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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教學型大學的原型 、 教學型大學的原型 教學型大學的原型 教學型大學的原型
早在希臘晚期，歐洲便有雅典大學及亞力山大里亞大學的設立，但是一來因 為古代大學的設立並不成風氣；二來當時大學的研究性質只偏重少數科目，不足 以顯示大學之「大」；三來當時大學成員只具地域性，不具廣泛性。而中古大學 一成立後，各地便紛紛設立大學，其數量之多、地域分配之廣，非古代大學所可 比擬，再加上中古大學的師生是歐洲性的，其後並發展成為國際性，且當今歐美 大學還存有中古大學遺風(林玉体，1997)，所以中世紀大學實為現代大學演化 之鼻祖。
十一世紀末期的十字軍東征，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帶來了商業活動與城 市的興起，為了培育社會所需的城市行政管理人員及專業的神職人員等，教會於
是興辦了學校(studium)，並以文法、修辭、邏輯、算數、幾何、天文、音樂等 七藝為教學內容，修習完七藝的課程就成為有資格教導他人的教師(master)。
大學便在這種教會學校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自由講學的型態，最後演變成具有 固定結構組織的大學。
十二世紀時，由阿拉伯文翻譯而來的古希臘哲學大行其道，當時巴黎的教會 附設學校因為擁有名師，而吸引了來自歐洲中北部各地的學生與學者共同鑽研學 術。巴黎教會附設學校因為名師亞培拉(Peter Abelard, 1079-1142)的魅力而 成為歐洲學者的聚集地，並逐漸由學校(studium)轉變為大學(studium generale)
－－意即能夠吸引各地學生前來就讀的學校。是以，巴黎大學因而成為歐洲哲學 及神學的研究中心，奠定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早期的學術地位。其他 如波隆納(Bologna)大學，因為民法專家艾爾納留(Irnerius,1071-1137)在該地 講 授 羅 馬 法 而 成 為 法 學 重 鎮 ； 沙 列 諾 (Salerno) 大 學 則 由 於 君 斯 坦 丁 (Constantine of Cathage)的講學與立說而成為醫學中心。至於第一所有計畫建 立的大學——那不勒斯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乃是由神聖羅馬帝王腓特烈 二世(Emperor Frederick Ⅱ, 1194-1250)於 1224 年所設立，從此歐洲各地掀 起了設立大學的狂潮。
各大學擁有名師坐鎮，學生自然慕名聚集求教，「學者集團」因此而漸漸成 形(林玉体，1997)。為了獲得適當的保護，大學的師生乃模仿當時行會(guild) 的制度，聯合組成具有自保形式的集團，以求免於壓迫、確保討論及研究的自由，
並確認團體權利，更在西元 1208 年獲得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Ⅲ)的認可，
取得「教師與學生行會」(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的資格，而 universitas 也逐漸取代原來的 studium generale，成為英文所稱大學 university 的由來。
由於大學師生模仿行會的組織，所以中世紀歐洲大學的整個組織及學位階層 也與行會組織相仿，其中地位最低的是還在修習三藝的 undergraduates，相當 於一般行會學徒(apprentice)的等級；其次是修完三藝的 bachelors，相當於其 他行會中技師(journeyman)的身分；地位最高的是七藝都合格的 masters，他 們擁有教學權，可以在本身專修的學術領域內執教，教導 undergraduates 和 bachelors，地位等同於當時行會中的師傅(master)，被稱為博士—導因於拉丁 文「教導」的動詞 docere，他們擁有「教授通行證」，有權可以到任何地方教學，
並且不必參加當地權力單位的考試，加上學生亦可雲遊四海求取學問，因而促成 了中古大學超越國界的性格。
由於大學能夠帶來經濟效益促進地方繁榮，所以各城鎮競相邀請學者講學，
