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聞記者專業意理
一、 專業意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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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環境因素納入權衡過程，救人並不等於是最好的判斷。
採訪報導受創傷者與死者的新聞倫理考量，在新聞攝影上涉及對死者與家屬 的尊重、隱私、二度傷害（許瓊文，2009；Hight, 2007; Morse, 2014）；採訪方式 的同理心思考、折衷且有益雙方的辦法（許瓊文，2009）、以尊重為採訪界線（陸 逸馨，2008）和獲取信任（Brown, et al., 2009），又或者是既可以達成新聞報導 職責與兼顧記者個人價值、發揮人道精神的方式，如：拍攝死者時以長鏡頭、具 有意象的其他畫面替代、降低遺體辨識度（Morse, 2014）。當攝影記者拍攝受創 傷者與死者，是以兼顧個人情緒價值與新聞報導發揮人道關懷精神、或是不加思 考倫理層面後的衝動行事，情境特性應該被考量。
特殊報導情境裡，適時適地的新聞專業意理概念被強調，也就是在考慮報導 情境特性後，做出符合新聞記者認為適當的行動與專業意理趨向（Dart Center, 2005; Kim & Kelly, 2010）。無論是攝影記者的情緒涉入或應對受創傷者、死者的 拍攝方式，是「新聞專業與情緒價值」的兩難，有時新聞專業不能被放大解釋，
有時情緒價值應該被強調，當各種涉及此難題的情況發生，攝影記者如何判斷與 做決定、他們的採訪應變為何。而且無論是資深或新手記者對這些情境的不同報 導方式值得探析。據此，研究者提出第三個研究問題：
問題三：電視新聞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在「新聞專業與情緒價值」間 如何選擇？採訪的應變方式如何？
第二節 新聞記者專業意理
本節先依循過往研究對新聞記者專業意理作出定義，隨後回顧專業意理的源 起和發展，歸類出四種專業意理角色價值觀念後，理解四種角色在國、內外研究 的分布情形，並進一步提出跳脫「角色類型」的其他專業意理研究方向。再以攝 影記者專業意理相關研究理解出新聞記者「攝影災難」的特殊情境，及過往研究 至今的不足之處。
一、 專業意理概念
專業意理是經過長期培養出來的價值系統，內化成為新聞記者日常新聞製作 的一種指引，雖然偶爾和新聞組織的功能互相牴觸，但大抵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且專業意理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有它自己的規律（李金銓，2005，頁 35）。新聞 記者的專業意理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時代背景不同、新聞教育、個人採訪經驗的 累積與人際接觸，新聞記者與報導環境互動後，所處之環境成為預測新聞記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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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意理轉變之變項，因而專業意理態度會適時適地變化（郭姵君，2010；管婺媛，
2008；蔡士敏，2008；Weaver & Wilhoit, 1996）。
關於新聞記者的專業意理內涵，Weaver 與 Wilhoit（1986）提到包含新聞記 者的角色、價值與倫理三項概念。Johnstone、Slawski 與 Bowman（1976）說明 新聞記者的態度、價值與責任，是彰顯新聞成為「專業」的重要評判要素，且他 們以「媒介功能」區分新聞記者的專業角色。此「媒介功能」檢測量表被後續研 究多所沿用與發展（楊志弘，1992；蕭蘋，1989；Beam, Weaver, & Brownlee, 2009;
Brill, 2001; Cassidy, 2005; Chung & Nah, 2013; Weaver, Beam, Brownlee, Voakes, &
