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時，牛津的樞機主教 John H. Cardinal Newman 將此紳士培育的 理念予以發揚，撰寫「大學的理念」(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1852)一書，
認為大學的目的在傳授而非發展知識，同時大學所培育的紳士應是通達事理、有 修養、有見識的。紐曼之大學理想著重在對古典文化傳統之保存，教育的目的則 在「性格之陶鑄」(character formation)，紐曼對於大學的理念顯然是「教學 的機構」，是培育「人才」的機構。雖然其後紳士教育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但 其以古典語言和文學作為課程核心，旨在培育有別於社會大眾的菁英階層博雅教 育模式，也許是古典大學遺留給今日大學教育最重要的遺產。
貳 貳 貳
貳、 、 、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 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1694 年，布蘭登堡大公，也就是後來的菲德列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受到啟蒙思想家及騎士學院(Ritterakademie)的影響，創辦了哈勒大學(Halle University)。哈勒大學一改中世紀以來大學以研究神學、法律、醫學的傳統，將 法語、數學等現代科目納入課程中，並以自由為基礎從事科學研究及教學，對於 傳統的教條用理性予以批判，使大學成為追求真理的殿堂。
除了現代化的課程之外，哈勒大學的主要特色在於強調思想自由、提升哲學 的地位，大力宣揚理性主義以對抗神學權威，認為哲學應該獨立於神學，並以物 理和數學等現代學科，作為教學和研究的基礎。理性主義的重要性遂逐漸超越神 學，釋放了長久以來受到宗教箝制的思想，奠定了以科學方法探究真理的基礎。
因為哈勒大學的成功帶來的鼓舞，漢諾威王朝於是在 1737 年設立哥庭根大 學(Gottingon University)克紹箕裘，開設了實驗心理學、自然法、政治學、物 理學、自然歷史、純粹和應用數學、歷史等課程等創新性的課程，吸引許多貴族 子弟以及資產階級子弟前來就讀。
哈勒及哥庭根兩所大學皆強調自由與對真理的追求，企圖使大學融入社會的 發展，改變神學的優勢地位，以現代語言授課，強調自由研究與發展新知，已經 隱約具有研究型大學的雛型。
1806 年普法戰爭，普魯士敗北，同時也失去了哈勒大學。為了鼓舞士氣和 重振民族自信心，以及彌補失去哈勒大學的遺憾，1808 年被任命為教育部長的 洪 堡 德 (Wilhelm von Humbolt, 1767-1835) ， 向 國 王 菲 特 列 ･ 威 廉 三 世 (Friedrich Wilhelm Ⅲ)提出建立柏林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的計畫書。其主要內容為：(1)儘管普魯士戰亂頻仍，但若柏林大學能推崇學術，
仍可對所有德語國家的文化產生影響；(2)柏林大學可將現有的學術力量和機構 組成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有機組合；(3)「大學」此一名稱可以保留，但其實質 必須改革，學生可以來自全德國甚至外國；(4)增強新教在大學中的勢力，削減 天主教的影響；(5)柏林大學應該永遠擁有其校園的土地(王晴佳，1997)。
隨後，洪堡德又於 1810 年提出「關於柏林高等學術機構的內在與外在組織」
一文，當中呈現了洪保德對大學教育的理想：大學是客觀科學與主觀教育的合 一，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人格完整教育。他反對大學純為經濟的、社會 的、國家的需求所左右。因此大學沒有義務為學生將來的就業而實施職業訓練。
大學所享有的自由，其意義為：學生受到保障，學者不需要注意職業或社會義務，
沒有任何強迫，也不必為實際的生活而擔憂。所以大學代表純粹學術研究，不必
去考慮利益，它開放給學生休閒或力爭上游去領導學術與研究(詹棟樑，1994)。
在洪保德的理念中，大學革新強調的是研究與教學的結合、精神上的自由、學術 的自由以及學術研究需要具有的公眾功能。
在當時文化國家的理念之下，柏林大學便於 1810 年的 10 月 5 日正式成立