成立大學，但是當時的大學師生常和大學所在地的居民發生衝突，為了自保，大 學師生便以罷課與遷校作為抗爭的手段。例如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因為有學生鬧事，導致學校當局與市政單位發生不快，在得不到滿意解 決的情況之下，部分的師生憤而搬遷到劍橋，成立了英國的第二所大學—劍橋大 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由於中世紀時的大學沒什麼硬體設施，圖書儀 器亦相當貧乏，很少有固定建築物，加上當時使用共通的教學語言—拉丁語，沒 有語言隔閡的問題，因此遷校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大學的設立對大學所在 地而言是一種財富，一旦大學遷離，對地方的名譽與經濟將是莫大的損失，所以 大學師生就常以遷校作為對抗不合理待遇的殺手鐗，而大學的遷校也間接地促成 了新大學的設立，同時還促成學術自由、尊重學者之風氣，以及知識之傳播(林 玉体：1997；戴曉霞：2000)。大學透過遷校和罷課等手段，終於促使教皇格 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Ⅸ)在 1231 年頒布一系列章程，承認大學擁有獨立的審判 權和罷課權，並給予大學種種優惠，大幅度限制了巴黎主教對於大學的掌控(黃 福濤，2003)。此外大學師生還享有免稅、免服兵役等優惠特權，大學遂逐漸發
展成為不受教會與王室管轄的獨立自主的學術機構。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奠定了大學追求學術自主的特性，大學並打破教會對學 術的獨佔，成為教育上最早的一種組織團體，大學所培育的神職人員及其教育內 容對中世紀的宗教世界，起了安定及統一的作用，同時大學亦發揮其深遠的影響 力而成為教會與王室間的第三勢力(Perkin,1991:178)。
十六世紀以後，宗教革命及民族國家興起，國家逐漸取代教會對大學的影響 力，大學由原本的國際性格轉而具有較多的國家與民族地方色彩，同時也更加回 應於民族國家的需求。例如在 1535 年，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取消 了牛津與劍橋大學學生人數最多的教會法課程，大學為了彌補在學生數方面的減 少，牛津和劍橋大學不得不開放部分名額供貴族和中產階級的子弟前來就讀，因 此在培育神職人員的傳統之外，牛津及劍橋大學轉而也為菁英階層提供博雅教育 (Perkin, 1991)。
牛津和劍橋大學之所以提倡追求完整人格、培育紳士階層的整合型教育，除 了外在壓力之外，和這兩所大學多年來以書院著稱有密切關係(戴曉霞，2000)。
書院(college)原為慈善人士捐贈作為學生寄宿的房舍，後來也提供教學的功 能，最早興起於巴黎，其規程之嚴峻頗有中古時代清規的意味。其後，慈善人士 為了提升大學生活的品質，遂將整棟房舍捐贈給大學，流傳至英國後，書院乃逐 漸發展為招收攻讀較高學位研究生的機構。
理想的書院生活強調以師生共宿的方式進行人格的陶冶，書院中並不嚴格區 分教師和學生，強調年長者可作為年幼者的導師和楷模，因此師生同宿共食，朝 夕切磋。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書院廣收大學部學生，大學的教學功能逐漸轉到書
院手中，大學差不多只剩下頒給學位的權力，長期下來，書院得皇室及教會之眷 愛，財源豐富，大學也就相形見絀(金耀基，2001：124)。由於牛津和劍橋大學 書院的傳統，強調文化薰陶、人格陶冶的紳士教育便逐漸成為英國大學的特色。
十九世紀時，牛津的樞機主教 John H. Cardinal Newman 將此紳士培育的 理念予以發揚，撰寫「大學的理念」(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1852)一書，
認為大學的目的在傳授而非發展知識，同時大學所培育的紳士應是通達事理、有 修養、有見識的。紐曼之大學理想著重在對古典文化傳統之保存，教育的目的則 在「性格之陶鑄」(character formation)，紐曼對於大學的理念顯然是「教學 的機構」，是培育「人才」的機構。雖然其後紳士教育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但 其以古典語言和文學作為課程核心，旨在培育有別於社會大眾的菁英階層博雅教 育模式，也許是古典大學遺留給今日大學教育最重要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