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教科書的對話

想像的「民族」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語言（Anderson，1999）。報紙與教科 書同為印刷品，同樣有以語言塑造認同意識的召集力。在戒嚴時期，教科書 的修改如憲法一般，因受錮於台灣當時處於嚴謹的國家控管體制，不僅難以 修改，且教科書自然而然成為國家、民族意識型態的宣傳品，教科書內容的 實際掌控權在國家。同樣地，媒體不僅沒有自由伸張的餘地，對於國家政策 或國家領袖的一舉一動，需抱持正面的報導視角，且三不五時宣傳政令。此 時期的媒體無法擔綱「第四權」的監督角色，也是國家霸權宰制的宣傳工具。

戒嚴後，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駛向正軌，過去受到宰制的意識型態機器 解除束縛，台灣媒體與教科書的發展，趨向民之所欲，反映社會內部的需求，

開始因應潮流有所變革。本文討論至此，發現兩者不僅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 發展指標，同時兩者在邁向自由的過程中，也有相互牽成的跡象。筆者整理 媒體與教科書間密切的關係如下：

壹、媒體與教科書發展

隨著民主化的腳步，台灣在政治、社會等各方面趨於開放，而台灣中小 學教科書也逐步由統編走向開放審定；在這一個趨勢潮流中，不僅教科書的 內容趨於解放，與過去教科書內容大相逕庭，著實是台灣教育改革的重大突 破。然而，教育的各項制度開放至今，過程必然也面臨到諸多困難，例如：

部分家長與民代提出恢復統編本的呼聲，或是關於教科書意識型態的爭議問 題等，都是教科書開放過程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教科書改革開放的背景為：政府遷台以來，政治實施戒嚴，教育在威權 體制之下，採取國家主義中央集權的模式控管，到1968 年，配合九年國民教 育的實施，國民中小學的教科書一律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到1988 年，政 府宣布解除戒嚴，在各界的輿論督促之下，台灣社會開始轉型，各層面的改 革呼聲不間斷，其中，要求教育改革的聲音自然也浮上檯面。同時，媒體也 因為戒嚴令的廢除，能夠較過去自由的發揮言論、出版自由，漸能成為與閱 聽人互動的「公共領域」角色。相較解嚴之前，媒體受桎梏的力量一舉爆發，

此後更能有自由意志選擇報導立場，也更能對公共事務抱持相反意見，當然，

對於重要新聞事件，更能完整的跟隨報導。

因此，對於解嚴後的教育政策的變革，不論是民間訴求遊行、重大政策 變革，甚至是教育改革後浮現的問題，如：政治意識型態議題等，媒體大抵

都能即時報導。尤其是過去絕對敏感的問題－教科書政治的議題，媒體截至 目前為止的報導趨向，不見過去受到國家掌控情況般小心翼翼，而是以自由 意志或是順延社會潮流報導類似議題。

綜上所言，筆者以為媒體與教科書發展的趨勢是息息相關的。不論是教 科書政策的制定程序、教科書發展的趨勢，甚或是教科書內容的各方面討論，

都能透過媒體報導，進而使閱聽人即時跟隨國家政策脈動。而媒體所提供的 公共論壇討論空間，更能讓閱聽眾抒發己見，以自由意志討論以及發表正反 面言論，此一互動關係，確實也讓民眾透過媒體為媒介，更貼近國家政策的 發展。

貳、媒體與教科書政治

教育政策的決定，背後往往隱含有意識型態的因素（蔡璧煌，2008）。寄 託在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不僅是在為某一群體服務，而且也是整個權力結 構為了達到合法化與社會控制等目的而必要施行的手段。解嚴前的國民政府 對於教科書意識型態的操控，的確有明顯的意圖灌輸人民固定的思想型態，

當然，整個教育體系如國家機器，既不接受人民公開討論、辯論，也難以因 應時代潮流有政策上的重大變革。當然，解嚴期間，統治階級擁有絕對強大 的力量控制社會上的眾多霸權機器，將其意識型態灌輸到公民社會，以限制 社會各方對政府權威的挑戰；但如葛蘭西的看法，他認為即使統治者對社會 進行單一且嚴厲的思想或行動控制，卻很難保證或有自信能夠完全壟斷其他 意識型態的活動，或是能完美的掌握其所宣揚的意識型態擁有絕對不敗的地 位（蔡璧煌，2008）。

在戒嚴期間，同樣淪為霸權工具的還包含媒體；在黨國威嚴體制掌控下，

幾近沒有機會伸展所謂的新聞自由，更遑論刊登質疑政府的相關意見。是故，

在只能附和執政當局的情況之下，媒體少有批判，也就「自然而然」的迴避 敏感的政治議題。但自從台灣政治展開劃時代的變革之後，媒體所扮演的角 色完全與台灣閉塞嚴肅的時代不一樣；媒體開始有選擇報導立場的自由。因 此，解嚴後的台灣，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角度是否中立客觀，在新聞倫理上 一直是一個爭論的主題（倪炎元，2005）。也因為媒體擁有主導報導立場的絕 對主權，不只是「反映真實」，甚至是「建構事實」的「再現」模式，過去敏 感的政策議題、意識型態議題，得以在媒體建構的公共場域中，獲得檢驗與 批判。

