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從「彈性的領域感」體現的主體性磨塑歷程

本章中，我以假日/平日的時間分野為經，小印尼裡不同地點為緯(包括：街道 公共空間/店家空間/教會 NGO 與培力組織活動地點)，討論各式各樣發生在小印尼 的故事。這些故事呈現出小印尼如何作為一個吸力與斥力並存兼具的「磁極地點」。

小印尼與台北車站地下街的關係，透過住在附近的印尼籍家庭看護工與台灣爺 爺奶奶每日的散步組合，與地下街商家串接出另一種例外於台北車站既有交通連結 網絡的共構生態。店家的常駐型態，也使得休假各不相同的移工們，就算無法在假 日休假，也可覓得一處創造巧遇(encounter)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集結地點；

亦或者族裔店家的日常運作，也提供了許多印尼配偶帶小孩或和朋友在此聚會。每 到假日，區位環境的隱蔽性，提供小印尼打破公共/半公共的空間界線。透過黏密快 板的印尼流行音樂，塑造出喧鬧繽紛的熱帶氛圍。小印尼的磁吸效應，不僅是對於 不同公民身分、但各自有過語言文化共通性的印尼人以消費進行串集，也對於許多 中下階層的台灣人、來自各國、想在台灣尋覓印尼的客人大張歡迎之臂。一些東南 亞外籍配偶與其台灣夫婿，或是東南亞華僑，甚或是打零工方式的外籍勞工或學生，

便循著「家鄉」想像，以及不自由的勞動生活限制，鑽探出生意利基，創造出連結

「家鄉」與「異鄉」的生意，或從事於「手提生意」或「免費生意」。

另一方面，斥力的作用也隱隱然持續發生於表面的歡騰喧囂氣氛背後。從台北 車站金華百貨時期過渡到北平西路小印尼，地理位置從核心的車站大廳二樓過渡到 週邊的凋圮街廓，與車站一樓、地下街等地，然後部分又從一樓與地下一樓被驅趕 至小印尼或地下街的較遠處。從這一連串台鐵方將族裔店家區位邊緣化的治理過 程，或者是警察們對於「總得有個地方給他們去」的「他者共同體」集體現身焦慮，

也透析出不同治理機構對於空間階層部屬關係不謀而合的共同想像。不過這個想像 對於族裔店家而言，不純然是被驅趕的無奈接受體角色；他們靈活的因應這些空間 變革歷程，逐步擴大調整其經營模式，以所掌有的空間主權與經營領域來看，這段 空間變革反而帶給許多店家豐富化經營內容、塑造出更靈活的領域化空間，也吸引 了一些在台北車站周邊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客人。當然，獲取更大的經營自由後，小 印尼週邊少數仍存在的老住戶只好透過向警方、環保局檢舉各式各樣的空間逾矩(例 如：檢舉音樂音量造成精神上的空間逾矩，以及公共街道上擺的私人桌椅造成實質 上的空間逾矩)，找尋出監視或店家的自我-相互控管機制。

空間自治邏輯的改變，正是反映出微觀地緣政治如何影響生命政治運作的例 子。台北車站時期，受制於二樓金華百貨屬於私人百貨空間，而極少介入干擾的警 察管理單位，在地點轉換、經營模式從龐大的管理方轉換到資本單位縮小的零散個 體戶之後，警察們也就堂而皇之獲得巡邏權力，照看、掌握每間店家的動態，或者 介入查察，管控現身的移工們個人身分資格的正當性。在上述這些例子裡，我們看

到這樣的治理術操作模式，體現了吸力與斥力兩端仍有許多中介模糊地帶，絕大程 度，這個看似顛沛的地點移轉歷程，是在治理方與受治方雙方計算過後的相互順服 (calculated mutual-conformity¹¹⁶)而來的。

