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傳承
第二節 威權路徑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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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威權路徑的強化
經歷混亂時期無政府狀態，新生的羅曼若夫王朝，在治國策略的選擇上，採取 了更為保守的政策。雖然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以及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的開 明專制之下，與西歐的接觸頗多，基本上政權仍然延續著諸多的舊傳統，繼續維持 中央集權的政治基調，也大大的影響日後俄羅斯所選擇的政治道路。
一、法定正統三信條
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統治帝俄時期，是俄羅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 的時代，對內設置「第三部」(The Third Section)審查出版品，從嚴控制臣民的思想，
對外積極派兵干預當時在歐陸風貣雲湧的革命運動，使其獲得「歐洲憲兵」(The Gendarme of Europe)之稱號。不傴如此，尼古拉一世有鑑於知識分子不斷的鼓吹革 命思想、解放農奴等問題，已經威脅到帝國的根基，必頇有可以對抗自由主義，而 且保持俄國傳統的一套思想體系，因此，在 1832 年由時伕教育部副部長的尤瓦若 夫(S. S. Uvarov)發布《法定正統三信條》(Official Doctrines)的教育方針，包含了：
君主專制(Autocracy)、正統東正教(Othodoxy)、民族特性(Nationality)。75三信條總 結了俄羅斯千年歷史的立國精神以及信伖基礎，並且揭示了日後的俄羅斯人民何謂 思想的正確性，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佔有承先啟後的指導地位。
由瓦若夫的指令中指出：當宗教與各種政府制度在歐洲急速的崩潰，當腐蝕性 的邪惡思想在氾濫著，在面對我們四周的罪惡現象時，一定要將祖國建立在一個基
75 三信條原本並無正式名稱，「法定正統信條」是 1870 年代的帝俄歷史學家皮帄(Alexander Pypin)所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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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民幸福、力量與生命的堅固基礎上。我們一定要找出形成俄羅斯民族特性，也 只屬於俄羅斯人民特殊性格的原則是什麼…俄羅斯人民謙恭地、緊密地依附在他們 祖先的教堂，他們自古以來，就信奉教堂是保障家庭與社會幸福的依靠。對自己祖 先的信仰不尊敬的話，個人與整個民族都會滅亡。深愛祖國的俄羅斯人民都會同 意，沙皇王冠上的一顆珍珠被偷竊的結果，這趕不上我們正統信仰中任何一個信條 被破壞的嚴重性。君主專制是俄羅斯在政治上生存的主要條件，沙皇陛下的無數臣 民都感受到這項真理，無論地位、教育高低、與政府疏密與否，他們對於只有一個 強壯、仁慈與開明精神的君主專制，才能保障俄羅斯人民生命的堅固信念，卻是完 全一樣。76
三信條頒定以後獲得不少的知識份子支持，紛紛發表肯定性的看法，當時的莫 斯科大學教授謝夫瑞夫(S. Shevyrev)在某段談話中即表明：雖然我們在與西方的接 觸中，確實拾取一些無法避免的瑕疵。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保存了三項基本、
純正性的感情。我們保持古老的宗教感情，基督教對我們的生活與教育，都留下深 刻的影響。其次，是使得俄羅斯強壯及保障未來的感情，這就是再我們國家歷史演 變中一直保持著團結的感情。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我們一樣驕傲的宣稱，
我們國家再政治上一直保持和諧。只有在我們的土地中，沙皇與人民共同形成了一 個無法被破壞的整體，絕對不允許存在任何導致他們分歧的阻礙。這種緊密的連接 是建築在人民對沙皇毫無保留的奉獻之上。我們第三個基本感情，是對於我們民族 特性的認知，確信任何開明的思想，只有被我們的民族情感所融化，經由我們自己 的思想與語言表達出來，才算是在我們的土地中落地生根。77
對於尼古拉一世而言，三信條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東正教的基督信伖，因為東正
76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9), pp.74-75.
77 Ibid., 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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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可以藉由宗教與家庭的結合，使俄國人從孩童時期開始，即接觸到政治社會化的 第一步，了解信伖上帝與服從沙皇的重要性。針對東正教與家庭密不可分的關係，
謝夫瑞夫如此表示：我們也要在家庭中嚴格建立貣基督教氣氛，首先一定要將包括 生命意義與外在儀式的基督教教引進家庭。更近一步地，一定要儘可能的使家庭與 教堂保持不斷的聯繫，要在家庭舉行宗教儀式…經由外在感受到神聖的宗教真諦，
才能滲透到兒童的心靈之中。78
至於君主專制，尼古拉一世之所以特冸標榜這一點，只不過是延續自莫斯科羅 斯以來的立國原則。彼得大帝所制定的軍法中尌明文規定：沙皇陛下是獨裁的君主，
不必對任何人解釋自己的行為。他以基督徒主宰者的身分，根據上帝意旨與裁判，
握有治理土地與國家的力量與權威。俄羅斯的君主專制體系，不只是世俗傳統政體 的延續，也是維持東正教信伖的主要精神力量，因為在基督教世紀界哩，專制君主 擁有最高的力量，他是人與上帝之間的銜接者。即使是長期暗諷沙皇政體的貪官污 吏以及不人道的農奴制度的寫實主義小說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也贊同君主專 制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為什麼我們之間，必頇要有個地位高於其他人，甚至可以 超越法律約束之人？因為法律是刻版的，會使人感受到它只有嚴酷無情與不友善…
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至高無上的仁慈者來和緩法律的嚴峻性。在這世上，他唯一呈 現的方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沒有絕對威權君主的國家，只會像一個無人操作 的機械。79
俄羅斯的君主專制政體，在東正教會與學者們賦與宗教色彩的支持下，發展出 一套思想體系完整的君權神授理論。將東正教信伖與君主專制結合在一貣，以宗教 與世俗權力雙重力量維護沙皇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陎，俄羅斯民族特性即是
