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如何受到在地治理而產生日常生活 影響。
第三節 相關文獻探討
族裔經濟與飛地等相關理論，研究散落在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 不同領域裡，自發展以來即高度仰賴於實證經驗性資料的積累。透過這些分布在不 同地點的經驗資料，輔以作者自身觀點立場，對於田野經驗反映出跨國移民工在移 入國的異地適應模式與影響，衍異出不同的詮釋方式。
這些圍繞在移民工主體的經驗詮釋與研究關懷，在國內既有研究耕耘上，呈現 各主題理論化發展程度不均的情形，分別散落移出入國經濟-勞動政策結構、種族-階級主義下的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移民工主體化經驗與運動、社會網絡 與生活適應，以及族裔社群聚集地或移民社區。不過這些關懷取向，逐步勾勒出跨 國移民工遷移入台的的一系列跨國歷程。從跨國勞動力的政策性輸入脈絡、在地的 生產與再生產活動條件，並進而勾勒出這些提供勞動生活以外的自主生活面向。
以下，我將以三個子題整理既有文獻：首先，在「陌生人的異鄉生活」裡，透 過既有研究開展的視野所討論台灣移民工的引入脈絡，以及這樣的引入結構下，引 起接待社會對於異己相處的恐懼社會心理，可藉以了解移民工當成為異鄉的陌生人 時，生存環境的進退維谷結構 (這也反映了共同體形塑之暫時性與必要性)。其次，
在「飄忽的公民身分，反動的在地性」部分，我將進一步聚焦於既有文獻對於不同 公民身分的移住經驗，如何重構在地空間、甚而形塑出跨國社會空間。最後，我在
「抵抗或/與適應的都市培養皿」中，討論既有研究如何詮釋、解構這些因移民工生 命經驗而受到場所賦意的都市空間，存在於都市中的生存結構。
一、移民工的進退維谷結構：陌生人的異鄉生活
從 Sandercock(2003:115-25)比較美國、巴西、南非與歐洲的近代都市恐懼經 驗，我們可以一睹都市恐懼的根源及其所引發的都市效應。美國 1960 年代中期由 於後工業化轉型(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引發的「都市危機」，即中產階級白 人家庭的住居郊區化，而過往作為中心商業區(CBD)的內城(inner city)則因為擋不了 老舊衰頹之趨勢，而成為黑人或中南美裔貧窮移民集居區(ghetto)。因貧窮與生活困 頓引發的犯罪、毒品交易與暴力搗毀了公共文化，掀起人們對於日常公共生活的恐 懼 ， 這 個 階 段 形 成 Sharon Zukin(1995:38-47) 所 謂 的 「 都 市 恐 懼 制 度 化 」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rban fear)，進而衍生公共監視與安全措施制度，用以抑制特 定地區。在巴西聖保羅(São Paulo)，隨著 1980 年代失控的通貨膨脹引發的居住有數 百萬人的貧民窟(favelas)，城市結構裡的老中心區同時成為墮落惡化與縉紳化的矛盾 根源。出自於對貧窮與暴力犯罪的恐懼，這個大城市裡的中、上層階級開始築起一
座座圍柵社區(gated community)，直至聖保羅成為「圍牆城市」(a city of walls)。南 非開普敦(Capetown)的都市恐懼是透過 1994 年一連串將城市理性化的都市整治引 起，以紐約商業促進區(BID)為樣版標的，延續種族分離主義(apartheid)，透過驅離 非正式經濟小販、遊民、泊車小弟與非法移民們，促進城市的淨化與安全，刺激經 濟發展與消費誘因；這些官方論述透過「理性化地方」，使得白人對於都市內城衰敗 的恐懼焦慮獲得合法性，凸顯了另一類都市恐懼--恐懼種族權力易主、失去控制力 (the fear of losing control)。這三個例子的共同徵兆，凸顯於移入人口造成地方貧窮 與犯罪，以及主流群體暗自憂心主權易主。這些共同反映的就是透過種種理性化地 方的施策—貧民窟掃除(slum clearance)、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與監督安全機制。
最後一個例子在歐洲城市，敘說對於外國人、移民、外來者的恐懼，1980 年代 因勞動力補充興起的客工政策，具有強盛社會自由傳統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與荷 蘭，懼怕這些外來者的入侵將搗毀了過往城市的開明，尤其是薰陶在家父長制實踐 (patriarchal practices)與反對同性戀的穆斯林(Muslims)。藍領階級的社區與工業小 鎮居民們，害怕外來移民們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並前來瓜分有限的社會福利。較 傳統保守的市民們，則擔心這些來自雜異文化背景的移民們，奇怪的風俗(custom) 與生活方式擾亂了國家認同以及他們生活在國家裡的「如家」感；而這些反制恐懼 根源的作為，就是從移民/難民政策的緊縮著手。
東南亞移民工進入台灣的脈絡十分近似於歐洲城市的例子。我首先從移工談 起：自從 1980 年代台灣產業體質升級過程，雙元勞動市場的分化與國人普遍教育 與生活水平提高，導致底層勞動力的缺口浮現。在 1990 年代初7，政府一反 1980 年代堅拒引進外勞之態度，逐步開放申請外籍勞工、看護工政策。對於政府在外籍 勞工引入政策上的搖擺不定，普遍的詮釋為這種態度擺盪來自資方以產業出走(西進 大陸、南進東南亞)的籌碼，造成政府為求看守資本而執行客工政策的壓力(曾嬿芬，
