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分為兩部分,第一節介紹颱風報導場域的情境特性,包含:「挺進 與自然傷害」、「有限資源環境」與「創傷情景」;第二節簡述新聞記者專業意理 的研究歷程與價值意涵,了解專業意理概念的四種角色和媒介功能特性,另外也 提出不以「角色類型」歸類、適時適地的專業意理發展方向,作為分析電視新聞 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的價值基礎。最後據此提出研究問題。

第一節 颱風報導場域的情境特性

少有研究完整建構出颱風新聞的報導情境,國內研究僅有王彤勻(2010)透 過訪談新聞記者,較為完整地書寫出八八風災時記者的勞動環境、資源缺乏與挺 進災害區域的經歷。國外研究卡崔娜(Katrina)與麗塔(Rita)颶風則是帶出新 聞/攝影記者的環境風險與創傷壓力(Massé, 2011; Sylvester, 2008)。因此,研 究者透過耙梳新聞記者採訪報導颱風的受傷案例,與參閱其他類型災難事件、創 傷新聞,提取出相似於颱風報導場域的情境,整理出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 聞的困難之處,在於「挺進與自然傷害」、「有限資源環境」與「創傷情景」組成 之場域特性。

一、 挺進與自然傷害

新聞媒體的「挺進文化」在八八風災時愈演愈烈(許瓊文,2009 年 8 月 28 日),「挺進」意謂著「不顧一切,向前邁進」,是教育部國語辭典對此的定義。

當用在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挺進代表身體勞動過程與經驗,記者會盡可能 地突破地理環境的阻絕、限制,深入災害區域獲取第一手消息,而且挺進通常需 要經歷一段路程。在這段路程裡新聞記者曾經受傷、在千鈞一髮之際躲過危險或 者失去生命。

挺進路途困難之因,在於交通路段損毀導致地理環境隔絕,路程距離和狀況 經常不得而知。但新聞記者卻會特別以深入災害區域核心為目標,如同 Hsu(2013, p. 1)探討八八風災「明星災區」成因,指出由於交通與聯外道路、橋樑遭到災 難破壞,使得一些深山區域部落或偏鄉無法對外進出,最外圍的村落遭到地理阻 絕,則從外至內的村落勢必也無法對外行動,以 Sekito(2004)的「甜甜圈效應」

解釋。正因為無法進入,新聞記者的敏感度是捕捉到越深處便有獨家新聞,因而 想方設法或一股腦地往更深處挺進。在臺灣高山多且陡的地理環境裡,重大颱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災難有山崩、土石流、淹水……等風險,記者會以替代的交通方案克服路毀、橋 斷的地形阻隔,以徒步、攀爬岩壁、請人搭載、搭乘簡易流籠渡河、或其他適時 適地的方式進入災害區域。這些應變方式承擔著環境風險,有時並不安全。

即便挺進地點並非在深山區域,市區內危險的地點亦會被凸顯。2010 年凡 那比颱風,曾有新聞團隊在宜蘭「南方澳」進行現場連線報導,突如其來的強風 差點將文字與攝影記者吹落水裡,同時間在花蓮「七星潭」採訪的攝影記者亦被 強風吹走眼鏡,更有攝影記者不慎跌倒而胸部挫傷(王景新,2010 年 9 月 20 日)。

在美國報導卡崔娜颶風的新聞記者,擔心天外飛來的屋瓦殘骸與淹水底下看不見 的風險(Sylvester, 2008)。新聞媒體為了建構社會對災難的想像,拼命地將記者 送往足以凸顯強風雨大的海岸、湖邊與高危險地區,但是記者並非天生就有能力 應付各種類型的環境風險。

面對多變環境,新聞記者經常承受著風險施加的壓力與恐懼,又必須配合新 聞組織的方針與內部規範,而顯得缺乏自主性。王彤勻(2010)指出截稿時間、

人身安全與獨家新聞、救災情況與天氣、環境,皆會進入記者判斷是否涉險挺進 的衡量過程裡。這段下決定的時間往往短暫,卻是在個人生命價值和新聞價值的 邊緣間遊走、打轉。在判斷過程裡,有多次颱風新聞採訪經驗的攝影記者,或許 可藉由實戰經驗累積的採訪智識想出安全方法,但是新手記者可能會不熟悉潛在 風險而作出判斷。

綜上所言,颱風新聞的風險情境對應至 McMahon 與 McLellan(2008, p. 103)

提出新聞記者在 2004 年南亞大海嘯裡,「身處於危險的破瓦殘礫中」的「安全不 足」,道出災難情境的危險。而應變方法如同研究智利大地震的 Puente 等人(2013, p. 112)所言之「新聞記者會即興創作,克服緊急、預料之外的情境」,想方設法、

就地取材挺進至災害區域,或是採取兼顧安全與新聞價值的應變方法,如:使用 長鏡頭、組織代表進入採訪並共享新聞素材(Massé, 2011)。不可忽略的是,新 聞記者在挺進之前,內心會經過一段「生命安全與新聞價值」衡量,據此,研究 者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問題一:電視新聞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在「生命安全與新聞價值」間 如何進退,採訪的應變方式如何?

