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協力？媒體與台灣主體性

每一份報紙在到讀者手中時，都是一系列選擇的結果，包括什麼應該 付印，印在哪個位置，每則新聞應佔多大空間，以及各應以什麼為重 點。這裡面並沒有客觀的標準，只有傳統的慣例（Ralph Negrine，2001：

156）。

筆者在本章之初即提及媒體與某特定立場的關係；「某特定立場」分別是 政治立場、意識型態立場亦或是對某新聞的處理態度等。本章所討論的媒體 對於教科書政治的處理立場，已然不是純粹的教育問題，當媒體涉及複雜、

龐大利益的意識型態或政治的領域，早已不再是「中立」的。一般吾人都同 意，新聞必然受到某種影響，因此必然有其「偏見」（Negrine，2001）；媒體 除了傳遞新聞的價值，以及對於價值的判斷之外，還會引導我們朝著被媒體 定位為「重要」的方向思考。既然沒有客觀的存在，對於某意識型態的報導 態度，便不可能持著超然的立場；隨著解嚴後的台灣社會變遷，媒體與教科 書中台灣主體性間的關係，發展趨勢是支持呼應亦或是對立不贊同。實際上 存在著「主觀」判斷的新聞報導，媒體對於相關事件的立場表現，是本節中 欲討論的重點。

壹、傳播媒體與台灣主體意識

一、台灣媒體與意識型態

從 Gramsci 的觀點來看，透過對政治與意識型態工具的運用，一個階級 壓過其他階級並獲致統治權，就是「霸權」的過程。Gramsci 認為，政府是 形成壓制力量的始作俑者，統治者透過對市民社會的掌控，如：家庭、學校、

教會等各種社會組織的運作，才能使被統治者在意識型態上與統治者一致。

但若以媒體結構主義者的論點出發，其對於媒體與意識型態間的關係是以「意 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方向來研究；媒體與觀眾間的關係被視為是一種召喚

（interpellation）的過程（朱全斌，1998）。該學派認為，傳播媒體提供特定 的理念與思想讓閱聽眾找到認同對象與中心思想。每天媒體都注入像國家主 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道德主義等思想或理念給人民，因此人民會被「召 喚」，形成一種自我認同的特定形式。

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觀點中，傳播媒介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朱 全斌，1998）。傳播媒介能夠向廣大的群眾散布特定的理念，同時排除掉一些

相左的言論，因此能夠幫助統治階級順利的鞏固既有的霸權地位。當人們只 能接觸單一的意識型態論述時，自然就會傾向於認同當權的統治者，因為多 數人們缺乏可以吸收其他相左的意識型態以及反抗政府的途徑。這樣的思考 邏輯，可以與戒嚴期間的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型態相對照。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增強所謂「中國意識」

的意識型態，傳播媒體在國民黨的掌控之中，擔任著「潛移默化」的任務，

包含中國歷史、地理或是儒家道統、民族淵源等，藉由傳播的管道，經年累 月影響人民的意識。此時，日本文化、共產主義與台灣本土的地方方言，被 視為是威脅國民政府繼承中國文化與在台灣統治的正統性，於是，做為政府 政策代言人的媒體，總是壓抑或是將之排除於民眾的認知之外。過去的國民 黨政府為了合理化的持續掌權，建構了一個有關國家的歷史論述，同時透過

「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將中國意識滲透到人民的生活經驗當中。「意識型 態國家機器」除了教育之外，尚有本單元欲討論的媒體機構，在臺灣人民權 利與權力遭到壟斷的極權時期，媒體合理的型塑「我是中國人」的思考邏輯，

在戒嚴時期是不容質疑的存在。

在解除戒嚴以前，政府與政黨的控制，是臺灣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解 除戒嚴前，雖然政府並未對報紙實施出刊前新聞檢查，但鼓吹台獨、批評國 家元首及宣揚共產主義等題材卻是新聞報導的禁忌，因此報紙的報導自由是 受到若干限制的（羅文輝，1993）。戒嚴時期的媒體自由不僅受到壓抑，在 大環境之下，不但無法扮演監督政府、政策的「第四權」角色，更多時候卻 是在為領袖、政府形象、某特定意識形態（如：民族意識、政治意識等）做 正面的形塑行為。當然，此時期的媒體的確無法施展「中立」與「客觀」的 報導立場，向閱聽人反映真實世界；它向我們呈現的是它所理解的世界，亦 或說是執政當局強迫媒體或閱聽人「應該理解的真實世界」。解嚴後，報紙 享有的新聞自由顯著提昇，報紙有鼓吹台獨與批評國家元首的自由，且對中 國大陸及其他共產國家的報導等過去的各種政治報導的禁忌均已不存在。

因此，「霸權」不是單獨不變的個體，它具有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而且 需要不斷的更新、再創與辯護（朱全斌，1998）。透過台灣政治環境的大移轉，

這樣的情況產生兩種可能的變化：其一是當相左的言論或思想出現時，媒體 會將它融合，用來取代原本的主流意識型態；其二是原本堅固不移的當權者 統治地位受到質疑，不再處於權威的地位。因此，統治者必須不斷的努力以 取得人民的認同，才能維持霸權的地位。過去國民黨政府也面臨到如此窘境。

