說到 1997 年 10 月 25 日臺北市拔河斷臂事件，當 時前輩記者由於遲到而無法靠近、拍攝正在講台致詞的政府官員，只能擠入後方 群眾間尋找空隙取鏡。如此的地利之便卻在發生拔河斷臂時，成為唯一最靠近現 場的攝影記者。受訪者 G 坦言他會像前輩一樣，完整記錄事件發生過程，而不 會涉入、幫助十幾位受傷民眾進行現場急救。他的理由為自己是唯一可以在場從 頭到尾詳實記錄的攝影記者，加上現場陸續有專業醫護人員到場，記者貿然的協 助搶救、止血，卻缺乏正確急救知識，可能會使傷者情況更加危險。

如此情境如同 Kim 與 Kelly（2010, p. 28）提到攝影記者身處可能有立即性 傷害新聞現場，盡忠職守的情境條件是「現場有記者以外的協助者出現（presence of other helpers）」。再者，此時唯獨攝影記者有最佳時機、位置，足以完整記錄 事件發生過程，在當下記錄歷史的角色重要。

二、 報導偏差：「介入者」角色

縱使有協助者在旁的他人受難情境，隨著新聞導向的媒介效果和受難之人角 色不同，恪守「記錄」當下的反應有時僅是達成衝突影像目的之手段。受訪者 G 以前輩記者的拔河斷臂事件為例，延伸到八八風災新聞現場，一名正在渡河的攝 影記者不小心踩空，失足跌落湍急溪水裡，被河流沖走約數十公尺，當下他與其 他攝影記者扛起攝影機，完整記錄這位媒體同業驚恐表情、落難過程。研究者好 奇追問受訪者 G 選擇拍攝之因，他坦言當時身揹攝影器材難以出手搭救，且看 到已有山地青年前往相救，便追隨同業記者開始記錄眼前記者的遇難景象。最終 這起攝影記者失足落難事件，被各大新聞媒體輪番播放。

情境差異在於被採訪報導對象為「記者」，儘管此位攝影記者非刻意落難，

卻已顛倒「嚴守記者身分」的專業意理。藉由同業攝影記者之紀錄而「介入」災 難發展，同時顯示其他攝影記者默許記者進入新聞事件，新聞記者在衝擊影像、

趣味報導偏向下可以變為新聞主角。新聞導引出的媒介效果不具社會功能，僅是 營造娛樂影像的花邊報導。且受訪者 G 承襲前輩記者的實踐經驗，客觀記錄、

反映真實的報導動機缺乏情境差異的衡量，媒體商業利益導向成分高，而顯得一 味恪守記錄者角色的記者已被行業慣習侷限，難以思考專業意理價值的能動性。

有些受訪者清楚地表達「記錄真實」的專業意理價值觀，卻又會在字裡行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7

透露出於不同颱風細微情境裡，干預被報導者情緒、介入新聞發展，破壞真實的 採訪報導應變之道，是受訪攝影記者訪談過程的矛盾之處。

攝影記者引導受害者家屬演出悲傷，以動員大眾情緒或行動來解決新聞當事 人需求，記錄真實的新聞取鏡被妥協在助人價值號召下的介入報導。受訪者 K 藉由過往採訪報導車禍意外經驗，干預受害者家屬情緒的介入式手法，導引出極 具衝擊的影像，並替受害者找到嫌犯。此後，他對訴求於眼淚的感官式報導，會 以轉往助人心態時而肯定其媒介作用。

他們(罹難者家屬)只有回我和文字一句話，我只是要幫這孩子找出兇手。

當然他可以站著哭，可事實上我那時候是搭一個滿資深的文字，他去跟 家屬說，這樣處理很容易只是一條單單的車禍新聞，車禍每天都有。想 不到當事人拿著大看板瞬間跪下去，那畫面真的是我看過最聳動的畫面。

可是說真的當晚想不到會有人去指認……（受訪者 K）

電視新聞文字與攝影記者協作的工作方式，由文字記者與報導對象溝通、訪 問畫面與延伸麥克風的收音範圍，攝影記者記錄聲音、影像，因而影像故事的基 礎由雙方所共識和配合。看似由文字記者引導受害者家屬聳動效果演出背後，無 法排除攝影記者默認腳本、記錄現場的角色。刻意建議受害者家屬增強畫面震撼 強度而演出，存有新聞反映多少真實的疑慮。當新聞助人目的被合理化，攝影記 者所在意不操作鏡頭、記錄真實的專業價值產生偏差，為達成良善目的便輕忽採 訪報導手段。如此一來，感官新聞影像被助人精神樂觀偏誤地引導而出，並非是 專業意理呼籲以「符合新聞倫理之採訪報導方式引領出正向媒介功能」的意義。