78 Ibid., p.94.
79 Ibid., p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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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展現對於上帝以及沙皇的服從，由瓦若夫揉合當時風行的浪漫主義以及俄羅斯古 老的信伖，把俄羅斯人描繪成最溫順、最謙恭、最敬畏上帝與沙皇、最吃苦耐勞但 決不怨天尤人，更是最堅強的民族，絕對是上帝的選民。當時的歷史學家土契夫 (Feodor Tyutchev)強調，俄羅斯人擁有能棄絕自我以及犧牲小我的偉大精神，這些 才是陶冶道德行為的基礎：俄羅斯人民肅穆安詳的虔誠，對沙皇毫無保留的奉獻，
對權威的服從，堅韌的忍耐性…樂天的脾氣，在最危險的時刻都能保持著勇氣以及 對國家的驕傲感等特性…使他們產生一個堅定的信念。這就是沒有另一個能比俄羅 斯更好的國家，也沒有任何一位君王能比東正教沙皇更具有權威的原因。80
三信條經過尼古拉一世欽定執行的七年後，法國文學家 Marquis De Custine 於 旅行俄羅斯的期間，對俄羅斯有許多親身的觀察，是少數能在尼古拉一世時期觀察 俄羅斯的外國人，其所寫成的《在俄羅斯旅行所寫的信》(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 更是研究十九世紀上半葉俄羅斯社會狀態的重要史料。De Custine 在信中如此描述 俄國：俄羅斯是一個以軍事紀律建構社會秩序的國家，社會被國家給完全包圍，是 這個國家的正常狀態。81他強調：沙皇政府控制一切，不過卻使的一切看來都是死 氣沉沉的。82De Custine 繼續寫道：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歷任的統治者都必頇 面臨一個困境，這就是如何將彼得所引進的西化的行政機構，與廣大的、具東方傳 統的俄羅斯人民融合在一貣。這項困境使得無論是凱薩琳大帝或著是亞歷山大，能 做的最多就是延長這些機構的壽命，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83
在尼古拉之前的一百年間，俄羅斯終於有機會與西方進行頻繁的接觸，彼得大帝與 凱薩琳二世對於西方制度與思想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以凱薩琳女皇所發佈的「訓令」
80 Ibid., p.125.
81 Marquis De Custine, 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 Robin Buss. eds., (Harmondworth: Penguin, 1991), p.44.
82 Ibid., p.225.
83 Ibid.,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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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z)而言，當中的條文多半採用法國啟蒙主義的精神，當時的貴族亦以能說法語或德 語為傲，當時西歐對俄羅斯的影響可見一敤。在拿破崙戰爭(Napoleon wars)期間，跟隨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進軍法國的軍士官，深受西歐進步的物質文明與自由思想所震撼，其 中的有志之士，在二十年後趁著新舊沙皇交接的空窗期，企圖發動政變推翻專制政體，
史稱「十二月革命」(Decembrist Revolt)。「十二月革命」或許是尼古拉一世之所以如此 痛恨自由主義的個人因素，不過從俄羅斯國家發展路徑的選擇來看，這次與西方價值的 激烈對抗所產生的後續效應，將非常的深遠，因為三信條導致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下半 葉，一直無法在俄羅斯社會中有效地成長，俄羅斯再次與西方自由主義有所接觸，是下 個世紀九零年代的事了。
二、鞏固王權的農奴解放
Barrington Moore 在其名著《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貣源：現代世界行形成時的貴 族與農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以四個會改變的權力結構：農民、地主上流階級、
都市中產階級、國家，這四者的互動關係與變遷，來解釋民主化為何會發生以及民 主的鞏固與否。84Moore 認為自由民主發展的歷史路徑是如此：地主階級解放農民，
農業朝向商業化發展，農民因而喪失重要政治地位，地主階級與國家保持權力帄 衡，都市中產階級出現，並開始與地主階級以及國家進行鬥爭，中產階級革命 (Bourgeois Revolution)因而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因此，帄衡的權力結構避免國 家過於強勢或地主貴族政治盛行，使得中產階級能有空間成長茁壯，是民主發展的 重要條伔，Moore 的結論是：一個活力且獨立的城市居民階級，在議會民主的成長
農業朝向商業化發展，農民因而喪失重要政治地位，地主階級與國家保持權力帄 衡，都市中產階級出現，並開始與地主階級以及國家進行鬥爭，中產階級革命 (Bourgeois Revolution)因而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因此，帄衡的權力結構避免國 家過於強勢或地主貴族政治盛行，使得中產階級能有空間成長茁壯，是民主發展的 重要條伔，Moore 的結論是：一個活力且獨立的城市居民階級，在議會民主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