2004；劉梅君，2000)。而曾嬿芬(2004)的研究中，曾以修訂就業服務法案的政策 辯論為文本，分析台灣的國族政治，如何自忖為種族高度同質性的社會，並進而建 立篩選「誰可以成為我們」的移民政策邏輯，基於補充勞動力而存在的「客工」的 非公民身分界定就此成型。范裕康(2005)進一步透過研究在台藍領移工勞動力市 場，以及跨國仲介在東南亞招募、選工與培訓過程，發現這個市場的建構，是由國 家化管制、種族化招募以及僱主對於可欲勞動力的積極追求共同形成。上述對於移 工移入過程的制度性耙梳與解構，提示了移工們在應聘來台工作過程被設想的「位 置」以及「對位」歷程：透過國家配額管制、國對國主權認可關係之變化，形構出 移工市場在不同國級版塊的急速膨脹與縮小，並且在聘雇方與仲介方種族化的想像
7回溯外籍勞工的引入歷史，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即有來自東南亞與中亞國家勞工（多為馬來西 亞、菲律賓與泰國）持短期觀光簽證入境台灣，以逾期停留方式在台打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1999；龔尤倩，2002)。由於 1990 年左右，國內公共工程 、營建業對於基層體力勞工 的大量需求，因此 1989 年首度以專案定額引進外籍勞工； 而 1991 年起，開始對製造業中特定 行業逐步放寬引進外籍勞工之規定，並於 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
7 與規馴下，進行國籍/性別與職業的「對位」。
而移民結構在東亞的移入國家中，則有性別化趨勢：由於 1980 年代以後，嫁 入台灣的東南亞女性日益增加，跨國婚姻(transnational marriage)的締結風潮也正式 催逼「商品化的跨國婚姻」興起。至 1990 年左右，印尼女性成為台灣外籍配偶裡 人數比例最高的一群(Suwendi and Yueh, 2007)。這些以女性為主、嫁給台灣男性的 婚姻移民(marriage immigration)往往極易成為背附著國族文化刻板印象的種族她 者；界於「類公民」以及「非公民(外籍勞工)」之間的模糊位置，必須同時肩負生 物性再生產(生育和教養)，以及社會再生產之任務(夏曉鵑，2002)。然而婚姻有些 時候也成為一種遷徙至異地工作的途徑，台灣的移民治理機構為了圍堵虛偽結婚(俗 稱假結婚)這些「與來台動機不符」的婚姻行為，並提高人口質素，一再築起「財力 證明」、「雙方面試」、「歸化考試」等公民檢測牆。這些婚姻移民來台後，相較於同 國籍的來台工作者，往往落入雖獲得較獲認可的公民身分、卻成為勞動力市場條件 下更無競爭能力的她者8。而在馬來西亞，從跨國勞動到跨國婚姻之間，擺盪的公民 權選擇顯得更加弔詭，來自印尼、菲律賓、緬甸和阿富汗等國的移工與在地人的結 婚時有所聞，並被冠上「便利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之汙名。1996 年九 月，馬來西亞戶政部(the Malaysian Home Ministry)更宣布，至馬國工作的阿富汗男 性若違反聘僱契約與馬來西亞女性結婚，不僅將取消其工作許可(work permit)，也 將此對配偶驅逐出境。上述這些由國家治理機構不惜以政策命令干預、介入親密關 係，並將「愛情婚姻」(marriages of love) 對抗「便利婚姻」(marriages of convenience) 作為正當化驅逐想定居工作的遷徙主體的藉口，此亦反映了面對移入人口的潛在敵 意與緊張(Healey,2000)。
從 Sandercock 所舉的四個例子裡，都市中恐懼因子從社會階層的貧窮，擴散至 對於「外來貧窮人口」的恐懼。而從東亞國家間的移民工人流經驗中，我們可以看 見這些移民工的異鄉生活是經由移入國方什麼樣的寄託與想望而得以實現，然後又 以什麼樣的統治結構予以框限。我們也可以讀出下列幾個趨勢以建構對於移動主體 異鄉生活的條件認識：首先，國家化管控客工流量、仲介種族化招募聘雇、以財力 證明婚姻的支持與自立能力、以真偽驗證婚姻的實質存在…等，共同反映出幾個趨 勢--以貨幣作為計算人如何作為跨國遷徙、進入另一國度的門檻與交換條件的資本 化遷徙趨勢。其次，這些大量的跨國遷徙特點，明確指出女性大量從家內進行境外 移動、成為旅居者(sojourner)，卻到了移入工作國度成為家內化的僱傭關係(Yeoh and Huang,1999；吳永毅，2007；林津如，2000；藍佩嘉，2005)。再者，接收既 無經濟資本、又欠缺知識背景的移民客工，造成移民政策縉紳化(gentrification)趨勢 --緊縮底層人流入口，大開白領人流之門。
8 參考報導：2008-04-27/聯合晚報/A4 版/焦點〈辛酸淚 外籍配偶 工作一天 400 元〉；2008-04-28/
聯合報/A13 版/財經/綜合〈沒勞保、沒加班費 移民婦女 新勞動底層〉
二、反動的在地性：公民身分與族裔身分的雙重失落
「公民身分(citizenship)」概念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裡，象徵革命性與民主性，
同時也象徵著保守與排除。它象徵某種賦予人的國族認同「資格」，據以附屬、協調 於其他不同的認同(如宗教、文化、家庭、性別、族裔、區域及這個制式身分規格下 應服膺的地域性法律…等)之中；另一方面，「公民身分」也侵蝕了過往以地方階層、
同時也象徵著保守與排除。它象徵某種賦予人的國族認同「資格」，據以附屬、協調 於其他不同的認同(如宗教、文化、家庭、性別、族裔、區域及這個制式身分規格下 應服膺的地域性法律…等)之中；另一方面，「公民身分」也侵蝕了過往以地方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