Wilhoit, 2007; Weaver & Wilhoit, 1986, Willnat & Weaver, 2003）。國內新聞記者專 業意理相關研究，多將此定義為：「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
（郭姵君，2010；管婺媛，2008；蕭蘋，1989）。
因而本研究的專業意理內涵採用與國內研究之相似定義，探究對象為電視新 聞攝影記者，而「信念系統」包含「攝影記者的角色／媒介功能」、「攝影記者的 責任」與「攝影記者的實踐倫理」。同時著重於攝影記者對自身專業意理的解讀，
如同 Shoemaker 與 Reese（1991）探討新聞記者專業性觀點來看，從學者辯論認 定出的專業性意義不全然與記者的實踐目的相期待，而是新聞記者所共享、認知 的新聞專業意涵，與其會如此認知的原因才更為重要。
尤其當電視新聞攝影記者處在危險性高、資源有限及目睹創傷情景的颱風新 聞報導場域，專業意理的實踐有場域獨特性。他們如何拿捏報導分寸與採訪應變，
對於專業意理認知、變化又是如何，是本研究目的所在。
新聞記者專業意理研究，從美國 1970 年代初期後大量出現（Beam, et al., 2009）。Cohen（1963, p. 22, 31）最早對各國駐華盛頓的外交記者進行專業意理 研究，發現記者對自我角色有兩種解讀概念，分別為「中立報導者」與「參與型 記者」。Janowitz（1975, pp. 618-619）提出「守門人」及「鼓吹者」兩種角色，
前者強調新聞記者客觀性，力求區隔報導事實與個人意見，為純粹的資訊傳遞者；
後者是對中立客觀報導者的反動，提倡新聞記者必須主動揭露社會不正義之事、
報導符合公眾利益的政府機密且積極介入與調查新聞事件。
Elliott（1977, p. 149）稱兩種角色為「純淨的報導者」與「主動的參與者」
或「意義的傳播者」，前者重視新聞組織的專業規範、儀式化流程與共享的新聞 價值，以達致新聞正確、迅速；後者傾向挑戰新聞組織的專業規範，不惜與組織 或上級主管發生衝突，亟欲強調新聞蒐集、調查、提供背景與分析，在報導中放 進個人觀點與新聞判斷。此兩種新聞記者專業意理角色的呈現，如 Merrill（1977
／周金福譯，2003）截然二分為「客觀」和「主觀」新聞立場，並說到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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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世界觀、報導行為與寫作風格源自於此意識形態趨向。
Johnstone 等人（1976, p. 114）在美國 1,313 名新聞記者中，發現「中立」與
「參與」的專業記者意識，為 1970 年代早期美國新聞記者普遍的專業意理型態。
在此兩種專業意理之外，Culbertson（1983, p. 2）藉由過往研究分類與定義，將 專業意理角色分為「傳統型記者」、「理想型解釋者」與「行動者」三類。直到 Weaver 與 Wilhoit（1986, p. 116）擴展 Johnstone 等人的媒介功能態度量表對新聞 記者專業意理的兩種分類基礎，透過分屬在日報、平面媒體、廣播與電視的 1,001 名新聞記者之調查結果，將「參與」型記者正式地再區分出「解釋／調查者」與
「對立／鼓吹者」兩種類型。
隨後國內研究將三種新聞記者專業意理角色類型，即「資訊傳遞者」、「解釋
／調查型記者」和「對立／鼓吹型記者」，應用在臺灣環保記者（蕭蘋，1989）、 報社編輯職業角色（楊志弘，1992）、政治記者（李祖舜，2004）、社會運動線記 者（管婺媛，2008）、獨立記者（郭姵君，2010）與報社一般新聞記者（蔡士敏，
2008）之研究，其目標群體相當多元。
新聞記者專業意理角色研究持續不斷，Weaver 與 Wilhoit（1996, p. 137）有 感於學者認為新聞報導應試圖往公共新聞學轉向，創造出第四類新聞記者專業意 理角色─「大眾動員者」（populist mobilizer）。因此，藉由過往對新聞記者專業 意理研究，可歸類四種新聞記者專業意理的角色類型，分別為「資訊傳遞者」、「解 釋／調查型記者」、「對立／鼓吹型記者」和「大眾動員者」，以下將個別分述之。
