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印尼的三重面貌—治理斷裂下的縫隙地點，磁極地點，與槓桿效應
在進行田野研究的過程中，我從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方式，嘗試內化小印尼裡的
地點生態，以及不同機構單位的訪談、大眾媒體傳遞的地點印象切片等方式，在自 身反芻論文的過程中，將「都市發展」、「社會治安議題」、「跨國勞動」與「族裔經 濟」這些彼此間看似交集不大的事件進行脈絡化討論。我從一些經驗性現象的發問 分析開始入手，想理解為何某些特定的都市地點會開始形成族裔空間。從一些經驗 案例(如台北木柵的越南安康市場、台北車站二樓金華百貨)裡所透露的發展邏輯是：
這些東南亞族裔地點就算蓬勃成長、為這些原先衰敗的地點重新找回人氣，一旦與 都市成長機器的發展時程(developing agenda)產生疊合衝突，很快地，店家就得四散 另覓地點了。遷徙主體在接待社會裡，主動創造的城市空間經驗，必定是交錯穿插 於國家移民工政策、都市治理等力量之間。
以台北車站/小印尼說明之，我們可以看見台北市作為台灣的首都城市、台北車 站作為台北市的門戶閘道地點(甚至在聯通機場捷運的工程完成之後，成為台灣國門 的前哨站)，各個層次的治理機構持續不斷為這地方，進行各式有關交通的、都市發 展的都市發展排程(urban agenda)。然而這個原即爭議不斷、發展進度滯延的地方，
隨著移工們在台生活移動、消費現形等限制，增添了一項未在發展排程裡的意外—
形成移民工假日時的族裔消費空間。因此，位居於都市中心精華地段，且近年來開 發計畫不斷的台北車站旁，小印尼的發展情境在這些歷史經驗裡顯得有點特殊：依 附著婚姻/勞動所闢建的大量跨國移入路徑，小印尼這類族裔聚集地所呈現的空間樣 態反映出何種特殊性？再者，在何種都市脈絡下，小印尼得以在空間修補(spatial fix) 計畫預定地點出現，並持續成長？
本章中，我將總結各章分析，綜合回應上述問題。在第一章的概念脈絡中，曾 提到「公民/族裔身分」與「治理術」在族裔聚集地與都市結構關係裡能提供的分析 視角。以下我將就「身份」與「治理術」這兩個交互作用機制所提供的分析視角，
指出台北車站/小印尼的治理過程中，「身份」與「治理術」的交互作用如何展現體 現出生命政治與地緣政治的交錯磨合；並且，透過這些磨合與受治-治理關係的多方 自我修正，揉雜出三種地點特性，據以回應本論文的原初發問--小印尼如何形成與生 存。這三種特性分別是：地點萌生的要因--治理斷裂下的縫隙地點；力量拉扯下的暫 存平衡--載浮載沉的槓桿效應；以及源源不絕產生磁極地點的動力來源--彈性領域 感。藉由這三種地點特性的交疊，可約略捕捉到小印尼在都市結構中起始與持存的 姿態。
從「身份155」與「治理術」的視角在台北車站/小印尼裡看見的，是反省性自我 組織(reflexive self-organisation)以及心智技藝的互動建構，在不同行動角色的行動 策略中的各種體現。治理術所建構的，是多重的治理者與受治者關係中，行為的互 向影響，如何在不同行動主體間內化為集體的狀態理解，並在這種心智的治理技藝 互動下，據以進行行動策略與姿態的再調整。從「區位政治」、「認同政治」與「空 間監視與自我規訓」所共同呈現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來理解小印尼置身於都 市空間結構中的存續邏輯與互構樣態，進而參照出「非/類公民身份」與「生存處境」
之關係，不僅是存在於家庭幫傭依附於異己家庭空間(Lan, 2006；吳永毅，2007)，
或是生活受到集中管理的外籍勞工與工廠生產空間；也存在於尋常的都市再生產空 間。
一、治理斷裂下的縫隙地點
在城市空間規劃與管理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台鐵在面對轉包招商合作關係的 失敗，與族裔店家與移民工變異的空間發展，治理術的互饋與心智(mentality)修正 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台鐵方面進行反省並修正治理模式，轉而發展出與過往的直接 租賃關係截然不同的契約模式，以 ROT 及慎選信譽廠商方式外包(contracting out) 經營。並且，為配合迎接全球化的國門前哨改造計畫，外包範圍也跟著全面擴大至 一樓與地下層。這段縉紳化、精品化的「公共空間復甦」歷程，以族裔身分為由，
驅逐了過往吸引來的自然衍生的空間使用模式。而尋找到台北車站東南側街廓這處 關鍵區位裡的租隙地界，再次蔓生的族裔聚集地空間，似乎獲得了更鮮明標幟化地 點特色的大好機會。在這些族裔店家承租戶轉換地點的歷程中，地點轉換帶來了空 間條件的改變，進而影響經營管理方式改變，多數店家的經營空間擴大、且在明確 的空間主權條件下，經營項目與內容的增加，使得無論店家們與消費者們發展出靈 活的族裔經濟與街道生活關係。縫隙地點的存在，恰也承載了社會秩序維護單位對 於跨國底層移入人口聚集的煩惱，在異鄉城市中流散四溢，並不比集中於一處具有 母國情味的聚集地點來得易於管理與查緝。因此，在區位地點方面，這個架構在交 通場站管理方、族裔店家與社會秩序維護單位的社會共意接合點據此初步形成。
