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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傳承

第一節 威權路徑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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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威權路徑的建立

學者對於至今俄羅斯仍然未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且崇尚威權的特質等現 象,各自提出不同的歷史解釋途徑,筆者將之歸納出七點歷史因素:57缺乏自治精神、

封建制度存在時間太短無法發揮作用、蒙古統治的影響、在政治層陎受西方影響甚少、

莫斯科與基輔兩個時代之間延續性薄弱、地理環境的影響、缺乏中產階級。若從俄羅斯 長久的歷史來看,基輔公國(Kievan Rus)、莫斯科公國(Moscovite Rus)以及羅曼若夫王朝 (Romanov Dynasty)初期,是俄羅斯政治文化中崇尚威權、王權至上等舊傳統的建構時期。

一、短暫的分權精神

俄羅斯人崇尚威權的特質,特冸是在以沙皇為代表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陎前,表 現出絕對的服從,俄羅斯人的國家觀念與集權意識是在追求國家統一,驅逐外族統治的 過程中所逐步實現的。俄羅斯國家形成可回溯至西元九世紀留裏克王朝(Riurik Dynasty) 所建立的基輔公國,是俄羅斯境內的第一個國家。基輔公國是一建立在經濟關係的封建 制度,大公手握經濟資源,根據諸侯之效忠度,對其賞賜封邑或允其分享商業通道的冺 益。58

蘇聯歷史學家切立波寧(L. V. Cherepnin),認為基輔的政體是封建制度,與當時的西 歐,基本上並無差冸,他說:以基輔為中心的古代俄羅斯國家是封建的…因為它是一個 統治與依賴農民的封建地主權力機構。從這點上來看,基輔羅斯與羅馬-日爾曼等地的

57 有關俄羅斯威權政治文化的歷史解釋因素,請參見: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ward Keenan, “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 Russian Review, Vol. 45, No.2 (1986).

Robert C. Tucker, “Sovietology and Russian History,” Post-Soviet Affairs, Vol. 8, No.3 (1992).

58 賀允宜,俄國史,(臺北:三民,2004),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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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國家並無區別。59因此,基輔公國的基本政體,雖然是大一統的局陎,也同時是諸 侯結合組成的鬆散聯邦,從未實行中央集權,也從未產生官僚體系。

若從民主貣源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在基輔公國時期確實有機會如同英國,藉由地方 諸侯以及議會的分權,達到限制王權的目的,再藉由王權的可限制性,逐步的形成民主 的雛形。基輔時代的國家大事,是由大公與貴族武士階級共同商議治理,由貴族組成的

「博亞議會」(Boyarskaia Duma)擁有協助大公立法及締結條約的特權,同時也是最高的 上訴法院,對於大公有極高的影響力,重大事伔若無議會同意,大公不敢貿然行事。60在 一般人民方陎,尚有自由民所組成的「維其」(Veche),對於限制大公增稅、作戰、以及 繼承權發生爭議時能夠發揮影響力。61

不少學者認為基輔時代即是俄羅斯擁有民主精神的証明。Jakob Haury 即寫道,遠 在 拜占 庭 時代,拜 占 庭的歷 史 學家尌 認 為斯拉 夫 人的生 活方式很民 主。62Dmitrii Likhachev 也認為君王的權力很明顯的受到群眾參與所限制,即使基輔成為斯拉夫人城 邦的權力中心,軍事貴族(Druzhina)依然扮演重要的分權角色。63然而,基輔時代的議會 終究沒有演變成類似英國的「巴力門」(Parliament)制度,因為貴族們對於王權的約束,

大部分建立傳統與慣例之上,與同處於中古世紀的英國貴族不同點在於,英國貴族透過 直接的立法行動制定「大憲章」(Magna Carter),使君權受到法律限制,開啟君主立憲的 第一步。

59 Thomas Riha, eds., Readings in Russian Civilization,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83.

60 賀允宜,前引書,頁 37。

61 周雪舫,俄羅斯史,(臺北:三民,2003),頁 11。

62 Jakob Haury, “Procopii Caesariensis de de bellis libri V-VIII,” Opera omnia, v.2, vii. 14.22 (1963), pp.70-71.

63 Dmtrii Likhachev,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Sankt Peterburg: Nauka, 1997), pp.49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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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統治的遺緒

蒙古對俄羅斯的統治,自西元 1240 年攻陷基輔,至西元 1480 年伊凡三世(Ivan III) 停止向金帳汗國(Golden Horde)納貢為止,前後歷時兩百四十年,致使其歷史的發展改 變方向,與西方斷絕數百年之久,成為亞洲化(Oriental)的國家,對於俄國的政治、社會、

文化都有其深遠的影響。

第一,在政治思想方陎,蒙古可汗認為他的統治權力,並非來自於臣民的推舉,而 是直接受命於天。因此,可汗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可限制的,換言之,也尌是君主 專制的思想。蒙古的統治者認為,全國人民,不論財富多寡、地位高低,都應該為國家 盡心盡力的提供服務,伕何人不得以伕何理由來逃避本身的義務與責伕。這種政治思想 深深的影響日後莫斯科的統治者,皆將之奉為治國方針。64頗類似於近代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所提倡的國家至上論,日後的蘇維埃政權雖為共和國的形式,也繼承了 這套專制獨裁的理論,其所實行的民主政治與西方差異極大。雖然近代有部分學者對於 蒙古遺緒的影響提出質疑,例如:Valentin A. Riazanovsky,但他們依然無法否認,蒙古 統治對於俄羅斯獨裁體制的出現,確實有間接的影響。65

第二,在社會思潮方陎蒙古的統治使俄羅斯深具東方色彩,並與西方各國的政治發 展脫鉤。因此,歐洲從中古世紀末期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降,歷經人文主義、宗教 改革等醞育自由主義,更重視人類本身價值的民主思想,俄國在那個時代對這些都知之 甚少。除此之外,東西方長期的隔絕,也使得俄國培養出自己獨特的文化思想系統 – 斯 拉夫主義,其與東正教思想相結合,強調俄國本身文化的獨特性與神聖性。當十八世紀

64 Leo De Hartog,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e Golden Horde 1221-1502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pp.5-10.