（一） 資訊傳遞者
這一類新聞記者是 Cohen（1963, p. 22）所言的「告知者」（informer）、Janowitz
（1975, p. 618）的「守門人」、Elliott（1977, p. 149）「純淨的報導者」、Culbertson
（1983, p. 2）的「傳統型記者」和 Weaver 與 Wilhoit（1986, p. 137）所提之「資 訊傳佈者」，具 Johnstone 等人（1976）所說之中立價值。他們非常強調客觀，並 力求據實傳遞資訊給閱聽眾，讓閱聽眾自行對資訊內容作判斷，意即「新聞記者 必須超越事件之外，排除個人對於事件的偏見及價值觀」，此角色產生源自於美 國自由報業的哲學思維（楊志弘，1992，頁 47-48；Cohen, 1963）。以 Johnstone 等人（p. 230）檢測新聞記者專業意理的媒介功能量表為基礎，強調新聞傳遞「快 速」、「正確」、「娛樂」給「最大群眾的閱聽人」。
為達致客觀報導理想，新聞記者在報導內容呈現上經常以倒金字塔寫作模式、
第三人稱報導立場、兩面並陳及引述當事人說法（郭姵君，2010），無形之中這 些新聞寫作方式，成為此類型新聞記者群體的共有價值與依賴的儀式化工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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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記者遵從新聞組織規章、服從上級指揮，依照新聞專業主義信條行事（Elliott, 1977），新聞是為反映現實。Cohen（1963）對此提出警告，過於中立的新聞記 者將侷限於消息來源的資訊餵養，僅能記錄真實而無法理解、解釋資訊意義的內 涵與重要性，易淪為政府的工具。因此，新聞記者傾向過於依賴政府、權勢消息 來源的單一訊息而缺乏自主性。
（二） 解釋／調查型記者
Cohen（1963）對各國外交記者的專業意理研究，已發現由於國家間外交情 形與政策制定背景複雜，若要讓閱聽眾理解外交新聞與政策報導，適當的背景與 脈絡解釋、政策分析是必要的。因此，儘管 Cohen 並未將新聞記者的「解釋性」
角色置於參與型專業意理中，卻已彰顯解釋型新聞記者的存在功能。雖然這一類 新聞記者可以陳述個人意見，卻不意味著將這些意見強加給閱聽眾，這也是「解 釋／調查型」記者與「對立／鼓吹型」記者的不同點（Weaver & Wilhoit, 1986）。
Johnstone 等人（1976）說明此類型記者具參與價值，及 Culbertson（1983, p.
2）稱為「理想型解釋者」。新聞記者會加入個人詮釋、對事實加以分析顯示出新 聞的重要性，且記者具備主動性與創造性地參與新聞價值的發展（楊志弘，1992；
Johnstone et al., 1976）。他們並不以呈現新聞真實而滿足，而是力求揭發出所有 的真實，並尋求具有「關聯性」的所有新聞，以社會科學或其他不同學術方法分 析、解釋與調查新聞的意義（蕭蘋，1989；Johnstone et al., 1976）。如同 Argyris
（1974；轉引自 Culbertson, p. 4）所言之「研究型記者」，尋求新聞報導的因果 關係與所有涉入的事件為目的，再以 Johnstone 等人（p. 230）分類的媒介功能，
包含積極「調查政府的宣稱與陳述」、「對複雜的問題提供解釋、說明」、「討論正 在發展中的國家政策」。
（三） 對立／鼓吹型記者
「對立／鼓吹型」記者與「解釋／調查型」記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者強 調後者所沒有的積極參與過程，如 Cohen（1963, p. 39）所研究的外交記者已是
「過程的促動者」，試圖影響決策者與閱聽眾觀點、Janowitz（1975, p. 619）提出 之「鼓吹者」、Elliott（1977, p. 149）的「主動參與者」、Culbertson（1983, p. 2）
「過程的促動者」，試圖影響決策者與閱聽眾觀點、Janowitz（1975, p. 619）提出 之「鼓吹者」、Elliott（1977, p. 149）的「主動參與者」、Culbertson（1983,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