國民政府從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絕對中國意識」演變成一九七○、

一九八○年代的「變通的中國意識」，直到一九九○年代的「變通的台灣意識」

（朱全斌，1998），隨著政府統治方針的調整，以及台灣在一九七○年代所面

並沒有解除，但隨著前述三個時期國家統治手腕的變動，媒體遭受控制的強 度有不一、也有逐漸鬆綁的趨勢。

回顧自一九七○年代起，台灣民間開始有雜誌出刊，訴求民主自由，但 真正媒體完全鬆綁的情況，始自解嚴之後，過去嚴禁的言論、出版、集會與 結社等自由，不再禁錮於過去牢固的黨國體制與戒嚴令，民主國家的自由體 制愈趨開放。戒嚴期間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是否仍 合作無間？答案可能不再是絕對的。此時的媒體，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貢獻 不在話下；媒體開始提供民眾公共領域，發表、交流，使民眾的政治生活活 絡起來並且產生了變化，政府體制必須透過媒體系統，得以推廣政策、宣揚 文化，相對的，也受到媒體的監督。總之，在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氛圍之 下，媒體因擁有推動社會內、外部的決策力量，不僅賦予某事件的特別意義，

還可以設定公眾辯論的議題以及形塑某種政治氛圍。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意 象，是「真實」而非「虛構」；對於媒體本身立場而言，其報導的視角可信度 也 許 會 受 到 挑 戰 ， 但 對 於 報 導 事 件 發 生 的 過 程 ， 則 是 較 少 受 到 質 疑 的

（Negrine，2001）。不過，媒體所擁有的獨立支配社會體制變動的力量倒也 不是絕對的，通常媒體還必須與當權者、社會上某強大力量或是某主流民意 互相合作，才能進而影響與改變社會的運作。當今台灣媒體的角色便是如此，

既具有對社會潮流影響的力量，卻也相對尊重主流民意並受其影響；既是宣 傳政府政令、政策的有力工具，卻也扮演監督政府的第四權關鍵角色。

二、台灣媒體、教科書與意識型態

就本章分析的教科書改革引發的風波來看，爭論的焦點與媒體報導的主 要重點在於史觀與意識型態的差異，且爭論的原點是原本就存在於台灣內部 社會的「本省人／外省人」、「台灣主體意識／大中國意識」等對立的分類意 識。從筆者在第三章所論及的台灣主體意識發展的沿革脈絡裡，可以發現台 灣本土意識自一九七○年代開始挑戰主流的中國意識；而1997 年，第一本有 台灣主體意識觀點的「台灣史教科書」始正式進入國家文化與正式的教育體 制中。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抗衡過程並不是具體、有實際犧牲者的流血衝 突，兩造在角力的過程也非一朝一夕便可高下立判；但卻在一些領域中，可 以嗅出兩種勢力互不相讓的火藥味。《認識台灣（歷史篇）》引來媒體的持續 追蹤報導，象徵兩股勢力的消長是台灣內部近年持續熱切的進行，而教科書 則是繼「鄉土文學論戰」後，成為兩派陣營擁護者互相攻訐的重要場域之一。

對於媒體報導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改革過程中，不論是教科書本身或是 課程綱要制訂過程中引發的各界質疑，其中隱含或彰顯出來的台灣主體意識 與大中國意識的角逐或拉扯，媒體報導的「視角」（也就是報導切入的角度），

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傳播媒介對於一國之文化認同感的建立特別有幫助（朱 全斌，1998）；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媒體形塑與人民形影不離的「公共生活」，

提供閱聽人一個共同的經驗。如此，具有相同記憶的人們也傾向於擁有相似 的歷史記憶，這在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認同感的形成上是很重要的。

當政治人物與學者等各界人物熱切關注《認識台灣（歷史篇）》出版的過 程，台灣媒體也熱切的以意識型態、教科書政治等新聞視角切入報導。透過 各家媒體以不同報導立場的過程中，喚醒閱聽人的「歷史的記憶」，只是以台 灣特殊的歷史背景，這個「歷史記憶」可能不是單一和諧的記憶，而是兩股 不相容的對立立場。以當時台灣的社會來說，媒體公開報導與討論「台灣主 體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兩種意識型態間對立關係，且紛擾持續近兩個月 之久，應是教育界、政治界與媒體界的頭一遭。《認識台灣（歷史篇）》的問

當政治人物與學者等各界人物熱切關注《認識台灣（歷史篇）》出版的過 程，台灣媒體也熱切的以意識型態、教科書政治等新聞視角切入報導。透過 各家媒體以不同報導立場的過程中，喚醒閱聽人的「歷史的記憶」，只是以台 灣特殊的歷史背景，這個「歷史記憶」可能不是單一和諧的記憶，而是兩股 不相容的對立立場。以當時台灣的社會來說，媒體公開報導與討論「台灣主 體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兩種意識型態間對立關係，且紛擾持續近兩個月 之久，應是教育界、政治界與媒體界的頭一遭。《認識台灣（歷史篇）》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