基於上述論點，過去所謂的「敏感話題」在台灣社會逐漸解禁，時至今 日，媒體是影響台灣社會動向的重要推手，也可說是影響台灣社會對於政治

或意識型態特別關注的潮流趨勢。要之，針對教科書議題，什麼內容是教科 書主要關注的新聞點，自然就是教科書與政治間的糾葛；糾葛的爭論點包含 教科書政策、教科書意識型態等等。筆者在本章所引用的媒體關注教科書變 革的報導，凡是涉及到意識型態的辯論，教科書便很難只是純粹的教育問題，

更廣泛的討論到台灣特殊的歷史共業、社會內部的意識型態結構、甚至是政 客所炒作的議題。尤有甚者，媒體透視了台灣內部種種的差異性，針對諸如 此類的報導，便能輕而易舉的引起喧然大波。

對於媒體對教科書政治的報導面向，還有一點必須討論的，就是媒體的 報導立選擇。基本上，媒體在處理新聞的過程，容易將不再擁有優勢的新聞 對象污名化、刻板印象化甚至標籤化（倪炎元，2005）。以目前台灣社會內部 對於大中國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看法仍有分岐意見的情況之下，媒體明顯不 再絕然歌頌大中國意識的好，相對的，透過媒體，台灣主體意識反而多了更 多討論與發展的空間。

參、媒體、社會與教科書

對於處在自由民主時代的台灣媒體，相較過去黨國時代的密切控制，媒 體著實取回更多的自主權，不論是在取材或報導角度上面。除此之外，在資 本主義社會之下，媒體對於「利潤」的考量是更斤斤計較，在吸引閱聽人的 注意力以及「廣告」的青睞，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是故，關於媒體與社會 的關聯，則不免俗的考量何種領域的報導將會如何吸引廣大的閱聽眾；在政 治報導領域中，媒體會認為某些機構比較「重要」，較具有「新聞價值」，於 是經常環繞在某些機構或議題周遭並且伺機而動（Negrine，2001）。這些較 重要的機構與議題，諸如：政治機關、司法機關、警察局等；較重要的政治 議題則是：國家意識型態的爭論、政黨口角或是議會過程的重大糾紛等。同 時，媒體對於某些政治議題的關注程度，也負有將社會大眾與政治議題串連 的重要任務。

在媒體關注教科書意識型態議題報導的過程當中，表面上，媒體「天性」

對於政治意識型態議題本來就具有高度的興趣，但本質上，媒體可是有教育 大眾的使命。誠如Negrine（2001：8）所言：

政治不應被看成是大眾傳媒從外面加以「影響」的制度，因為大眾傳 媒事實上在其間扮演了某種決策性的角色，如付予事件特別的意義，

設定公眾辯論的議程，以及形塑某種社會氣氛等。

回顧媒體對於《認識台灣》教科書（特別是歷史篇）的一連串報導，媒體所

要表達的不僅是事件本身的過程，更多時候強調的重點在於台灣社會意識型 態的多元發展；過去一元獨霸的大中國意識型態感到危機感，此威脅是來自 於另一股發源且成形於台灣本土內部的意識型態。媒體藉機教導社會大眾更 多不同的可能性，社會不再奉過去教科書所教導的大中國意識型態為圭臬；

多數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傾向於以「多方呈現」報導兩種認同意 識，如此的報導手法也承認台灣內部存在著異議。不只是1997 年的國中歷史 教科書中意識型態的爭議，其後的高中歷史課綱變動也掀起另一波教科書意 識型態熱烈的討論；其針對台灣史與中國史的課文敘事手法（歷史觀點）、授 課時數等問題有多方的討論，爭議的出發點則是如處裡《認識台灣》教科書 新聞事件手法般的以教科書政治觀點切入。

基本上，媒體在對任何一個政治議題的討論過程中，其所影響的對象不 只是社會大眾，更甚者，其更擁有某一程度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媒體做為 一個敘事者，以第三者的分析觀點，賦予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提供大眾參 與教科書內容討論的公共空間。故，近年來陸續上演的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 更改以及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的修訂過程中，甚至一些零星的課文內容的意識 型態爭議事件，都可以透過媒體的報導，使閱聽人更能接近社會、掌控政治 發展的脈動。媒體抓住了社會、政治變遷的步調，再進而使閱聽人透過媒介

基本上，媒體在對任何一個政治議題的討論過程中，其所影響的對象不 只是社會大眾，更甚者，其更擁有某一程度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媒體做為 一個敘事者，以第三者的分析觀點，賦予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提供大眾參 與教科書內容討論的公共空間。故，近年來陸續上演的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 更改以及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的修訂過程中，甚至一些零星的課文內容的意識 型態爭議事件，都可以透過媒體的報導，使閱聽人更能接近社會、掌控政治 發展的脈動。媒體抓住了社會、政治變遷的步調，再進而使閱聽人透過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