。柏林大學成立後，洪堡德認為大學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因此堅持要聘請當時最 傑出的教授。雖然當時普魯士的財政狀況十分拮据，柏林大學還是禮聘一流學 者，包括哲學領域的菲希特(J.G.Ficht)、法學領域的薩維格尼(F.K.Savigny)、
神 學 和 哲 學 領 域 的 雪 萊 瑪 赫 (F.E.D.Schleiermacher) 及 古 典 語 文 的 吳 爾 夫 (E.A.Wolf)。此外，洪堡德也主張新型大學在經費方面不能依賴王室，以免受其 牽制，應該向全國募款以求財政上的獨立(戴曉霞，2000)。
相對於當時以啟蒙思想為背景的教育實利主義，洪堡德深受新人文主義的影 響，認為學校教育應是「人的教育」，以使人的個性充分發展，不但要有學問，
而且要有成熟的心理態度。然而每個人對教育的需要並不相同，應該有自由發展 的機會，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洪堡德也提出了「沉潛」
(Einsamkeit)及自由(Freiheit)作為大學教育的基本原則(楊深坑，1999)。洪堡 德對於學問亦有一套認知，他認為學問不是繼承傳統文化，而是要求大學將學問 作為一個問題來處理，把大學當作「研究中心」，教師的首要任務是自由地從事 於「創造性的學問」，這種大學理念著重在「發展」知識而不在「傳授」知識，
當然，大學仍把「教學」看作是重要功能之一。由於大學是一個結合教學與研究 以發現學術真理的精神活動場所，因此國家必須體認到大學不同於普通教育的學 校，所以國家不應干擾學術活動，更應保障教育和教學上的自由以及學術研究的 自由。
雖然洪堡德認為大學應享有學術的自由，對於大學的課程不主張有嚴格的規 定，然而他卻認為某些學科在大學裡應該講授，他尤其著重古典語文以及哲學，
至於自然科學因為與個人人格沒有太大的相關，所以只是附屬學科。
除洪堡德以外，柏林大學的設立還參酌了菲希特(J.G.Ficht)和雪萊瑪赫 (F.E.D.Schleiermacher)的意見。菲希特重視「理性的力量」，他認為理想的大 學不該只是傳遞知識的學習場所，而得指導學生以理性的方式去發現新知識，所 以大學應該是提供自由探索真理的場所，以「為科學而科學」作為指導方針。教 師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不應受到限制，而應透過共同討論、口頭問答、文字描 述等引導學生探尋真理，是以柏林大學首創「研討課」(seminar)，改變了傳統 大學中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模式，透過師生共同討論和研究，學生由過去被動的學 習者，轉而成為教育過程中積極的參與者。在追求知識和探索真理的過程中，教 師和學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教師擁有教學的自由(Lehrfreiheit)，學生也有學 習的自由(Lernfreiheit)，因此教師教課的順序也就不須嚴格規定，學生可以隨時 選修與其志趣相投的任何課程。
至於雪萊瑪赫則強調「知識的統一」(unity of knowledge)。他認為大學的 目的在協助人們擁有獲取知識及使用知識的能力，以科學的觀點發現自然現象中 的差異並加以統整，而達到統合，其中，哲學又是各專門學科的基礎，所以研究 必須建立在哲學的共同基礎之上。柏林大學雖然承襲中古大學的結構，由神、哲、
法、醫四個學院組成，卻仍和哈勒及哥庭根大學一樣，由哲學作為大學的核心，
為統合及評判各種學科知識的標準，以完成知識的統一。由於哲學地位的提升，
柏林大學恢復了古希臘的學術思想，以哲學作為一切知識的根本和基礎，另一方 面則繼承和發展德國黑格爾(Hegel, 1770–1831)、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等哲學家的思想，以理性將個別現象之研究統一於一個大系統之內。是
以博士學位不論主修領域為何，皆以「哲學博士」(doctorates of philosophy) 稱之，意即在此。
柏林大學開創了歐洲大學教育的新紀元，大學以哲學為中心，研究成為大學 教授的主要責任，不嚴格限制只有普魯士學生才能入學就讀，吸引許多其他國家 學生前來學習，致使德國大學生人數在 1860 年和 1930 年之間成長了二十三倍 (戴曉霞，200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柏林大學獨領學術風騷，並 且對其後的研究型大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謂樹立了研究型大學優良的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