二、彈性的領域感下創造的磁極地點
過往在分析、理解這些族裔聚集空間的研究議題上，研究立場的光譜範圍，大略 包 括 不 同 層 次 的 多 元 文 化 主 義(multiculturalism) 、 國 族 主 義 傾 向 的 同 化 論 (assimilation theory)地看待這類空間的存在。關於這類空間的研究視角，可以從遷 徙主體與接待社會來看，前者主要係對於移民工自身所創造的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y)及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所扮演的社會適應(social adaption)、社會流
155 此處指涉包含：公民身分，市民身份與族裔身份的交疊與斷裂。
121
動(social mobility)，甚至於個體主動串連、創造的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的功能與作用感興趣。而後者則討論這些空間的存在，對於都市發展是為一 種歡倡文化多元主義異質性的進步性？抑或是發展主義都市論調下，阻礙發展的一 種空間性自我隔離(self-segregation)舉措？
透過第四、五章的故事裡，我以小印尼在都市空間裡的持存生態，考察「治理 術」於其中的穿梭建構。小印尼的「空間存續邏輯」究竟是依賴著什麼樣的機制 (mechanism)而得以持續存在？對於族裔聚集地的詮釋，在國族-地域中心主義的說 法下，會是阻礙同化、令人費解的空間性「自我隔離(self-segregation)」，因而阻礙 了 都 市 空 間 、 造 成 城 市 中 片 段 化 的 病 理 化 空 間 生 產 與 不 均 衡 發 展(uneven development)。然後，文化多元主義者會告訴我們，這類異質地景的存在，大剌剌 地在城市裡書寫、充實了單調齊一化水泥地景所需的鮮明色彩與活力，鮮活的多樣 文化地點可以滿足不同族群在城市裡的空間需求，固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不過，從 小印尼的治理術分析裡面，若將這兩種看似大相逕庭的空間評價立場進行經驗性理 解，當族裔空間已成為一種尋常存在的日常實踐，似乎也暗示著這樣的空間已取得 某些巧妙的平衡而和諧共存著。
繼續將上述討論演繹，依著「印尼族裔聚集地存在於都市中心精華地段」此一 客觀事實，意謂著彰顯抗拒性文化認同的多元文化地景存在，也意謂著移民工進行 不合群而拒絕同化的自我隔離，而這也正符合極端分離(apartheid)邏輯下的空間區 隔政策需求。簡化地說，小印尼作為一種值得倡揚其愉悅存在的多元文化地景，對 於抱持著分離性空間區隔邏輯者而言卻也正中下懷，兩類極端矛盾的共存，必須是 該地點的區位所在與存在樣態，正符合多方基礎的同意下產生的利益接合點。
不過這個搭構在多方社會同意下接合點，持續處在動態平衡狀態，透過地租、
資本以及治理情境的滯慢變展，構建出維持棲息的基本交換條件。但是，這樣的「社 會同意」碰觸到什麼樣的警戒線，會掀起斷裂的危機呢？
從台北車站二樓空間的易主歷程與其所引發的社會評價，及至小印尼店家欲躋 身入主流社會競爭市場的敗北…等，這些經驗共同照映出小印尼的經驗嚴酷地檢視 著多元文化主義落實到城市空間實踐暴露出矛盾與侷限。想像自身作為建構全球城 市門戶的台北車站，在消費空間的篩選原則顯現出可被納入「品味」象徵的多元文 化外在表徵，並藉由台北車站特定區的室內、戶外空間逐步「淨化」的過程裡，一 方面點示著店家須如何將自身進行版本升級以符合空間篩選標準、獲得競爭權力，
另一方面將匿身在貧民窟般地區裡的多元文化進行淨化，以達至獲取改建後差別地 租的獲利目的。這種種反映的是：台灣____(空格裡填入治理機關也好，企業民營單 位也罷)必須奪回定義多元文化的主導權(hegemony)，至少在空間領域範圍所轄之 處上。因而，從特定的空間在都市空間被驅逐流移、以浮動地塊之姿遊牧於城市角
落的過程裡，我們可以看見不同主權如何輪番定義地方，進行領域化、去領域化與 再領域化的動態意義交互競逐。
小印尼內部社會包容多重族裔、公民身分、階級背景的人們，層次豐富的生態 多樣，也讓我們得以翻修過往對於族裔聚集地高度領域化、排他性強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並進而理解到這些所謂的排他性力量，是放置在哪些作用力襲擊下出 現的反作用力，只有剝開了這些作用性力量所帶來的壓迫經驗，才能更貼近脈絡地 理解「領域化」效應如何作為一種表面現象，而內部由於對於種族與階級的深刻經
小印尼內部社會包容多重族裔、公民身分、階級背景的人們，層次豐富的生態 多樣，也讓我們得以翻修過往對於族裔聚集地高度領域化、排他性強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並進而理解到這些所謂的排他性力量，是放置在哪些作用力襲擊下出 現的反作用力，只有剝開了這些作用性力量所帶來的壓迫經驗，才能更貼近脈絡地 理解「領域化」效應如何作為一種表面現象，而內部由於對於種族與階級的深刻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