二、 有限資源環境

新聞記者採訪八八風災面臨資源不足的情境,在於新聞組織後勤支援的缺乏,

如王彤勻(2010)所言,缺少人力資源與硬體設備,包含:SNG 車、衛星電話、

採訪車及保護採訪安全的配備。對應 McMahon 與 McLellan(2008, p. 103)的「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

通和通訊聯繫設備、線路受損與侷限」與 Puente 等人(2013, p. 113)所提之「產 製新聞報導所需基本供應物的缺乏」。可將整體歸類為「人力與產製設備」侷限。

此外,個人「生理需求」在食物、水的補給與休息、住宿空間上亦受到限制

(McMahon & McLellan; Puente, et al.)。

資訊缺乏為颱風初期階段「對災難情況未知」與「缺少可信賴的消息來源」

(Puente, et al., 2013, p. 115)。而記者對於災害區域環境、可近用的資源陌生

(McMahon & McLellan, 2008),整體而言可歸類為「資訊面」侷限。在這些情 境限制下,研究者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

問題二:電視新聞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在「環境資源侷限」下的採訪 應變方式如何?

三、 創傷情景

颱風若連日豪雨,則土石流、山崩災害隨之被牽引而來,引起重大災情,八 八風災便是一列。在災害區域裡新聞記者浸淫在 5Ds 環境裡,即屍體(the Dead)、

即將死亡者(the Dying)、患病/傷者(the Diseased)、沮喪之事(the Depressing)

和危險(the Dangerous; Lorch, 2001, p. 99)。前四項之外再增添「罹難/受害者 家屬」,便可說是採訪報導災難新聞的「創傷情境」。

創傷情境如 McMahon 與 McLellan(2008, pp. 103-104)所說之「長達數周 或一個月暴露於充滿恐懼、悲劇且缺乏足夠的沉澱與休息」、「無法揮去遺留在新 聞記者身上的屍體氣味」、「與腐爛的屍體共處」、「目擊與新聞記者家人相同年紀、

性別或角色的罹難者」、「無法幫助受難者與其家屬、傷者的無力感」,及 Puente 等人(2013, p. 111, 118)所言「抽離個人情緒」、「對於自己國家/家園遭受災難 的『認同與歸屬感』」及「新聞記者『照護』功能」的挑戰與思考。這些創傷情 景和工作處境,帶出記者心理情緒壓力的可能,在受到創傷情境的氛圍、對報導 對象苦難的感同身受,卻無能為力的失落感。這些個人情緒反應有時會被隱藏、

或是呈現於新聞報導中。

攝影記者於創傷情境所遇到的困境,屬於個人層次的情緒衝突,情緒輕重該 如何拿捏與反映在報導上的適宜性、協助受難者立即需求、採訪受創傷者和死者 的態度、方式(陸逸馨,2008;許瓊文,2009;Berrington & Jemphrey, 2003; Brown, Walter, & Teichroeb, 2009; Dart Center, 2005; Hight, 2007; Hsu, 2013; Kalter, 1999;

Kay, et al., 2011; Kim & Kelly, 2010; Massé, 2011; Morse, 2014; Puente, et al., 2013;

Ward, 2010)。

抽離個人情緒是為提高產製新聞效率,卻有可能產生創傷壓力。Puente 等人(2013, p. 111)發現採訪智利大地震的記者重視資訊價值勝於個人情緒價值,「自我指示 因素」(self-referential factor)自動地誘發記者抽離情感。這或許是記者後天生成 的一種慣習。

但是在創傷情境裡,澳洲記者 Gary Tippet 說:「記者先身為人,其次身分才 是記者」(Massé, 2011, p. 116),一語道出記者的「關懷」天性不應該隱藏。而且 報導呈現若以受創傷者的角度為主,移情式報導反而能使閱聽眾更加理解受難者 的感受與經驗(Dart Center, 2005)。實際上對於記者展現情緒的適切性,與如何 權衡情緒輕重表現於報導中的爭論一直存在,有一群記者認為不受眼前的創傷情 景影響,是專業記者的表現、另有一群記者認為適當地將感同身受的情感置於報 導中,是更趨近於災難真實的展現(Massé, 2011)。記者情緒可以轉化為關懷與 同理心訴諸於報導中,在新聞產製裡體現出關懷意涵。 麼做(Ward, 2010);報導智利大地震的記者則選擇將電力分送出去,支援受災 居民對外聯繫(Puente, et al., 2013)。案例中記者的同理心展現無法從行動結果 斷定,很多時候必須考量適時適地的「情境特殊性」(Kim & Kelly, 2010, p.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

將環境因素納入權衡過程,救人並不等於是最好的判斷。

採訪報導受創傷者與死者的新聞倫理考量,在新聞攝影上涉及對死者與家屬 的尊重、隱私、二度傷害(許瓊文,2009;Hight, 2007; Morse, 2014);採訪方式 的同理心思考、折衷且有益雙方的辦法(許瓊文,2009)、以尊重為採訪界線(陸 逸馨,2008)和獲取信任(Brown, et al., 2009),又或者是既可以達成新聞報導 職責與兼顧記者個人價值、發揮人道精神的方式,如:拍攝死者時以長鏡頭、具 有意象的其他畫面替代、降低遺體辨識度(Morse, 2014)。當攝影記者拍攝受創 傷者與死者,是以兼顧個人情緒價值與新聞報導發揮人道關懷精神、或是不加思 考倫理層面後的衝動行事,情境特性應該被考量。

特殊報導情境裡,適時適地的新聞專業意理概念被強調,也就是在考慮報導 情境特性後,做出符合新聞記者認為適當的行動與專業意理趨向(Dart Center, 2005; Kim & Kelly, 2010)。無論是攝影記者的情緒涉入或應對受創傷者、死者的 拍攝方式,是「新聞專業與情緒價值」的兩難,有時新聞專業不能被放大解釋,

有時情緒價值應該被強調,當各種涉及此難題的情況發生,攝影記者如何判斷與

有時情緒價值應該被強調,當各種涉及此難題的情況發生,攝影記者如何判斷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