延伸討論磁極地點在「吸力」與「斥力」表象背後的社會脈絡，會發現無論從 店家或客人們身上反應出的「接納」與「排斥」，都是歷經偏見(prejudice)作用力後 的惡性或良性循環歷程。我以我在不同地點的田野經驗(包括：一般的百貨與餐飲店 家、舞廳與在當地活動的女性移工培力團體)，說明性別與國族因素之下，差異的互 動情境如何使店家經營者產生從「寬容」到「不容」的地理界線，適時伸張領域主 權；或是使年輕印尼女性如何在被台灣男性慾望化的過程，捍衛自身身體主權；又 或者在天主教教會所提供的活動空間裡，面對其他姊妹們的雇主來訪，同時是組織 行動者(activist)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反「客」為「主」，以大方的態度消弭了雇主的 疑慮，並也接納、引導其他國籍希望參與培力課程的外籍配偶參加，進而為不同立 場的互動個體們，創造出更寬廣的認同光譜之可能性。

除了不同程度的認同政治作用於其中，有些投機生意亦看準了「公民身分」與

「族裔身份」所創造的勞動/社會雙重束縛，創造出「希望生意」(同時是「無助生 意」的同義詞)。這時候體現的另一種生命政治與地緣政治的纏繞，正是一群投機者 利用坐困於勞動與社會雙重束縛的無公民身分(non-citizen)「無證外勞」，以及國家 理性治理下的人口計畫，透過地點磁吸力與區位隱蔽性之便，以「安排他人的生命」

作為交易的籌碼標的。

最後，透過本章的各類故事書寫，也嘗試以不同的經驗理解，回應部分研究觀 點分析外籍勞工係於消費行為中，彰顯個體文化選擇的認同自由，用以忤逆霸權。

簡言之，此類論點強調弱勢族裔個體透過消費族裔文化商品，以消費行為背後呈現 的文化認同，展現出抵抗同化力量的動能，這些族裔經濟飛地進而也可被視為一種 透過消費呈現抵抗意識的基地。然而我想這類將族裔飛地裡的「族裔消費」與「認 同抵抗」直接劃上等號的說法，需要進一步討論。

「族裔消費」與「認同抵抗」的關係緊密性，也許賦予族裔經濟飛地超荷的意 義。也或許更精確地說，抵抗意識誕生的癥結並非出自「消費行為」本身，而在於 其提供了聚集、相遇(encounter)並發生對話的大量機會。舉例來說，無論是台北車 站二樓微風廣場、台北車站捷運地下街爭鮮集團承包經營的美食區或是其他如新世 界地下街等餐廳，我在小印尼認識的印尼朋友會聊到在這些地方的消費經驗，也或 者我自己偶爾在捷運地下街打發午餐的機會，也屢次遇見一些印尼勞工在那裡消 費。單從這些消費經驗看來，透過消費行為在選擇某些文化認同的同時，並未全然

116引用並修改自 James Scott(1985:241)以農民們的偽裝(disguise)、片段文本(partial transcript)所呈 現的有限度、經計算過的順服(calculated 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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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篩選掉其他國族的文化認同。換言之，強調透過「族裔消費」所展現的抵抗 動能，似乎過度簡化了個體的消費行為展現的複雜性，而刻意放大其所蘊含的認同 意識也未能貼切描述真實。但是，當關乎族裔的消費、聚會、宗教、社會服務與倡 議等不同類型與功能的空間在一地點集聚時，一個迷你的族裔經濟飛地則可能迸發 出富含延展性的政治與社會意義¹¹⁷。在印尼理髮店裡，三坪不到的空間裡面擠了張 皮沙發還有兩三張對著牆壁鏡子的皮椅，每到假日總滿滿擠得裡頭水洩不通，類似 這樣的聚會功能遍布在相鄰的餐廳裡。原以為 Kuajan 的案子進度可能停擺的 Suwendi 神父，就不經意的在理髮店閒聊的當頭，遇上了平時出海工作、特地遠自 基隆來的關鍵人(key person)，從而解開了這難解線團。像這樣看似曇花一現的個案 式連結，也許反而證明了：理解小印尼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族裔經濟飛地，透過與外 籍勞工服務/培力組織共構，跨越純然的「消費」定位，從而蘊育了更多關於政治與 社會意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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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貼切的例子，或許是如同囊括 TIWA、聖多福教堂等地點的小菲律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