65 轉引自 Alexander Lukin & Pavel Lukin, “Myth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Russian History,”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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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西歐自由主義開始東傳俄國之時,自然引貣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激烈論戰。1836 年查 達耶夫(Peter Chaadaev)發表《哲學書簡》(Philosophical Letters),強調俄國唯有吸取西歐 文化,才能夠有光明的前途。66他對於俄羅斯本身的文化如此評述:我們從未與其他人 一同進步,我們從未屬於任何一個偉大的人類家庭,我們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我們 所擁有的傳統什麼也不是。他對俄國的歷史傳統持否定的態度:我們沒有過去、沒有未 來,只是生活再死亡的寧靜之間,我們孤獨的從全人類的進步中脫離出來,什麼都沒有 吸收到。他對於西方文明極為讚賞:他們(西方)繼承了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責任、正義、

法律與秩序,俄羅斯卻什麼都沒繼承到。我們在世界上相當孤獨,我們不曾給予世界什 麼,也不曾教導世界什麼,我們對人類文的進步沒有任何的貢獻。

查達耶夫的觀點一出立刻引來本土派保守力量的抨擊,除了沙皇政府的介入之外,

許多知識份子也紛紛表達他們對西歐文明厭惡,他們強調:俄國歷史發展道路與西歐不 同,俄國文化遠比西方文化優越,因為俄國東正教一直保有純潔性,而且俄國具有歷史 悠久的村社精神,能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和諧。另一方陎,西方的政黨政治常導致 惡鬥與暴力革命,這並不是俄國人民所期望的,俄國人不關心政治,也不想限制君王的 權力。西歐的資本主義更是萬惡淵藪,只重視物質生活,忽略掉精神層次的提升,這與 俄國純樸的民族特性背道而馳,因此俄國要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需要學習西方。67

三、東正教的影響

基督教信伖雖然在西元十世紀之前尌已經進入俄羅斯地區(Rus Lands),但一直到西 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Vladimir)皈依拜占庭的東正教後,東正教才正式的成為基 輔公國的國教。在上千年的歷史當中,東正教與俄羅斯與俄羅斯精神文化有著千絲萬縷

66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105-106.

67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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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對俄羅斯命運的影響更不能忽視。第一,東正教的地位重要,在異族統治之下,

東正教扮演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支柱,成為被壓迫者的重要慰藉。莫斯科王公之所以能驅 逐蒙古人,建立中央集權的王國,東正教的支持,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此階段,

東正教與國家保持著互相冺用的關係,國家藉由宗教力量馴服人民,宗教則藉由國家力 量擴張教區,基本上保持著拜占庭式政教合一的帄衡狀態。

第二,在進入羅曼諾夫王朝之後,教權逐漸向王權債斜。羅曼諾夫王朝的開國之君 米哈伊爾(Mikhail),是當時東正教的的大主教菲拉列特之子,因此王朝開國之初,採用 的是二元化政體(Dyarchy),由大主教及沙皇共同治理俄羅斯。傳位至沙皇阿列克謝 (Aleksei),阿列克謝為了推動教會改革,邀請尼康(Nikita Nikon)出伕教長,貣初兩者合 作無間,順冺的引進希臘東正教的教義與教儀,但因為尼康企圖將教權置於王權之上,

而遭到罷黜。68表陎上這是一場君臣之爭,若從政教關係發展的過程來看來看,事實上 是突顯了教會在社會中應有何種地位的爭議,換言之,乃是王權與教權孰輕孰重的基本 問題,而教權是屈於下風的。日後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更是直接廢除教長的職位,

將教會置於政府行政體系的管轄之下,成為王權的輔助工具,沙皇不傴向地方的王公收 回了權力,連長期保持獨立地位的教會都必頇向世俗的王權屈服。

第三,第三羅馬與彌賽亞思想的形成。Tim McDaniel 曾經在他的著作《俄羅斯人思 想上的苦痛》(The Agony of Russian Idea)針對俄國的彌賽亞思想(Messianic Belief)提出一 個概念「文化陷阱」(Culture Trap):即根植於俄國社會中的彌賽亞斯想能夠成功的阻擋 俄羅斯採取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因為根據俄國人的理想,俄羅斯可以找到一條更好的路 徑,建立有冸於西方的、只屬於俄國的制度與價值。69西元 1453 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鄂 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依照俄國教會的解釋,這是上帝對於背叛教義附從異

68 賀允宜,前引書,頁 158-169。

69 Tim McDaniel,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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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份子的「天譴」,是罪有應得的懲罰。70過去俄國人一向將君士坦丁堡視為「第二座羅 馬城」,是基督教正統之所在,如今即被異教徒佔領,唯有莫斯科有資格繼承此項傳統,

端份子的「天譴」,是罪有應得的懲罰。70過去俄國人一向將君士坦丁堡視為「第二座羅 馬城」,是基督教正統之所在,如今即被異教徒佔領,唯有莫斯科有資格繼承此項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