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族裔飛地的矛盾:節慶化庇護所與監視空間
第一節 媒體再現:異國情調與藏汙納垢
媒體再現一直是極具爭議性的雙面刃。由於媒體報導中,時常運用在社會結構 上可供區辨社會群體統計的標籤,為報導現象增添敘述與歸類的依據。在這些敘事 結構下,少數、外來、弱勢群體往往容易成為再現結構下的「他者(others)」形象(倪 炎元,2003)。
因此,在城市或鄉間,許多移民/工聚集所形成族裔文化地點,常常被視作多元 文化的表徵、饒富異國風情的街景、情色窩藏或犯罪因子蠢蠢欲動的溫床。這些隱 含了某些價值判斷的不同敘述,看起來似乎有點兒互斥,卻都在描述同一個(類)地 方。這些空間-社會現象之所以被賦與道德與價值判斷,或成就了社會大眾的認知印 象,溯其根源絕大多數是依循著對於邊緣他者以及媒體再現。
媒體對跨國移民工族裔飛地的報導,替未進入飛地生活社群的其他人們,橋接 (bridging)對於「看不見的族裔飛地生態」的想像(有時,甚至也為在飛地中生活的 人們,硬是為自身生活世界週遭貼上、重構了認知與想像)。例如:在國內外許多族 裔飛地或族裔店家相關研究中(王志弘,2006;邱琡雯,2007;廣田康生,2005),
均積極指出族裔店家面臨在接待社會經營與生活實面臨這些店家自身被賦與的場域 衝突,以及店家自身面對衝突如何應對、如何克服移民區病理以達到開店獲利的目 的。以邱琡雯的研究為例,她以「移民區病理」(ghetto pathology)與「網絡集結點」
兩類形態比喻移民集聚地區被賦與的不同想像面貌118。她試圖跳脫這種充滿張力的 二元對立架構,指出「對立」的觀點可在長期觀察接待社會與移民雙方接觸、折衝 的歷程中得以被破除。這些觀點毋寧說是一些關於「對立」書寫的集合,「對立」僅 是現實世界中的零碎片段,而並非永久必然的狀態,因為族裔店家的存在以及日常 生活實踐產生的種種社會互動,應是多重主體的權力協商下,呈現的多樣異質風貌。
並且,權力的協商當然也進一步促成個人/集體認同樣貌的拼湊浮現,在這層關係 下,認同協商自然是一種隨著個體/集體經驗而不斷改變的動態過程。
因此,在這個多重互向作用的架構前提下,除了看見並理解行動者主體的積極 抵抗以外,也須釐清這些「印象碎片」所擁有的支配性力量。換言之,藉由重構與 辨識這些碎片的片段與影響,可以從再現文本自身的嫁接闡連(articulation)作用與被 報導者的日常生活實踐交相比對中,看見多重角色(報導者、被報導者、扮演仲裁機
118 邱琡雯(2007:99-100)指出,移民區病理(ghetto pathology)一詞中,ghetto 源自十三世紀義大利 威尼斯,由於羅馬教會為了區別基督徒,而將猶太人驅趕至集中區居住;廣義可援指因人種、文 化、宗教或政治信仰上的差異,少數族群或移民被迫區隔至特定居住區。而移民區病理則是指出,
移民住商集中的現象往往被視作社會毒瘤,貧困、犯罪與暴力滋長的溫床。然後,網絡集結點同 樣是在形容移民住商集聚地區或族裔自營店家,這些地點通常具備了提供社群網絡連結的多重生 活機能,並成為移民或少數族裔社群在接待社會定居化的重要根據地點。後者說法正向地顛覆了 移民住商集聚地區的地理指涉意涵。
制的治理單位)的權力互動基礎,這個過程或許有助於對於「再現」本身的神祕化部 分除魅,並且從這些「再現文本」而發酵的意識作用中,看見不同論述形構地方意 義的競逐。而且,哪些論述脈絡直接或間接支持、強化了治理機器介入地方生態、
重新界定公共空間之合理性,並進一步形成了被報導者自我規訓或以行動駁斥的依 據。
以下,我將以分別在台北車站與小印尼的報導事件為分析文本:其一是族裔店 家的發源地—台北車站二樓經營權更迭前後的相關報導與評論;其二,小印尼先後 經歷過台灣、印尼媒體不同類型的報導再現;從上述兩個緊鄰地點經驗,試圖討論 地方論述建構與價值競逐的歷程,並且在這個將地方他者化的過程中,如何逐步形 塑地方應受予理性化治理的社會同意機制。
一、臺北車站:從金華百貨到微風台北車站
臺北車站身上所背負的重擔,就在於不同社群對於它有著不同的想像與期待。
因此,臺北車站站內空間的發展歷程為何至關重要,就在於這些發展走向總是不斷 遊走、迎合於不同社群的想像路徑間,一旦迎合了某一群,相對地就帶來了另一群 人的失落與疏離。
外籍勞工假日進駐臺北車站的各類活動(包括圍坐在車站一樓大廳的自在野 餐、談天...等),再製、改寫了公共空間的意義;吳永毅(2007)、藍佩嘉(2006)等研 究中都曾提到,當一些人的「家」空間事實上成為另一群人(外籍家傭)的生產勞 動空間時,再生產勞動空間的需求就被迫轉移擠壓到假日的公共空間進行,而台北 車站、二二八公園、中山北路等地點就成為東南亞移工(包含家傭、勞工)重要的 公共「私空間」,這個公私翻轉的舉動成為引爆地點象徵意義競奪的癥結,觸碰到對 於台灣公共空間的「所有權」與「使用定義」上的挑戰。
