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與教科書 - 台灣與中國意識在國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角逐

無須說，瓦其拉武當然也動用了一切官方民族主義的政策手段了：國家控制下的初級義務教育、國家組織的宣傳活動、官方的歷史重寫、

軍國主義－不過此處意在展示，而非真正實施軍國主義－以及沒完沒了地再三確認王朝和民族本為一體（班納迪克．安德森，1999：105）。

壹、霸權與意識型態

意識型態是一種潛在的假定與習焉不察的理論，或是理所當然的世界觀，而這一種假定、理論或世界觀往往代表某一團體的利益，並且將這一團體的利益合法化、正當化的過程，而這就是筆者在這一章節欲探討的「文化霸權」的核心概念。所謂的核心概念包括：「哪些觀點被呈現出來，便是哪些團體擁有權力？」、「什麼知識最有價值？」、「教科書隱藏了某些事實，淡化了某些觀點，增刪了某些史實」，凡此種種都是意識型態的作用，而主導著強勢意識型態的背後推手便是「文化霸權」。

Gramsci（1988）的「霸權」並非專指文化霸權，但因其在文化霸權理論上有較多獨特的見解，再加以一九二○年代以後逐漸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關注文化問題，因此，Gramsci 的文化霸權理論就受到特別多的闡發（陳昭瑛，1995）；在這裡，筆者引用Gramsci 意指的「文化霸權」，本意便是「智識與道德上的領導」，其涵義可以細分為：

一、就過程而言，文化霸權是取得統治（支配、宰制）權力的歷程。

二、就結果而言，文化霸權是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諸種關係的總和。

就第一種涵義來說，統治團體建立一套「社會的－道德的」（social－

moral）語言，使個人對某事實或某事件的認知逐漸被該使用語言的方法與意義引導，藉由此種方法，來達到支配的目的。因此，統治者經過學校與媒體的教導與報導，社會大眾將逐漸改變他們對於社會事實認知的態度（譚光鼎，

2000）；也就是說，文化霸權經由特定機構（如：學校、媒體、圖書館、宣語等）將特定意識型態內化於人民心靈，逐漸消除了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對立，

使社會中的個體自動順從。

第二種涵義則是「智識與道德的統合體」。經過教育的融合與鑄造，文化霸權成為「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與藝術的綜合體」（譚光鼎，2000），此涵意強調文化霸權是一個不斷運作的權力結構，與社會階級或社會團體間形

其間的強勢權力。總而言之，文化霸權是統治階層建立的權威，擁有支配與領導的能力。

再依文化霸權行使的模式來解釋，其模式之一便是必須掌握教育和法律制度；國家在行使文化霸權並非全然靠著強制性的力量與軍隊，文化霸權也在民主的議會政治中，發揮很大的影響力。準此，即使是民主國家，它也可以透過「民主的過程」，以「國家」的名義，推廣「正確的」知識與思想；而這便是Gramsci 所言，國家的教育體制會想把「集體的意識」「硬塞」給現在的「民族」成員（波寇克，1991）。即使國家教育體制所「硬塞」的知識並不完全等同於一般人在社會中所獲得的文化或是民族認同等普遍觀念，但對葛蘭西來說，文化霸權的領導會生產一種其他從屬團體或社會大眾都能接受的世界觀、哲學和道德看法，如此該知識會自然而然、理所當然為大眾接受。

進一步言，他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結構區分為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前者指的是國家強制的機器，如：軍隊、警察、監獄等暴力手段，後者則是指政黨、教會、家庭、教育等意識型態的掌控。上述即為國家為達到控制人民所使用的兩大利器（蔡璧煌，2008）。就 Gramsci 的觀點，意識型態在公民社會中，必須建構在「同意」（consent）與「勸誘」（persuasion）上，透過意識型態的信念體系，明確表達霸權的概念，這就是所謂「智識與道德上的領導」；

經過統治者使用的手段（教育、媒體等）的融合與鑄造，文化霸權的意識型態得以控制日常生活對話的意義，設定社會生活的程序與規則，並排除對立與規則（譚光鼎，2000）。

貳、霸權與教科書

然而，文化霸權與教科書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教科書是政治的產物，也是經濟的產物；教科書政策不僅是經濟政策，

也是文化政策（Apple，1993：44）。

霸權是統治階級建立的權威，且擁有支配與領導的能力。準此，在一個國家裡，便是要透過某種管道與手段建立他專屬的文化和意識型態；Gramsci 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想要創造並維持某種型態的文明與市民，想要消除某些風俗習慣而鼓吹其他風俗習慣，那麼，法律和教育是最有效的工具（陳昭瑛，