苦難消息有其新聞價值，Sanders（2003／鄭郁欣、林佳誼、蔡貝侖譯，2008）

提到苦難的新聞並非僅是傳遞訊息，它會建立起閱聽眾與受難者的情感連結，訴 說人生真相。所謂情感連結正是激發觀眾的同理心支持，而臺灣電視新聞媒體將 眼淚、哭泣視為可以最快聯繫起雙方情感的方法。新聞記者因而陷入新聞倫理和 媒介功能間的衝突。受訪者 K 曾言引導哭泣的採訪風氣會令記者感到倦怠、無 奈，但若哭泣影像為新聞當事人帶來助益，有時會半肯定如此的採訪方式。過於 美化了偏差報導角色的正當性，長遠來看可能影響記者未來報導實踐與價值觀。

相同情形在研究者與受訪者 H 訪談時，恰巧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以文字 記者角度述說經驗。她說到每一次面對受難者時，腦中想法是如何讓他可以在鏡 頭前流淚，她經常陷於媒體只為「消費受難者」的掙扎。除了對畫面的私心之外，

她會重定位報導角色以審視自己的價值，正是往助人媒介功能轉向，將受難者面 對鏡頭的控訴當作一種提供悲傷情緒的宣洩管道，並透過新聞解決受難者的問題，

如：新聞募款、協尋目擊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8

研究者認為當新聞記者不得不以鏡頭拍攝哭泣的受創傷者、引導他們悲傷哭 泣時，記者會重於「結果論」導向的媒介正向功能，用以減輕不符新聞道德倫理 之採訪手段「過程論」的情緒衝突。

結果論導向的媒介功能在「助人」價值外，攝影記者欲以颱風災情影像「批 判、譴責」災難管理過程不力，干預影像鏡頭的拍攝方式，再度透過攝影記者操 作影像而介入。

今天要去做個批判的，就會開始轉換自己的角色了，就不會那麼一般般 的拍了。好比說這個山遠遠的崩塌感覺還好，你可能就用一個不同的鏡 頭語言，覺得說這崩塌怎麼那麼誇張，或是說這區塊怎麼那麼嚴重，會 用誇張的方式呈現。（受訪者 H）

當研究者聆聽多數受訪攝影記者以擺弄鏡頭方式獲取符合期待的影像時，從 他們說話的語氣、表情裡，感受到這些擺弄鏡頭的方法被他們視為一種「專業技 巧」，在颱風新聞報導場域裡不停地被使用來獲致精彩畫面的辦法，成為採訪報 導的習慣。新聞媒體對衝擊影像的偏好，讓攝影記者錯誤地認知以干預方法達成 影像目的，足以展現個人「能力」象徵，獲得主管對畫面的肯定。

受訪者 H 擺佈攝影鏡頭、調整取鏡距離、角度的拍攝方式，如同本章第一 節所述，攝影記者在編輯室內控壓力侷限下，所實踐出相左於受訪攝影記者口中 記錄真實、不操作新聞影像的價值觀，是為突破颱風新聞現場與來自編輯室的時 效、衝擊影像競爭壓力，以轉述消息來源、象徵性指標佯裝挺進、抵達災害區域 的假象、或重構、安排演出與製造新聞事件的應變之道。使記者變身為「介入者」

角色逐漸破壞自身專業意理。此處新聞導引出的媒介效果更加脫離諸如助人、批 判及譴責等社會功能，僅是謀求虛偽、震撼影像的市場價值，以「干預式採訪報 導方式介入新聞事件引領出負向媒介效果」。

「介入者」非專業意理價值所定義具有正向媒介功能，引導社會朝向美好與 正義方向，而是諷刺新聞記者逐漸以干預、操作新聞影像的手段「介入、發展」

成為新聞事件的主角或導演者。

因而研究者認為，攝影記者走向專業意理前必需先確立拍攝手法的正當性。

樂觀偏誤的正向媒介功能讓新聞記者感知自身採訪報導方式、拍攝手法可以被容 忍，甚而成為記者提升自我與新聞價值的理由，錯誤地解釋新聞專業的意涵，漸 漸地讓記者自我感覺愈顯良好，而忽略產製過程的專業性造成偏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9

再者，攝影記者能動性必須在職業分工的角色裡嘗試突破，源自編輯室主管 和文字記者協調、討論而來的「類新聞戲劇」腳本與干預式拍攝方法，攝影記者 不應只是服從拍攝，認為這已是他們「討論好的方向」而無從選擇。在實際新聞 作業裡若是被指派違背新聞倫理的產製方式，攝影記者不能在分工慣習下仍然默 不作聲，表達意見與抗命、溝通更顯重要。

三、 小結

電視新聞攝影記者以「符合新聞倫理之採訪報導方式引領出正向媒介功能」

的專業意理價值，立基於記者採訪報導的基本功，如：報導真實、傳遞新聞訊息 便足以發揮新聞「社會功能」的正向媒介效果，協助災害區域及在地居民解決民 生需求、訴諸相關救援單位的關注、發掘在地議題、批判、動員大眾情緒支持、

關懷弱勢、原住民等助人價值。而記錄真實的專業素養在於攝影記者不以操作影

關懷弱勢、原住民等助人價值。而記錄真實的專業素養在於攝影記者不以操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