首先是關於公共空間的「所有權」,這看起來是個奇怪的問題,公共空間不就是 大家的嗎?何來的所有權119?在以下兩則2007 年 10 月份 PC Home 網路新聞合作 媒體中廣新聞網的報導中,可以看見一些有關於台北車站經營權易手過程中,凸顯 出奪回「所有權」(或說「主權」輪替)的重要性:(以下報導中的粗體為筆者強調)
一位政府高層官員昨天批評,新聞局長姚文智突然提構想,請交通部 暫緩台北車站二樓招商案,已到離譜、為所欲為的地步。
119 關於公共空間的「所有權」,從稍早期 2004 年金華百貨營運時代的一則報導,對於消費空間-社群-消費文化關係的意義競奪,有相關討論:
「台北車站不僅是機關、社團舉辦外勞活動的臨時健康中心,更逐漸形成外勞聚會、購物的新據 點。步入車站二樓,空中流轉傳唱的是泰國、印尼流行歌曲,店家張貼的也是泰國影歌星照片,
在這裡,穿衣、吃飯、日用品、罐頭、零食、唱片都已鎖定外勞族群,本地人在此消費反倒像 少數族群。」(資料來源:2004-12-17/中國時報/北市新聞/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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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由於台北車站二樓長期被金華百貨占用,損失高額租金,工 程會今年中與法務部合作,經過多次協商才強制收回。未料姚文智臨時提 出構想,使得此一標案喊停。
(2005-10-12/聯合報/A5 版/話題)
歷經九個多月的籌備,在微風廣場的重新打造下,原本外勞聚集的台北車
資料來源:2003-05-04/東森新聞《SARS/外勞聚集台北車站追悼 放聲大哭》
122 「…紅衫軍進駐台北車站,讓平時假日常聚集在這裡的外勞,也加入倒扁行列。雖然不見得 一定知道這群倒扁群眾的理念,國語說的也不太標準,但外勞們也跟著群眾一起高喊阿扁下台。
星期假日外勞放假,戴上了阿扁下台的手環,跟著老闆一起來倒扁。雖然口音聽起來不太一樣,
但依然大聲吶喊著阿扁下台。有位來自印尼的外勞就說,她倒扁的資訊都是看新聞來的。」
資料來源:2006-09-17/東森新聞《倒扁/紅衫軍靜坐 外勞湊一腳 羨慕台灣民主環境》
程,反映出台灣鐵路管理局在前一段契約關係中,一直是受到鳩佔鵲巢的不公卻無 能為力的狀態。然而,在後段報導裡,由微風廣場歷時九個月的重新打造,台鐵作 了「划算的買賣」將可「帶來超過新台幣五千萬的進帳」,同一時期其他相關報導也 以「當包租公收收錢、最輕鬆」123、「最大贏家還是台鐵」124…等敘述台鐵如何扳 回一城。並且,回溯到簽約當時的新聞報導中:
台鐵現有一樓的四家7-11 超商據點,原住民藝品店,爭鮮迴轉壽司等十多家 承租業者,與台鐵還有一年的租約,位在車站出口旁,專門出售台鐵紀念商 品的「台鐵本舖」,與台鐵合約長達七年,因此會暫時維持,未來微風集團 進駐之後,會重新進行整體規劃。火車站轉換為賣場是日本鐵道業者的成功 之道,不過,台鐵受到相關法令限制,近年來才獲得突破。台北車站能否轉 型成功,要看微風集團的實力。
(2006-09-13/中廣新聞網) 我們可以看見,關於空間生產階層(hierarchy)的垂直性(verticality)與其所對應 的責任關係重新受到確認與建立。這項垂直階層的空間管理責任關係在新的契約裡 作了制度的重建125。契約性質的調整,使台灣鐵路管理局在附屬營運空間的委託管 理方面,更完整的釋放了空間整頓的權限與完整度,減少了過往台鐵直接向櫃位租 賃戶的互動成本;空間秩序以及轉型成功的責任,「要看微風集團的實力」,清楚地 劃歸於得標對象(統包廠商-微風廣場)身上,釐清了上下層合作關係。然而,連帶 影響的將是,過去盤據二樓、或曾在一樓的東南亞店家,繼微風廣場統包處理後,
將連一樓都無立足之地,只得四散至地下空間或站體以外經營。這項制度的重建歷 程,不僅再次確認、重新定義了空間使用的層級關係,也透過「統包廠商」角色的 中介,移卸了空間秩序整頓副效果-隱性社會排除-的責任。
另外,空間的治理性也可以透過這段管理角色的選定與移轉歷程中看見。
Bauman 曾指出,全景監視的治理技藝,包含透過「不均衡監視將專家放置於監視 者的位置上。但只有在一種連續性的不均衡權力意欲塑造或改造人類行為時,專家 內行這一角色的出現才有可能」(Bauman, 1987/2000:62-64;引自鄭莉,2006:63)。 台灣鐵路管理局歷經金華百貨時期的雙重失控階段飽受輿論壓力之後,重新訂作適
Bauman 曾指出,全景監視的治理技藝,包含透過「不均衡監視將專家放置於監視 者的位置上。但只有在一種連續性的不均衡權力意欲塑造或改造人類行為時,專家 內行這一角色的出現才有可能」(Bauman, 1987/2000:62-64;引自鄭莉,2006:63)。 台灣鐵路管理局歷經金華百貨時期的雙重失控階段飽受輿論壓力之後,重新訂作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