1995）。文化霸權意味著統治者使被統治者心悅誠服的接受一套價值或是意識型態，被統治者在其中受到影響與感化；文化霸權也在先進國家中，透過教育與大眾傳播管道或隱或顯的影響與宣導。Gramsci（1988）進一步強調，統治者施展文化霸權以及建立特定意識型態的場所，主要都在學校中進行，他把「教育關係」（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視為「政治關係」（ political

relationship），也就是「霸權關係」（hegemonic relationship）；所有的「霸權關係」都必須是「教學的關係」（pedagogical relationship）。基於「文化霸權」

的基本理論，眾多學說與學者對於學校活動中不可或缺的教科書，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大都傾向其是一「非中立的」產物（石計生，1996；

譚光鼎，2000；莊淑琴，2002）。因此，探索教科書的深層結構－也就是藏身於中的「意識型態」，便能了解國家灌輸意識型態的霸權過程。

就現代國家而言，國家為了獲得統治權力的正當性，促使國民順從，大多深化教育（學校、課程、教科書等）和文化機構（媒體、圖書館、博物館等）的操控，其作用無非是進行意識型態的灌輸，目的則是在於把分歧的意識化為熱切認同的情感，把相異的態度化為一致的共識。從「霸權與教科書」

的角度來看，我們可以說文化霸權與知識間的關係是一種政治社會化的關係

（譚光鼎，2000；蔡璧煌，2008）；易言之，課程與教科書內容必須有目的地選擇特定文化符號來反映文化霸權所欲傳達的意識型態，而文化霸權也就關鍵性決定了知識的範疇。再進一步言，文化霸權一面設定文化材的價值判準編制課程與教科書，另一方面則是運用教學、評量、生活常規，教導霸權文化與意識型態。意識型態在文化霸權巧妙合理的運作下，轉化為圖文形象而成為「教科書」，課程就是意識型態的再製工具。因此，不論是教科書的內容、

形式、語法等都不再是價值中立的原因，因為是意識型態的有意安排，其中都充滿了價值的判斷。以 Gramsci 的觀點而言，國家必須透過教育關係而建立一個「倫理－智識」的領導，而這便涉及到政治社會化的觀點。譚光鼎（2000）

綜合多位學者的共識，觀照台灣的國民中學教科書，以語文科教科書與社會科教科書的政治社會化功能最明顯。也就是說，上述類型的教科書，受文化霸權宰制與遭灌輸某些特定意識型態最為突出。

林偉立（2004）透過歷史資料之蒐集，了解政治與教育密不可分的關係；

對於漢文化在台灣歷史環境演變過程中占主導地位之原因是否全由統治階級所支配的、台灣政治主導教育政策發展是受世局多變的影響抑是統治階級的霸權心態使然、台灣在逐漸進入後現代政治環境中，統治階級更須落實文化霸權思想，始能在領導權上取得正當的權力等探討皆有所見解。其認為台灣在解嚴前的霸權統治意圖甚為明顯，為塑造統治的正當性，動員與教育民眾投入反共抗俄的行列，教育為政治服務是必然的趨勢；而如何強化民族精神教育以及國家認同等意識型態的灌輸是首要之務。依據文化霸權的觀念，討論歷史教科書與意識型態間的關係的過程中，官方的宰制是決定教科書中意識型態的重要推手，歷史教育是增強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及強化團結合作精神的重要手段。例如教育政策的制定、教科書內容的變化與改寫，便是統治者行使文化霸權灌注或宣揚特定意識型態的手段；統治者在教科書中「有目的的述說」或是「意有所指」，其如何呈現則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誠如語

藝批評概念所言，如何進行敘事忠實性的評估，便是將研究文本置於歷史演變、社會脈絡等時空背景中判讀，以有利於研究者更能釐清與解釋。職是之故，分析教科書內容演變就必須將台灣特殊的政治背景、歷史發展與融合的文化特色同時考慮進去，才不致使研究結果失去信度與效度。

經過上述的討論，可以得知：文化霸權穩定的基業須靠教育的運作，而教科書是教育過程中不可或缺的要角。還值得探討的是，文化霸權是如何運作，以形成一股能左右教科書內容的力量，其所必要的促成條件，包括：群眾的應許、知識份子的協助等。文化霸權係透過群眾之同意而獲得它的正當性，而群眾的同意又是經由意識型態的作用而促成。國家傳播文化霸權必須透過教育管道，運用各種象徵符號（語言、圖文）去揭示意識型態，因此，

使此類意識型態取得教科書中合法化的地位，便有賴選取教科書內容以及編輯教科書的知識份子。霸權既是一種教育關係，文化霸權在教育活動中就得以呈現為「知識」。若從政治社會化的角度而言，一個社會的政治價值、規範與秩序，因而得以持續與傳遞（蔡璧煌，2008）；換言之，知識依附於霸權，

霸權決定了知識的範疇。故不論是「台灣主體意識」或「大中國意識」，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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